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香港中文大學講座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學科評議組成員、中國俗文學學會會長、北京大學中國詩歌研究院執行院長。著有《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千古文人俠客夢》《北京記憶與記憶北京》等。

陳平原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香港中文大學講座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學科評議組成員、中國俗文學學會會長、北京大學中國詩歌研究院執行院長。著有《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千古文人俠客夢》《北京記憶與記憶北京》等。

抗戰時期大學的西遷

我曾經在書中寫道：“八年抗戰，中國大學不僅沒被戰火摧毀，還發展壯大，這實在是個奇蹟。……對於大學來說，規模不等於水平，更不等於貢獻；但無論如何，中國的高等教育沒有被戰火摧毀，反而越戰越強，這點很讓人欣慰。”抗戰爆發前夕全國專科以上學校(含國立、省市立、私立)108所，教員7560人，職員4290人，學生41992人；1945年，抗戰勝利時專科以上學校(含國立、省市立、私立)141所，教員11183人，職員7257人，學生83498人。

戰火紛飛中，中國大學頑強地生存、抗爭、發展，其中蘊涵着某種讓後人肅然起敬的精神。在大部分國土相繼淪陷的狀態下，爲了保存“讀書種子”，也爲日後建國大業儲備人才，不甘附逆的中國大學，在國民政府的統籌下紛紛內遷。

1988年，我們開始大量的整理資料，越來越多知道變化，比如說中山大學由雲南遷到粵北山區，比如說山東大學從青島一直遷到最後辦不下去取消了。還有一系列的資料，越來越多的整理。這些資料今天逐漸得到很多朋友們的關注。

這些大學借住、合辦、暫停、恢復、分分合合……扛着紅旗四處流浪，一有機會，就努力爭取覆校，如北洋大學；實在扛不下去，如1937年由青島遷四川萬縣的山東大學，1938年奉令停辦，學生併入中央大學，1946年纔在青島覆校。1941年12月7日日軍偷襲珍珠港後，北平、上海等地不少大學停辦(協和醫學院、滬江大學)或內遷(燕京大學遷成都，上海交大遷重慶)。

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蹟

抗戰中，大批中國大學內遷，其意義怎麼估計也不過分，最容易看到的就是保存學術實力、賡續文化命脈、培養急需人才、開拓內陸空間，更重要的是表達一種民族精神及抗戰的堅強意志。國民政府說大學不能停，只要還在讀書，就表明這個國家的精神還在。當初的大學教授也好，學生也好，國民政府也好，都明白這一點，書聲朗朗證明我們還能夠打贏。“絃歌不輟”乃中華民族不屈意志以及必勝信念的表徵，不僅僅是教育界的事，是整個政治的問題。

討論大學內遷的歷史，我會關注幾個方面。一是在組織上，不是個人行爲，而是集體搬遷，不是逃難，中央大學連農場的雞鴨牛羊都帶上，可見這所大學的信念。二是精神上，不是逃難，而是一路絃歌不輟，走到一個地方停下來就讀書，戰爭炮火來了搬起鋪蓋繼續走，這樣的狀態用西南聯大校歌就可以看到很清楚。《西南聯大校歌》上闋———“萬里長征，辭卻了五朝宮闕，暫駐足衡山湘水，又成離別。絕徼移栽楨幹質，九州遍灑黎元血。盡笳吹弦誦在山城，情彌切”。三是教學上，不是應急，而是長遠打算，先是教育部，後來是蔣介石說了一句話，“戰時如平時。”教學上不要動，因爲兩個原因，一是中國人口多、中國大學生少，吸取一戰時的教訓。一戰時英國、法國將大批大學生送上前線，戰爭結束髮現沒有人才了。中國教育本來落後，一定要吸取這樣的教訓，總共四萬大學生，上前線也沒有用，我們有的是兵源。教學也不要應急，不要因爲戰爭開始就學戰時培訓，這不是我們的目標，我們需要的是戰後建設需要的人才。

這個決定讓我很感動，吳大猷是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物理系的教授，後來到臺灣“中央研究院”當院長，戰爭一結束他給蔣介石寫信，說國家很窮，但是爲了未來必須派人去學兩彈，於是蔣介石批了錢，由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物理系挑選學生，兩個人，一個是研究生畢業的楊振寧，一個是本科一年級的李政道。去了之後，美國政府反悔，不讓他們學習原子彈，學習物理。但是他們兩個人合作獲得了諾貝爾物理學獎。

楊振寧再三說，西南聯大的教學就是與美國一流大學相比，也一點不遜色，他從西南聯大到美國，說發現他的程度比美國人還好。我認爲有這樣的可能性。因爲戰爭起來之後，撤退到大後方的過程中大量的儀器沒有了，老師們集中精力、全力以赴教本科生，所以西南聯合大學本科生的質量非常好。各位今天都知道，我們的教授們已經不再可能全力以赴對待我們的學生了，有時間還要做研究、發表論文，那時沒有多少期刊，也沒有多少的試驗設備。吳大猷說他用兩個土架子做的儀器，所有人都全力以赴當學生。李政道也在回憶錄中說，他找到吳大猷，吳大猷的妻子身體不好，要經常回家陪妻子。李政道就跟着他到家裏，幫助他做一點家務，一個人獨立教這麼一個學生。這樣的教學，使得西南聯合大學本科生水平非常高。換句話說，西南聯合大學堅持按照原有的水平辦學，不是因爲戰爭而降低水準，沒有將戰爭期間的大學辦成培訓所，因此戰後纔有那樣的大批人才。理科如此，文科更是這樣，因爲文科本來對儀器、試驗要求不高，即使資料不多，但是精神在，繼續做研究，所以人文發展很好，沒有受到戰爭的影響。

從教育史看戰時大學的特點

一、戰時大學在流徙中讀書，人生憂患與書本知識合一。大量東南沿海的大學、工廠遷移到後方，讓落後的西南、西北突然進入新世界。一方面讀書人知道了中國的貧困、遼闊以及悠久，當地的民衆由此也得到了文明上的提升。

二、生活圈子縮小。今天我要跟學生見面都要事先預約，不然沒有辦法。但是戰爭期間的老師和學生，以西南聯合大學爲例，所有人的生活圈子不超過20分鐘步行路程，教授與學生在一起經歷這場戰爭，此前此後老師和學生的距離從來沒有這麼接近過。

三、對現代史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從國共兩黨分裂以後，大學教育是國共兩黨鬥爭的重要戰場，所以大學裏的黨爭、政治立場的鬥爭，在20世紀20年代、40年代都很嚴重，只有一段時間比較和睦，那就是抗戰期間。抗戰期間國共兩黨合作，槍口一致對外，不同政治派別協調。除了極少學生運動的時期，徵召“青年軍”時有疑惑，但不好直接反對。基本上在抗戰期間，校園裏沒有政治鬥爭，基本上都是一致對外。清華大學教授何兆武在回憶錄中說，他想來想去一輩子最幸福的時候就是戰爭期間在西南聯大唸書，爲什麼？那個時候很窮，但是那個時候相信未來一定是美好的，那個信念讓精神上非常愉悅。而以後各種各樣的苦難和得意，都抵擋不住早年的嚮往。

從政治史或文化史看待大學西遷

王力詩句“應教青史有專篇”，不僅適應西南聯大，也適應全國高校。因大學西遷而展開的另一箇中國，因大學西遷而改變的另一種人生，因大學西遷而收穫的另一種學問，以及各大學西遷時設立師範學院，北歸時爲西南、西北留下的學術種子，此舉對於中國教育平衡發展的意義很大。

中國大學如此大規模內遷，且堅持到最後勝利，這確實是個奇蹟。二戰中其他國家的大學，也都面臨各種危機，但惟一差可比擬的，是蘇聯的諸多學校。二戰一開始，法國被德國人吞併，而英國雖然遭受很多轟炸，但是挺住了，德國人沒有打過去。美國遠在天邊，更沒有關係了。所以，要不就是被佔領，要不就是沒有被戰火燒到門口。只有一個國家，戰爭打起來，大學有可能而且必須做大規模的流動，那就是蘇聯。蘇聯的衛國戰爭開始之後，康斯坦丁諾夫等編的《蘇聯教育史》中說，“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偉大衛國戰爭形勢，不能不影響到國民教育和蘇維埃學校活動。成千上萬高年級學生、教師和大學生，滿懷強烈的愛國主義激情，離校參加了民兵、紅軍和游擊隊。”

高等院校與衛國戰爭的關係更爲密切：“爲了搶救高等學校的物質、文化財富，高等學校的全體師生員工進行了奮不顧身的鬥爭，把147所高等院校的教學實驗設備、圖書館、珍貴陳列品，撤退到國家的後方。”而斯大林格勒戰役獲勝後的第八天，一批蘇聯大學教授來到這個被徹底破壞的城市，重建醫學院，第二年便恢復了正常的教學工作。蘇聯衛國戰爭中，與西南聯大的遭遇最爲接近的，莫過於莫斯科大學。“就在1941年6月22日戰爭爆發的當天下午，(莫斯科大學)就有數百名教師、研究生和本科生以及職工投筆從戎，參加了保衛祖國的鬥爭。”不久，又有物理系教授、歷史系教授等師生數百人上前線。整個戰爭期間有3000多人蔘加蘇聯紅軍，許多人犧牲在戰場。具體的遷徙行程是：1941年10月開始，大部分師生遷到土庫曼共和國首都阿什哈巴德，12月1日復課；1942年夏季，戰局不利，又遷往斯維爾德洛夫斯克；隨着蘇軍由戰略防禦轉向戰略進攻，1943年春，莫大勝利回遷莫斯科。換句話說，莫斯科大學漂流在外的時間不到一年半。而北京大學在外流浪時間是9年，相對來說，對莫斯科大學這一年半的重要性，不及北京大學在外流浪9年的重要性，有很多史料讓我們知道一系列中國大學所走過的艱難困苦。

英國的大學雖被轟炸，但未被佔領；法國全境被佔領，大學因而無處可遷；唯有蘇聯，在衛國戰爭中同樣存在大學內遷的現象。但因時間不長，沒能像西南聯大那樣，不但未被戰火摧毀，還在發展壯大的同時，催生出衆多美好的“故事”與“傳說”。

值得思考及反省的若干問題

1)如何看待西遷大學與暫居地民衆的關係。2)如何敘述兩地辦學。3)如何談論“僞大學”，如僞中央大學、僞北京大學———北京大學校史與東南大學校史的寫作。

北大撤退之後，日本人僞政府扶持了新的北大學生，這八九年中培養出來的學生怎麼辦？只要有學生就有可能出人才，北大歷史上討論時也將這一段時間培養出來的學生算在裏面，但是也不能理直氣壯，在校史上我們是這樣寫的，在撤退之後北平也有一所所謂的北京大學。

4)如何看待已建及將建的紀念館———不只是本地的旅遊資源，更是大學尋根，珍惜那段歷史，以及上一代人的感情。那樣的教育，古代中國沒有，同時期的歐美名校也沒有，哈佛耶魯沒有，牛津劍橋也沒有。1944年英國科學史家、皇家學會會員、劍橋大學教授李約瑟考察戰時的中國大學，說了好多好話，經常被引用的是浙江大學是“東方的劍橋”———另外一句不見人提及，西南聯大是“東方的牛津”。

著名數學家，抗戰時任浙江大學教授，後爲復旦大學校長的蘇步青，1992年以90歲高齡回浙江大學演講，重述李約瑟的話後慷慨陳辭：“我還抱着這樣一個希望，終有一天，我們浙江大學能不能有一個教授，像李約瑟博士那樣，去英國劍橋大學參觀訪問，稱讚劍橋大學爲‘西方的浙大’呢？”我們希望有這麼一天。

我爲什麼再三講述抗戰中的大學故事，針對的是當下中國大學之缺乏理想性，包括：辦學理念、大學精神、師生關係、教學方法等。整個敘述過程中，隱含的都有這樣的思路。戰爭初期的遷徙，抗戰勝利的狂歡，炸彈陰影下的大學生活，相持階段的“讀書不忘救國”，所有這些，都值得懷念，更發人深思———什麼是中國大學最值得珍惜的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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