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5日，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开幕，

老大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老大在发言中表示，

为了更好发挥上海等地区在对外开放中的重要作用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支持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不断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

消息一出，市场一片哗然，因为这次关于A股市场发行制度的重大改革来得有点超乎意料。

A股到底要不要实行注册制，一直是一个争议极大的问题，

一方面不少专家学者一直视注册制为解决A股市场多项“顽疾”的良药；

另一方面大多数投资者一直是注册制为抽水A股市场的“洪水猛兽”。

那么注册制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底是好是坏，我们又要从A股的发行制度历史说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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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上证所、深交所成立营业，

当时的上证所是以飞乐音响为首的“老八股”、深交所是以深万科为首的“老五股”。

这十三家A股首批上市企业，就是当时所谓的“十三太保“，

全都是中小型企业，企业性质也都不是标准的国有企业，

而是属于街道级别或者乡镇级别的集体企业，

大型国企都没来上市，原因有两个，

一个是害怕政策风险，毕竟在那个“姓资还是姓社”还要讨论的年代，国企对带有强烈市场经济特征的事物都是极为谨慎的；

一个是当时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开始不久，完成股份制改造的国有企业微乎其微，企业都不是股份制的话，何谈发行股票和上市。

而上市的这十三家企业，也不是纯粹意义上的新股首发上市，

因为“小飞乐”早在1984年就发售了股票，当时“小飞乐”仅有员工50人。

要按照今天的审核制标准来看的话，这个级别的企业要发行股票并且在两大交易所上市，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由于早在上证所和深交所成立之前，就有很多企业在各种渠道和途径来发行自己的股票，

而前来认购股票的投资者，主要分为内部认购和外部认购两种，所谓内部认购就是企业员工认购自家企业的股票，外部认购就是将股票推销给企业以外的人员或者外部人员主动来认购。

彼时，证监会尚未成立，《证券法》也没有颁布。

所以当时也没有什么正规的发行和审核制度，最初这十三家上市企业，

有交易所邀请来的，主要是看中这些企业在当时场外市场上的知名度和市场地位；

也有部分企业是主动请缨，想要尝试在相对正规的交易市场内销售自家的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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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10月，中国证监会成立。

A股市场开始探索发行制度正规化的道路，

当时A股市场面临几个极为棘手的问题，

首先，上证所和深交所上市的企业以本地股和周边地区的企业为主，

同时，因为“十三太保”的赚钱效应，投资者对股票的需求量极度旺盛，而在上证所和深交所发行的股票数量太少，远远不能满足市场需求。

供求关系极度失衡的状态下，导致了很多市场乱象，存量股票经常无量空涨，价格完全脱离了公司的实际业绩与价值；新上市股票往往一票难求，甚至认购新股用的认购表都能炒出高价。

（后来“德隆系”的掌门人，唐万新的第一桶金就来自于此，他在1992年花钱请了5000人到深圳排队，领取认购抽签表，然后进行转卖；同时去西安低价收购西安地区的公司法人股，高价转卖到新疆和深圳，完成了自己的原始资本积累。）

而在沪深两地以外，全国广阔的地域上，还有众多需要发行股票融资的企业，也有无数想要参与股票市场获利的投资者。

于是，在当时的中国大地上，除了沪深两大交易所，还有很多官方或者非官方的股票交易场所，典型的比如成都的红庙子股票交易市场，沈阳证券交易市场，西安证券交易市场等等。

                                          当年的程度红庙子证券交易市场

这些交易市场出现的时间甚至还早于两大交易所，在这些市场中交易着本地或者本省企业的债券和股票等等。

但是这些市场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管和完善的审核制度，所以滋生了很多乱象，比如欺诈发行和市场操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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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些情况，政府和监管部门决定着手解决这些问题，主要的手段就是关停和清理上证所和深交所以外的其它证券交易市场，并且扩大新股发行数量和规模，尝试发行和审核制度的正规化。

因此，1993年上市新股达到了100多只，把各地通过其它市场已经发行出来的一些正规企业的股票接到上证所和深交所来交易，并且接受相对正规的监管和审核。

这些调整一直持续到2004年，到这一年A股才实行了保荐制度，试行了新股发行的询价制度，并且从多个方面对新股的发行审核制度进行了完善。

经历了将近十年的时间，A股市场才正式确立了如今我们看到的这个核准制的审核制度。

而核准制的诞生和成长并非一帆风顺，

因为在整个90年代，上市发行股票能带来大量的融资，对于急需资本发展业务的企业，以及各级地方政府来说，上市发行股票都大家惦记的“唐僧肉”；同时在这段时期，国有企业的发展由于效率问题和面对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的竞争问题，出现了普遍的经营困难；而彼时商业银行的实力也不能与今天同日而语，没有什么能力为国有企业输血，所以国有企业纾困的担子就落到了对新股需求极其旺盛的股市身上。

因此，在这十年间，A股市场还曾经一度出现了有明显“计划经济”色彩的新股发行审批制，

所谓的审批制，就是把下一年全年A股市场能容纳的发行规模做一个预算，让后按照情况将这些规模切割之后分配给各省，由各省决定今年的上市名额和上市发行规模给到哪几家企业。

这一时期的上市公司，从之前的以中小企业为主流，变成了以国有企业和困难企业为主流。

这一情况造成了很多不公平的问题，一些优质的民企企业上市迟迟不能实现，而同行业的亏损国企却优先进入到资本市场，拿到了融资，但是无力向市场和股票贡献盈利和分红。

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沙钢集体，沙钢从1994年起就具备了A股上市条件，并开始上市申请。

2000年前后，在江苏省内各级政府主导下，全力准备上市的沙钢将机会让给了南京钢铁。

对于这样的安排，沈文荣当时就明确的表达了不满说，如何上市的机会是留给亏损企业的话，那我们沙钢就不用上市了，因为我们没困难也不亏损！

在沈文荣看来，国家给予沙钢的政策并不公平，“A股市场的钢铁上市公司只有国有企业，就连产能只有两三百万吨的都上去了，却没有一家民营钢企”。

而这批国有企业上市直接融资还不够，在企业持续遇到问题和困难时，再次把目光锁定在资本市场，打算启动国有股减持计划，再从A股市场拿走一部分资金。以至于那些年，只要一有关于国有股减持的风吹草动，市场就以暴跌回应。

这个问题最终随着2005年的股权分置改革，和2006年大牛市，国有企业大批完成上市而得到了彻底的解决，但是后来因为股权分置改革造成的大小非和大小限解禁，也压制了市场多年，导致了2006年和2014年两次大牛市之间的时间间隔创下历史记录。

这些奇怪的“审批制”也最终随着核准制的全面完善，终于走入了历史不再回来，但是A股市场从“计划经济”色彩到全面“市场化”的路程，才刚刚走完一半。

事实上，直到2009年，中国证监会还在对核准制修修补补，

2009年，中国证监会又启动了新一轮新股发行制度改革，完善询价和申购报价约束机制，扩大询价对象，完善中止发行和回拨机制等新举措，向着市场化定价又迈进了一步。

但是中国现行的核准制度其实是有中国特色的核准制度，本质上还是审批制的影子在。

距离真正的市场化发行还有明显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