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胡潤百富榜近期出爐，山東有近4000個家庭的財富過億。

但隨之而來的還有這些富豪們的財富縮水、落榜，乃至消失，曾經的一代山東造富神話伴隨產業衰落而淡出中國經濟與財富前臺。

更讓人擔憂的是，20年時間，山東的企業家經濟幾乎與貨幣紅利、土地紅利，以及科技紅利擦肩而過，自身也未能誕生新興戰略產業。

那麼，一個一億人口的地方經濟，一個面臨轉型發展之困的富豪羣體，他們該如何尋找屬於自己的“三駕馬車”，共度時艱？

山東近日出臺的“民營經濟35條”，正在跳出產業振興的傳統路徑，以一個全新的營商環境，試圖給出答案。

4000個億萬富豪，4000種冷暖自知

最近，由胡潤研究院發佈的《2018中國企業家家族傳承白皮書》出爐，中國億萬資產企業家家庭數量持續增長，中國大陸擁有億萬人民幣資產的家庭數量達到11萬，山東擁有億萬資產的家庭數量達到3980戶，千萬資產規模的家庭有5.61萬戶。

然而，通過橫向比對，這份榜單卻並不足以讓人高興。甚至，每個山東富豪，都在登上富豪榜的同時，搏殺於財富保衛戰之中。

胡潤研究院調查數據顯示，2018年北京超越廣東成爲擁有最多千萬資產高淨值家庭的地區，比上年增加3.1萬戶，達到29.4萬戶；廣東第二達到29.1萬戶、上海第三達到25.4萬戶；香港第四達到22.3萬戶；浙江第五達到19.6萬戶。

相比之下，山東僅有5.61萬戶，僅爲第五名浙江省的四分之一。而2017年各省GDP排名中，山東卻超過上海、浙江，高居第三。

從近幾年的富豪上榜人數看，進入百強山東富豪也喜憂參半。

2016年的胡潤百富榜，山東上榜企業家人數爲107位。2018年卻銳減到了94人。其中，能夠入圍百強的人數，逐年減少，且名次不斷下降。2018年，入圍百強榜單的山東富豪僅有三人，是最近幾年來最少的。張士平家族在榜單中排名第26位，下降了3個名次；中融新大地王清濤位列富豪榜第31名，較去年下滑了3位；南山集團的宋作文家族排名95位，下降14個名次。

同時，天業集團的曾昭秦、山東晨曦集團的邵仲毅則遭遇“滑鐵盧”，破產、清算、重組之後，退出了富豪榜單。

濰坊歌爾聲學的姜濱、胡雙美夫婦曾是山東富豪榜中少有的以高新技術立身的家族，如今他們的財富也較之巔峯時跌去近半。

濟南迪德能源的張明珠，青島恆順衆昇的賈全臣、賈曉鈺父子，東軟載波的崔健；漢纜股份的張思夏，偉隆股份的範慶偉、範玉隆父子，煙臺興民智通的王志成，威龍股份的王珍海；正海的祕波海，民和股份的孫希民、孫憲法父子，恆邦王信恩，他們或因債務、股權，或經營困境，或官司纏身，悄然從富豪榜當中消失。

而每一位山東富豪在財富榜單中消失，都意味着一個平均歷史在20-30年左右的地方龍頭企業倒下，隨之而來的是數以十萬計的地方產業工人，走到了工人生涯的盡頭。

山東能繞過“康德拉季耶夫經濟停滯”嗎？

在改革開放之前，或者初期，如果能當上工人是很令人羨慕的。

從全球範圍看，在過去的三次工業革命中，至少有兩次，“工人”一詞是整個社會羣體中的中堅階層，而在以私營經濟爲代表的市場經濟體系中，辦廠開礦，又無疑是產業經濟的中流砥柱。

胡潤稱，在山東，傳統行業依舊是老牌“創富”領域，包括紡織、鋁業、煤焦、輪胎、造紙、石油加工等行業。

然而如今，債務、股權、繼承人，甚至污染問題就能輕鬆壓垮這些中堅產業，讓山東的億萬富豪，地方經濟“諸侯”們英雄苦短。

我們總結說，山東是傳產業佔比高達70%的大象經濟體，如今絕大多數經濟體到了康德拉季耶夫週期。它是經濟成長過程中上升與衰退交替出現的一種長達幾十年的週期性波動，他告知人們一個再簡單不過的道理：

產業的勃興與衰亡，正如自然界的新陳代謝，是有一定週期的。

人們不知道歐美、日韓的百年企業如何煉成。比如IBM的幾次轉型，三菱與三星的全產業鏈佈局。

從富豪的產業意識，到時代嗅覺，走在舊產業週期末端的山東企業家們，無疑都落後了。

時間回到1978年，那時正是山東富豪們起家，並走向造富山東模式的開始。

那時，中國重化工產業嚴重不足，投資先進的生產設備、工業設備，重化工設備，便可以很快地增加地方GDP。但40年之後，隨着各行各業的現代化過程基本完成，重化工業的中低端市場飽和了。在這個時候再增加資本投入沒有用了，因爲它的收益等於0了。

從2012年開始，傳統產業的工業品出廠絕對價格在不斷地下降，產能過剩，山東依靠傳統產業的造富神話已經開始瓦解。

然而，工業時代，傳統行業帶來的不止是穩定的利潤、經濟支撐，還有充足的就業保障。這正如70年代以前的美國，重工業爲美國經濟帶來了新增就業崗位2400萬個！

但接下來，一旦“康德拉季耶夫經濟停滯”，傳統產業就從地方經濟的造血者變爲吸血者，成千上萬產業工人的勞動價值要麼歸零，要麼不得不“反哺”落後的工業。

其實，山東面臨的問題是整個中國經濟的縮影。但在近20年中，政策紅利、貨幣紅利、土地紅利以及科技紅利的不斷出現，國內各省新舊動能轉換或多或少地爭取到了時間。

即使中國沒能誕生足以領跑全球的戰略新興產業，但中國至少在房地產領域誕生了萬科、碧桂園、龍湖；在金融領域出現了平安、華夏、安邦，科技領域則誕生了BAT，並製造瞭如滴滴、摩拜、美團、拼多多、順豐、頭條等一批科技財富“獨角獸”；甚至在2017年，直播、電競都成爲風口，在中國創造了一批億萬富豪。遺憾的是，上述紅利都與山東的產業轉型“完美”地錯過。

於是，“康德拉季耶夫經濟停滯”的負效應出現了，首富縮水，幾百萬產業工人勞動貶值，幾千萬地方財稅貢獻者爲“大象經濟”承壓，社會財富分配面臨着“零和博弈”，就業與養老缺口凸顯。

這就像一個多米諾骨牌，一旦社會經濟的投資收益等於0的時候，中等收入陷阱就來了。

山東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三駕馬車”

我們似乎越來越清晰地認識到，山東富豪羣體們的企業家價值，與社會風向標意義。

他們的財富中有65%來自於企業，他們不是炒房者、不是操盤手，更不是估值千億產業的偶像，而是“負重前行”的“工頭”。

民營經濟貢獻了山東全省50％以上的GDP，60％以上的投資，70％以上的稅收，佔市場主體的90％以上。

當今天處於“大象轉身”中的山東經濟開始投向新一代戰略新興產業時，筆者卻更希望社會關注以下三件事，這對於更多中等收入階層擺脫中等收入陷阱，其實更有價值。

其一，是山東企業家經濟的壯大。

所謂企業家經濟，就是遍地開花的民營經濟，只不過企業家是民營經濟中的一批傑出代表。

那麼如何發展企業家經濟呢？一個有意思的現象是，《2018胡潤百富榜》如果按企業所在地分類，煙臺的富豪同樣遭遇產業轉型的陣痛，但依然在全省中爲數最多，而受到產業政策支持力度最大的濟南，富豪的人數，卻是“歸零”。

而山東首富張士平，卻更誕生於產業政策、金融政策引導邊緣的魯北地區。

這意味着什麼？山東首富們積累財富的時間，並非山東的產業政策、交通帶動等外部效應最爲明顯的時候。聚焦的煙臺，這裏是外界經濟因素干擾最少的地區，卻反而誕生了山東最大的企業家羣體，財富羣體。

這一現象值得思考，也就是說，我們該以什麼方式發展企業家經濟，當他們遇到困境時，我們又該如何幫它？

玻璃大王曹德曾表示，要自己救自己。

要意識到，中國的企業家是中國精英人羣的一分子，而在這1億多的精英人羣后面是12億打工的人。如果要求國家來救這部分精英人羣，誰來救精英人羣后面十多億人？

沒錯。無法自救的企業應該交給市場，即使它能帶來龐大的就業與經濟體量。只要營商環境是好的，新的企業家經濟必然會誕生。

這是我想接下去說的第二個問題。

爲什麼在過去20年時間中，山東屢次錯過產業發展紅利，沒能發展出活躍而富於創新精神的經濟體？

筆者認爲，最大的問題其實在於創新。創新不屬於高科技企業，而是中科技企業，低科技企業，甚至沒有科技參與的企業，都可以產生創新，帶來新的工作崗位。

德魯克用1980年代美國的數字說明，創新型企業3/4來自傳統行業，只有1/4是來自科技行業。所以我們不要以爲我不是互聯網、我不是大數據，我不懂人工智能就不能創新。錯了，你是賣蔥的賣蒜的，你是炸油條的、開飯館的，你是做鞋的、做衣服的都可以創新。

今天，從國家到地方，正開始大規模扶持民營經濟。作爲“首富經濟”也在面臨新舊動能轉換中的山東，我們既不能以產業代替產權，讓企業家變成產業政策執行的“人偶”，也不能爲瀕死的“大象”輸送過多的社會財富，以至於讓企業家經濟失去自淨與創新能力。

那麼，當我們認同昔日的山東企業家經濟帶來過地區經濟的支柱與繁榮時，今天我們勢必要爲潛在的企業家經濟多開幾扇門，多修幾條路，讓開放的市場機遇與本土的經濟優勢能夠結合起來，如植根外貿加工的青島中小產業集羣，如互聯網+商業下的菏澤淘寶村。

而未來20、30年中，地區經濟，乃至國家最重要的經濟問題，必定是資本形成的問題，即創造並滿足經濟發展需求的產業所積累的資本，這也將是我們判斷山東能否走出財富與產業低谷的一個風向標。

最後一個問題，在於產業與民生。

當初，植根於傳統產業中的山東企業家，值得欽佩，因爲他們帶動了更多的就業，做大了地方中等收入階層手裏的蛋糕。

今天，有人說山東的傳統產業太多，並且這都是“舊動能”。但這仍有一定的誤區。

與新興，特別是新技術產業相比，傳統產業帶來的就業與社會穩定性更高。

美國的發展證明，科技企業所帶來的新增就業崗位根本無法超越損失傳統產業所喪失的就業機會。而單純發展服務業，其實只是一個幌子，它必須建立於強大的一產與二產之上，否則社會財富無法支撐大量人口從事服務業勞動，單純強調金融、證券等服務業發展，更可能帶來資本內循環，而導致經濟空轉。看看特朗普上臺後的兩年強調什麼，你就明白了。

但這並不是說山東的傳統企業就有理由以此“綁架”政府，繼續走老路，因爲低端製造業的低利潤、低收入不可能創造出穩定的中產階層，看看山東平均薪酬與發達省市的差距就可以明白其中的道理。

從這三個角度看，山東的傳統產業並非一無是處，企業家經濟並非走到盡頭，但也萬萬不可孤立無援，僵化生長。

可喜的是，在近期，一場推動山東民營經濟發展的“35”條正式出爐，與之對應的還有解放民企、解放樓市的山東房屋租賃新政，以及劉家義書記給全省民營企業家喫的一顆“定心丸”。

可以預見，良好的營商環境將會爲山東首富們帶來休養生息的良機，也會以此誕生新的企業家經濟，帶動更多普通家庭，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今天，當產業振興政策的餘熱未消，政策制定者與經濟學家已開始反思它的效益與質量，並總結揚棄那些真正以產業爲王的地方經濟體近20年時間的發展經驗。

山東就是這樣，它有勇氣將產業做到極致，並足以形成興衰週期漫長的“大象經濟體”，只不過，今天“老象”走到暮年，而“小象”仍在起步。

然而，山東有民營經濟市場主體830.7萬戶。民營經濟貢獻了全省50％以上的GDP，60％以上的投資，70％以上的稅收，佔市場主體的90％以上。因此，山東的“小象”有強大的“基數”保證，只要輔以生長環境，便很可能誕生一隻，或幾隻產業“大象”。

此刻，山東的頂層政策設計者發佈了“民營經濟35條”，爲“小象”在資金、土地、人才、稅收等方面營造了一個“溫室”，讓處於經濟轉型與貿易危機中的山東民營經濟，重新體會到改革開放之初萬象更新，百舸爭流的民營經濟大發展環境。

至於山東的前任首富們，以及繼任首富們，將選擇何種產業“立身”並帶來新的造富神話？

答案索性交予市場，而非人爲錨向的產業政策與資金給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