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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结束的第五届“青年舞蹈人才培育计划”一共推出了八场演出，共十五部作品。几乎每一场演出都引发了专家和普通观众的激烈争论和交流。无论各自喜欢与否，这个现象至少说明了这些作品在编舞、审美或者观念上都不同程度地挑战了我们习以为常的观看和评价标准。

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学院派出身的编导们编舞水平有着可喜的进步，有些作品甚至很见功力。比如胡沈员的《暗夜彩虹》、龚兴兴的《没有孤岛》和文小超的《三十二章节》等几部作品，都显示出了相当强的原创性和对创作的把控力。尤其是胡沈员的《暗夜彩虹》，几个段落的舞蹈都编得十分巧妙。作品为其同志主题所选择的幽暗色调也凸显了这个话题的复杂性和沉重。

另一方面，也是本文想着意强调的，是看到一些编导在走出学院派的编舞思路和方法，在寻找新的剧场方式和可能性，并以舞蹈的方式直面和思考当下的问题。这是艺术上极为可贵的探索和实验，更体现了当下青年编导们的思想力度。而后者，在逐渐观念化的当代创作中更为可贵和值得称道，也是本文所要评述的。

《暗夜彩虹》

《极简物理》：人与物互为镜像

作为一个成熟的舞蹈编导，胡磊此次参加培青计划的作品《极简物理》一反他以往驾轻就熟玩动作的方式，在舞台上取消了舞蹈。他试图从被自己操弄的物件的回应里，寻找艺术的可能性。这构成了人与物的某种意外交流和共振，并指向了情感——一个物件本不具备的属性。在“人与物”的权力关系中，“人”这一占主导地位的角色，却由于物的回应，被物所触动。而那些本是被把玩的、作为人的衍生品存在的物件，在作品里成为了人的镜像，获得了主动性，审视并启发人意识到本来拥有、如今却似乎陌生甚至失去了的温情。

《极简物理》

也许这次实验只是胡磊一次艺术上新的尝试，但这个尝试透露出他作为一个艺术家对现实的洞察和思考。舞台上的几个演员穿着同样的制服，都戴着口罩和手套。人如机器一般彼此隔离，没有交流，唯有完成指令似地对塑料袋、塑料球和其他物件进行摆弄和操作。人的物化状态显然是胡磊对现代人的一个清醒判断。而作为人的衍生性物件却似乎从纯粹的物质属性中挣脱出来，获得了某种浪漫的舞动和愉悦，这与笨拙、幼稚、封闭的人形成了明显的对比。这显然流露出胡磊对现代社会中人的问题的担忧和警惕。我们究竟要被资本和消费世界彻底物化掉，还是需要保持人本来的温度？他借物拷问人，使得这个作品具有了思想深度，也获得了艺术上的某种原创性。虽然作品艺术上的处理还不够精致，个别地方多余或者简单化。

《3和13亿个》：生命何以有神性？

刘梦辰的纪录片也是可贵的。她清醒地意识到她本人身为职业舞蹈编导和舞蹈老师所缺乏的，恰恰是业余舞蹈学生们那份不跳舞不行的激情。她想知道为什么，这个问题将她带入了一个更深的层面——舞蹈与人的关系。这不仅仅是一个舞蹈问题，也不是一个职业问题，这是在问“什么才是生命的意义”，或者“怎样才算是真正活着”的问题。这部纪录片提供了三个不同代际的业余舞者，对舞蹈之梦的追寻经历。他们分别纠结于各自的职业、家庭、生存和理想的挣扎，却都因为舞蹈而让各自的人生闪亮。中国社会不同历史阶段对人命运的扭曲，以及当下人共同面临的价值观冲突和生存困境，也让人唏嘘。

《3个和13亿》

尼采说，神的孩子都跳舞。这些真正舞蹈的人，无论专业还是业余，都是如此鲜活而富有能量的生命。他们因为这份舞蹈的梦想而跳脱了庸常，飞离了现实功利的轨道，让生命本身具有了神性。从这个角度上说，这个片子是成功的，它让我们每个观众看后都会拷问自己。不仅仅是问“为什么要跳舞”，而且要问“为什么要活着”。也不仅仅会问及个人，而且会问及个人与社会和艺术的关系。如果将这个问题放在人类的现代性境况之中来看的话，这个“舞蹈与人”的关系问题或许更为迫切。现代社会在将人异化为算计的、在各方面都有指标和考量的人的时候，也将人逼入消费的物质化的境地。在这样的困境之中，人究竟还要不要思考崇高，思考梦想，思考激情？这些都是这个片子带来的非常有价值的问题。

《来来舞厅》： “狂欢”中的身体突围

二高的《来来舞厅》，也许是这届培青计划在舞台上最“放肆”的一个作品。因为它直接将舞厅里的那种完全放松、恣意、酣畅淋漓的舞动及其能量在舞台上释放了出来，一举击破了我们这个舞蹈圈子的固定审美。然而，这不仅仅是一次美学意义上的爆破，这种世俗的但又不是日常的舞蹈身体更是社会学意义上的突围。身体的本能首先与生俱来，人人都有，但为什么只能在舞厅里释放？舞厅对于人和社会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似乎是这个作品追问的核心。作品利用影像以及1980年代流行的舞厅音乐设置了一个历史和文化语境，让人看到这种舶来的舞厅作为一个社会空间曾经的、当下的，甚至还会是未来的社会意义。作品用夸张的流行服饰制造出一种狂欢气氛，并始终不断地让身体沉溺在这种狂欢中。

《未来舞厅》

文学理论家巴赫金探讨过“狂欢”的意义——狂欢使得原有社会阶层之间的对立被取消，底层人需要这种临时性的狂欢来释放这种对立情绪，然后再回归到原有的秩序中。他看到了这种临时性“社会空间”的价值，一个取消了阶层、人人平等参与的存在。“舞厅”这种空间也是如此，它构成了对原有秩序中某种规训的消解，更有可能对新的主体性进行建构。这种欲望贲张的异质性身体在舞台上令人瞠目的出现本身，就是一个很有价值的美学突围和社会学意义上的提问。

《我什么都没说》：身体在语言中的逼仄困境

如果说二高作品中的身体是在舞蹈的社会学意义上提问的话，那么编导连国栋在这部作品里的提问更具有语言学或者哲学层面的启发。当然，作品的现实指向也是一目了然的。

当语言生产了我们，理性规训了我们身体的时候，自由何在？生命何为？此时，身体作为语言的能指，似乎是可以挑衅语言、进行突围的一个可能。这是作品的可贵之处——它聚焦在语言和身体的关系缝隙里，使我们一窥二者彼此的纠结和冲突，以及因此而显现的人在某个特别语境里的极端困境。它让人看到的正是作为能指的身体，在试图刺穿铜墙铁壁一般坚硬的语言所指时的艰辛。也许只有在语言以及语言所规训的身体边界上，才会让人意识到人何以如此窒息。

《我什么都没说》

在连国栋所构建的几个舞蹈段落里，他着意的正是这个裂缝的所在。他分别用戴在脚上的红色拳击手套，用无声的说话和摔倒爬起，用某种生理行为和刺激声音的对比，甚至用破碎的酒瓶暴露这种冲突和困境，也寻找逃逸的路径。这四个段落选择的都是身体与周遭的某种对抗将要爆发的临界点——四种极端的甚至荒谬到不得不以本能抗拒的情形。国栋在处理身体的躲闪腾挪时，流露出他的愤怒、挣扎，也流露出他的无力。作品利用这个边界，让我们看到一种极端难以逃逸的困局，这种困局更沉重，更悲哀和绝望。国栋在这个作品里使出浑身的能量，吟唱内心还存留的一丝诗意，那是这些缝隙里隐隐存在的光亮。

显然，以上作品一并出现在培青计划的舞台上，说明了这个舞台开放的态度和实验的勇气。这是一支由年轻人组成的组织队伍，从创始至今，在很多业内外专家的支持下，它的步子既低调而踏实，也坚定和开放。不断有年轻编导从这个平台上走出来，也不断在帮助青年编导实验创新。显然，这个平台也是一股青春的能量在运转，当然也是希望在升腾。

（本文刊发于11月15日北京日报热风版）

来源：北京日报副刊

记者：卿青

责编：卫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