元代海上瓷器貿易的規模與特點（第二屆中國考古學大會公共考古講座紀實）

社科院考古所中國考古網

10月22日晚上七點，“考古·發現”學術系列沙龍即第二屆中國考古學大會公共考古講座“元代海上瓷器貿易的規模與特點”在電子科技大學清水河校區學生活動中心舉行，由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秦大樹教授主講。講座由電子科技大學的學生代表主持。

秦大樹教授開篇先介紹了中國古代大規模海上貿易的概況：中國古代大規模的海上貿易大體始於8世紀後半葉，從此相沿不斷，直到20世紀初期。但在這一千多年的時間裏，外銷的規模和範圍並不是平穩均衡發展的，而是波浪式的發展，既有高潮，也有低谷，外銷的規模和範圍在不斷變化，貿易的船貨則更加呈現出明顯的時代特點。14世紀前半葉的元代後期，正是中國古代海上貿易的一個高峯時期，是大航海時代出現的16世紀以前外銷規模最大，範圍最廣遠的時期。

這次講座將通過對亞洲到非洲的幾個典型遺址中出土中國瓷器的梳理和研究，探討元代的海上貿易大環境和瓷器外銷的特點。

一，從海外遺址看元代瓷器外銷的規模和特點

講座現場

秦教授介紹到，通過海外發現的中國陶瓷發現，北宋中後期到南宋中期（11－13世紀初）是海上貿易的低潮時期，特別是馬六甲海峽以西的地區，儘管從南中國海到環印度洋地區的貿易始終在持續進行，並且還有少量的發現，但規模上卻較小，這些零星的資料不能支持大規模海上貿易的水平。海上貿易再度興起於13世紀中葉以後，並得到快速的發展。14世紀前半達到了高峯時期。

隨後，秦教授分享了肯尼亞馬林迪老城遺址出土11世紀廣州西村窯瓷片、埃及福斯塔特遺址出土的11世紀前半葉越窯瓷器、埃及福斯塔特遺址出土11世紀耀州窯瓷器、埃及福斯塔特遺址出土12世紀景德鎮青白瓷、埃及出土廣州西村窯夾耳罐的圖片，表明11世紀中葉到12世紀末仍然有一些重要的中國瓷器銷往印度洋地區，但強調這一時期中國瓷器發現的數量很少，只在一些非常重要的遺址裏有少量發現。

1，東非肯尼亞出土元代中國瓷器的規模和特點

通過對肯尼亞沿海地區出土中國瓷器的調查可以看到，經過北宋中期到南宋中期（11—12世紀）中國瓷器輸往印度洋地區的低潮時期，從南宋後期開始，東非發現的中國瓷器再次進入了大規模的增長時期，尤其以元代的輸出量最大，器物的品種主要是龍泉窯青瓷，少量的景德鎮產青白瓷和福建地區的青瓷器和青白瓷，也有少量景德鎮產精美的元青花和釉裏紅產品。元代到明初的輸出品主要是龍泉窯瓷器。根據對肯尼亞沿海地區中部的格迪古城出土中國瓷器的統計，元代早中期龍泉窯瓷器佔了該期出土中國瓷器總數的88.58％；元代末期到明代初期佔該期總數的83.87%，明代早期佔瓷器總數的99.32％。可見環印度洋地區的市場更認同龍泉窯，也表明商人們會把較精美、優質的器物運往遠端市場。

2，中東地區：以埃及福斯塔特遺址出土的中國瓷器爲例

尼羅河東岸的舊開羅城——福斯塔特（Al-Fusṭāṭ）遺址，是阿拉伯人在非洲建立的第一個聚居區，是伊斯蘭地區除了中心王朝都城巴格達以外的一個文化發達、財富集中和具有強大政治權力的中心，其影響輻射到北非、東非、阿拉伯半島、兩河流域和地中海的東岸地區。福斯塔特城在第二次十字軍東征時，於1167年被阿巴斯王朝（黑衣大食）自毀，戰後建立的阿尤布王朝曾試圖重建此城，但再也沒能恢復到戰前的繁榮水平，直到14世紀中葉放棄此城，在今天的開羅重建都城。

13-14世紀是福斯塔特作爲貿易都市和政治中心的衰退時期。而此時中國瓷器卻大量發現，數量遠遠超過了10-12世紀，這恰恰表明13-14世紀的貿易規模進入了一個新的高峯時期。儘管福斯塔特的貿易地位有所下降，但興盛的貿易大環境使這裏依然大量出土了以龍泉窯爲主的中國瓷器。

3，東南亞地區：以新加坡的考古發現爲中心

14世紀，新加坡取代南岸的舊港（Palembang）成爲控扼馬六甲海峽的重要港口，是中國陶瓷輸向環印度洋地區和東爪哇滿者伯夷國（Majapahit）的中轉站，考古發現表明，至遲到13世紀末至14世紀初，這裏已經產生了豐富的交易活動。新加坡考古發掘出土的14世紀陶瓷器數量驚人，約4噸，其中將近半數是中國陶瓷。

通過對經過多次考古發掘的富康寧遺址出土的中國瓷器的統計分析，在出土的中國瓷器中，青瓷數量最多，據1989年的統計數據，福康寧遺址出土了8756件中國瓷片，其中有5862件爲龍泉青瓷，佔67%。景德鎮窯產的青白瓷和白瓷數量居其次，還有少量的青花瓷。14世紀大量湧入新加坡的中國陶瓷，無疑是這一時期中國——東南亞海上貿易活動繁盛的見證。

4，東亞地區：日本九州、沖繩出土的元代中國瓷器

13—14世紀，日本九州發現的中國陶瓷在使用的廣泛程度上十分突出。不僅在著名的貿易集散地——博多遺址羣和大宰府遺址中仍有發現，還遍佈九州地區的大小的數百處遺蹟點。經過對沖繩出土的13-14世紀中國陶瓷時代和產地的統計分析可見，14世紀中葉前後，輸往沖繩的中國陶瓷的品種明顯出現了變化，從較爲單一的福建地區產品，變爲與環印度洋和東南亞的其他地區較爲相似的品種組合，到達了高峯時期，產品的佔比與東南亞地區的情況類似，龍泉窯產品所佔的比例超過一半，伴出的其他器物以福建地區的產品爲多。

二，幾條南宋末到明初的沉船中出土的中國瓷器

從各地古代遺址中出土的中國瓷器，與發現的這一時期的沉船中出水的器物比較，可見遺址中的器物表現出全面性，而沉船中的船貨表現出相對的單一性。

爪哇海沉船目前已打撈出水約9950件陶瓷器。通過對其裝載瓷器的分析，此船應是1316年從福建沿海的港口出發的，所以具有比較單一的福建地區窯口的船貨。

圖裏昂沉船靠近於新加坡海岸，歷史上曾遭到破壞，只打撈出水了部分船貨。目前所見到的中國陶瓷主要有兩大類：龍泉青瓷盤和蓋罐，廣東產褐釉大罐和盤等。並沒有見到景德鎮窯口的青白瓷或青花瓷以及福建地區的產品。

講座現場

新安沉船的船貨具有這一時期海上貿易產品的典型特點。據《新安海底遺物（綜合篇）》的報告，新安船的載重量在200噸左右，其最主要的貨物是中國陶瓷，有青釉、白釉、青白釉、黑釉及乳濁釉、白地黑花等瓷器品種。新安沉船打撈出水的22040件遺物中，20691件是陶瓷器。其中有20661件是中國陶瓷，約佔整體打撈遺物總量的94%。在中國瓷器中，青瓷器共計12359件，約佔出水中國陶瓷的59.81%，白瓷和青白瓷5303件，約佔25.67%，黑釉瓷與乳濁釉瓷694件，約佔3.36%，餘下應該是釉陶質、陶質包裝罐。在青瓷中，有12300多件產自龍泉窯，約佔中國瓷器的59.53%。

從對中國陶瓷的統計數據看，新安沉船中以龍泉窯瓷器爲大宗，與東亞、東南亞遺址中出土的中國瓷器中龍泉窯所佔的比例大體相同，略低於環印度洋地區的古代遺址出土的龍泉窯瓷器。表明新安沉船與元代後期海上貿易船貨的總體特徵相符。

三，從遺址和沉船出土的中國瓷器看元代瓷器外銷的特點

通過集中梳理了從東非、中東、東南亞到東亞幾個重要遺址中出土的中世紀的中國瓷器的情況，所據均爲考古發掘資料，特別是對有條件的遺址進行了統計分析，瞭解了元代瓷器在較長時間段內發現的中國瓷器中所佔的比例。從中瞭解到了元代，特別是14世紀前半葉海上貿易，瓷器外銷的情況，得出這時段的幾個主要特點。

第一，從中國瓷器開始大規模外銷的8世紀中葉以後，海上貿易經歷了幾次發展的高峯時期。元代是最重要的一個高峯時期。

第一次高峯時期大體在9-10世紀，外銷的範圍廣遠，東亞、東南亞、西亞、中東到東非都發現了這一時期的中國瓷器，儘管數量不多，但貿易的範圍在此後的上百年間都沒有突破。品種覆蓋了中國南北方的衆多窯場。

11-12世紀是外銷的低潮時期，特別是馬六甲海峽以西的地區，少見這一時期的產品，東亞地區發現的這一時期的產品在規模上也無法與隨後的高峯時期相比擬。

第二個高峯時期爲13世紀到15世紀初期，即南宋後期到明宣德年間（1426-1435）。

這個高峯時期又可以分爲三個小的階段：

1.爲南宋後期到元代前期（13世紀），是第二次貿易高峯的開創和發展時期；

2.元代後期到洪武早期（14世紀前3個25年），是繁榮的頂峯時期；

3.明代初期（14世紀第4個25年到宣德末年（1376-1435年），是持續繁榮並走向衰落的時期。

其中第二個階段又是海上貿易最繁盛的時期，在中國周邊地區的東亞、東北亞；及南中國海到環印度洋地區的衆多遺址中都發現了大量元代後期的中國貿易瓷器。其數量是大航海時期出現以前最多的時期，就是大航海時期開始以後的葡萄牙人控制的海上貿易時期也無法與之相比擬，直到17世紀初荷蘭東印度公司開始的大規模海上貿易時期才被超過。這個高峯時期一直平穩發展到明初。

此後，隨着中國明政府實行的海禁政策，海上貿易就走向了衰落。大航海時期以後，中、日和朝鮮半島地區成爲整個環球貿易體系中具有共性的貿易端點。

第二，這個時期海上貿易的品種具有極鮮明的特點，就是龍泉窯瓷器在世界各國受到了廣泛的歡迎，成爲最主要的外銷產品。從各地遺址出土中國瓷器的統計數據看，龍泉窯產品在外銷產品中所佔的比例超過半數，其中在環印度洋地區的遺址中一般達到80-90%，東南亞和東亞地區一般佔比在50-60%。

講座現場

第三，元代瓷器輸出的地域和時間差別；

從地域上說：

馬六甲海峽以西的環印度洋地區，與龍泉窯同時輸出的還有比較精美的景德鎮青白瓷、卵白瓷和青花瓷。

東亞和東南亞地區則以較多的福建地區的產品伴隨龍泉窯的輸出。

從時代上看：

1.元代前期與龍泉窯瓷器伴出的大體有兩類器物，一類是景德鎮青白瓷；另一類則是福建地區的各窯口的產品，主要是閩南地區的產品。

2.馬六甲海峽以西的西亞、中東和東非地區出土的景德鎮產品較多；

3.東南亞地區和日本出土的福建地區的產品相對較多。

4.這種現象是商人對產品質量的一種選擇。

四，從元代瓷器輸出的特點看慶元港的重要性

在港口城市的發掘尚不充分的情況下，我們還難以判斷這些沉船具體的離岸港口，但可以推測。

各使用地點種類豐富的中國外銷瓷的來源可能有兩種情況：

一種是從不同地點駛來的貨船於不同的時間來到當地；

另一種則可能當時在不同的地方有一些海上貿易的集散地，或稱爲中間港，接受不同地方來的貨船，將不同的船貨儲存於當地的倉庫，其他地方來的商船可以在中間港得到各地的貨物。

通過海外發現的中國遺物看，其中輸出龍泉窯瓷器的港口應該是當時最重要的海上貿易港口。

龍泉窯的輸出有三個可能的港口：

1.甌江入海口的溫州港，從發現的資料看，其不是一箇中間港。

2.閩江入海口的福州港，從琉球出土的中國瓷器可見，元代時福州港輸出的主要是福建地區的產品，明初則大量出土龍泉窯瓷器、可見福州是在明代初年以後才成爲龍泉窯瓷重要的外運港口。

3.慶元港，具有中間港的各種特點，也是一個龍泉窯外銷的重要港口。

新安沉船出水的器物包括了沿海地區的龍泉窯，內陸地區的金華鐵店窯、景德鎮窯、贛州七里鎮窯、江西吉安吉州窯，福建閩江流域的窯場。另外還有少量廣東地區的產品，主要是大個的儲物罐。此外還有來自北方地區磁州窯、鶴壁集等窯的產品，主要也是儲物罐。

如果我們將具有中心港地位的港口作爲第一等的海上貿易港口，這樣的港口至少應具有兩個特點：

1. 接納來自不同地區的商船來港貿易，包括內河商船、從國內來的內貿海上商船和國外來的海上貿易商船；

2. 擁有一定容積的倉儲設施，可以將不同地區的船貨儲存起來，供商戶選擇各類商品，完成幾乎全部的貿易活動；而將只是面向一個區域，以較小範圍地區作爲腹地的港口作爲第二等的海上貿易港口。則新安沉船的始發港是一個第一等的港口，現在學界已有共識，新安沉船的始發港應爲慶元港（今寧波），則我們可以看到，慶元港在元代時應該是一個具有中間港地位的第一等的貿易港口。

同時，一個港口的地位也取決於其腹地的大小和發達程度，慶元港連接京杭大運河，又有溝通江南中部地區的通暢交通，浙東一帶又是經濟最發達的，因此具備了中間港的所有條件。慶元港的發達和龍泉窯的大量外銷是一種互爲因果的關係。

如果大膽的推測，慶元港在內外貿易體系中的地位甚至可能比當時胡商雲集的泉州港還要高。因爲泉州港的腹地遠遠不如慶元港的廣闊。

在最後的提問環節中，一位西北大學的女生提問景德鎮瓷器大量生產的成本如何？秦大樹教授對其做出瞭解答：目前沒有切實可行的方法來估計成本，如果哪個教授可以找到方法那是比較厲害的事了。

講座在不知不覺中就進行到了尾聲，主持人向到場的秦大樹教授及到場同學致謝後，宣佈講座圓滿結束。相信同學們通過本次講座，一定對考古學的研究領域能有更深的瞭解。

文字整理：四川組委會 梁嘉城

攝影：劉明欣　高凡

審覈：萬嬌

編輯：荼荼　韓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