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开到荼靡

在群星璀璨的20世纪中国历史舞台上，有一个人，他一生扑朔迷离，经历传奇，他是国学大师章太炎最年轻的弟子，是蒋经国的家庭教师，是周恩来总理的座上宾，曾两次受过毛泽东的接见，他就是民国著名作家、记者－－曹聚仁。

1.少年神童崭露头角

1900年6月26日，曹聚仁出生于浙江省浦江县通化乡蒋畈村（今属兰溪市墩头镇）。他的父亲曹梦岐是耕读出身的清末最后一科秀才，捐资在当地办起了一座育才学堂，桃李满天下。并在1902年创办了浦江第一所私立学校，开启了乡村教育之先河，被当地乡民敬为“曹先生”。曹家有四个孩子，曹聚仁排行老二，在众多兄弟姐妹中，他天生聪颖，悟性极高，四岁便能读《大学》全篇，五岁能读能背《中庸》，六岁能读《论语》《孟子》等书，七岁能熟读《诗经》，九岁能写出千余字的寿序，十二岁便完成了高小的学业，一度被邻里乡民视为“神童”。

1915年，15岁的曹聚仁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浙江省第一师范。在校期间，曹聚仁便显示出了自己在文字、编辑方面的出色能力。他为《之江日报》投稿，出版了约22万字的处女集《浙潮第一声》；主编《钱江评论》，与北京的《新潮》、上海的《觉悟》桴鼓相应。“五四”运动期间，他还担任学生自治会的主席，与宣中华、冯雪峰等人共同领导了著名的“一师风潮”。

1921年，中等师范毕业后的曹聚仁来到上海闯荡，为了生存，他当过教师、家教，在此期间，他阅读了大量的经典名著，积累了深厚的文学功底。1922年，国学大师章太炎应江苏省教育会之邀到上海作国学演讲，曹聚仁应邵力子之请，听演讲作笔录。由于此前的积累，他的记录最为详尽和准确，之后《国学概论》全稿在《觉悟》副刊上连载，震惊了整个学术界，一度成为当时大学流行的文科教材。甚至章太炎看了也大为惊异，破例收他为弟子，他因此成为章太炎最年轻的弟子。

同年，曹聚仁通过邵力子，走上了民国女中的教坛，并相继走进了上海艺术专科学校、暨南大学的讲坛，成为了一名年轻的教授。在暨南大学当了九年的国文教授之后，他先后在复旦大学、光华、同济等院校担任国文或史学教授，渐渐地在上海教坛扎下了根，并一度影响了那个时期的上海教坛。

2.战火中的无冕之王

1931年8月22日，曹聚仁创办《涛声》周刊，鲁迅等名人常为这本期刊写稿，并称赞这本期刊有“赤膊打仗，拼死拼活”的精神，曹聚仁也因持续发表诤言而闻名上海滩。如果没有日本侵华战争的爆发，曹聚仁很可能就这样一直沉浸在他的文学世界中了，继续做他的教授，继续搞他的研究，继续编他的杂志......然而，同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民族的危亡将他从书斋中唤醒，从“虚无”中唤醒，他不能不直面眼前的“政治”了！

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更是让他经历了家破人亡的惨剧——曹聚仁位于上海郊区的家被摧毁了,年仅6岁的爱女在战火中夭折。一系列的打击让他变得判若两人，他后来回忆道：“1936年以后，我的政治觉悟引我从书斋中走出，走向抗战的洪流中去，这也正是我的生活转折点。”于是，以往不喜欢过问政治的他参加了上海各界组织的抗日救国会，并被推选为领导人之一。他慷慨激昂地表示：“这回抗日，乃是我们这一辈人的事；要死，我们就去死好了！”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紧接着，“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曹聚仁告别亲人，脱下长衫，走下讲坛，走出书斋，以教授、作家、学者的身份携笔从戎,深入抗战第一线，做起了驻88师孙元良司令部的“战地记者”。期间，他随军进退，冒着枪林弹雨，出生入死，源源不断地为《大晚报》与《立报》等报刊撰写最新的战地通讯，让读者了解战争的最新状况。同年10月，他进入谢晋元524团驻守的“四行仓库”，目睹并报道了八百名将士英勇奋战的全部过程，给当时的国人带来极大的鼓舞。

后来，上海、南京相继沦陷，曹聚仁受聘任战地特派员，随战线变动往西往北退去，赶上了台儿庄战役和徐州会战。1938年4月7日，他最早报道了轰动海内外的台儿庄大捷，消息见报后，举国欢庆。1941年4月1日，皖南事变发生，曹聚仁亲临实地采访，掌握第一手资料，用笔名在《正气日报》上抒发诤言，将皖南事变的真相公布于世。

作为一个文人，曹聚仁用他的笔直接参与了抗日战争，直到这场战争最后以中国人的胜利、日本侵略者的失败而结束。作为这场战争的亲历者，他将这段经历写入了于1947年编著出版的《中国抗战画史》，为后人留下了大量珍贵的历史资料。

3.波澜壮阔时代的听涛者

解放前夕，时任《前线日报》社社长的马树礼已为曹聚仁全家安排好去台湾的行程，但最终曹聚仁还是没有去台湾，他决定留在上海迎接解放。1950年7月，曹聚仁离妻别子，只身从上海移居香港。临行前，他曾写信给夏衍、邵力子等人，邵力子答复：“在海外也一样可以为国家出力。”

在香港之初，曹聚仁在《星岛日报》担任编辑，1954年，他离开《星岛日报》，转而为新加坡《南评商报》撰稿，成为该报特约记者，同时身兼香港《文汇报》等多家报刊的专栏主笔。并在各类报刊屡屡发表诤言，就各种针对新中国有失偏颇的言论予以回击。

在港期间，他热心于国共和谈，为两岸的统一谈判牵线搭桥。1956年到1959年，作为国共两党中间人的曹聚仁先后六次受邀回内地采访，反复奔走于香港、台湾与北京之间，受到毛主席、周总理与陈毅副总理多次接见。1956年7月16日，在与周恩来总理见面之后，他在《南洋商报》上发表文章，正式向外传递了国共可以第三次合作的消息，在海内外引起强烈震动，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1959年8月，他在《南洋商报》发表了金门炮战的独家重大新闻，一时引起了极大的轰动。1959年后，由于谈判进入敏感阶段，他再也没有返回过大陆。

从1970年起，曹聚仁的身体状态每况愈下，1972年7月23日上午10时15分，曹聚仁因骨癌晚期病逝于澳门镜湖医院，终年72岁。他去世以后，周总理盖棺定论，称曹聚仁为“爱国人士”，并亲自为其墓碑拟写碑文：“爱国人士曹聚仁先生之墓” 。

4.一蓑烟雨任平生

曹聚仁喜欢引用《孟子》中的一句话：“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绝物也。”这句话也许是对曹聚仁比较好的写照。

他一生酷爱读书、写作，与书为伍，笔耕不辍，写作不择时地，只要灵感上来，挥笔成文，一气呵成。他的侄女曹景滇回忆道：“伯父当年却能在最吵闹的环境里写作。伯父的《北行小语》《北行二语》《北行三语》等在海外颇有影响的几本书，就是在我们的喧哗声中写成的。”曹聚仁生前好友马树礼说：“聚仁兄初到香港的几年，我们相聚最多，有一年我从印尼回香港住了一段时间，可说天天见面，他那时写作很多，我们一起在酒店饮咖啡时，他手中总是拿着稿纸，边谈边写……”

即使晚年在澳门病床上，他仍然坚持写作。因此他一生作品丰富，整理与创作的代表作品有《国学概论》《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中国近百年史话》《中国文学概要》《书林新话》《文坛五十年》《鲁迅评传》《我与我的世界》《万里行记》等80余部，共计4000多万字，给世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学界泰斗、北京大学著名教授季羡林先生曾为曹聚仁研究资料中心题词：“聚仁先生是鲁迅先生的朋友，著作等身，在中国文坛上功不唐捐，中国学人会永远怀念他。”

实习编辑：祁永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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