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憂傷

文 / 何懷宏

尊敬的南希先生、在場的女士和先生們：

我很高興來到法國。中國深受法國文學與哲學的影響。我自己的學術研究，也是從上世紀80年代初研究法國存在主義開始的，我探討過薩特的自由哲學，還追溯到帕斯卡爾，爲此還寫了一本小書《生命的沉思》。我甚至還學過一陣法語，翻譯過拉羅什福科的《道德箴言錄》，可惜因爲後來多年不用，我的那一點書面法語也差不多忘光了。

帕斯卡爾曾經說“中國晦暗不明”。我不知道這是否還是今天的狀況？近百多年來中國在暗處，西方在明處，暗處對明處一般會比明處對暗處更關注，或許還能看得更清楚。但請相信我，這不是政治家的“韜光養晦”，而是實力和時勢使然。

我這次講演的主題來自我的一本書《中國的憂傷》。《中國的憂傷》是2011年6月出版的，那時中國和北京還沒有出現被稱之爲“霧霾”的持續大規模空氣污染。而有人說，這本書的封面圖畫已經預見了霧霾——崛起的城市高樓正罩在一片灰濛濛之中。那麼，這也可以說是我的第一個直觀的憂慮：過去常見的藍天綠水、陽光明媚不知何時能夠恢復？

請允許我還是先來簡略講一下我對中國歷史的一個描述和解釋，這或許能夠說明我的更深層次的憂慮。三千多年前周朝的興起，可以說使中國走向了一條世界文明國家中比較特殊的道路，它偃武修文，從信仰超越的存在轉向人文實用和自身德性。作爲一種我所稱的“世襲社會”（Hereditary Society），它培育了一種精緻的貴族文化，但對整個社會的生機和活力也有一定的壓抑。但更顯中國之特殊的則是兩千多年前的漢制，它自建立起一個強大統一國家和中央集權的官僚制度的秦朝而來，但不同於只是崇尚強力和管束性法規的秦朝，漢朝通過恢復“周文”、尊崇儒家思想和建立一種特殊的選舉制度，而奠定了後來兩千多年中國社會制度的基本模型，將中國從一種相對封閉的等級制社會變爲相當流動的等級制社會——我將其稱之爲“選舉社會”（Selection Society）。從漢朝到唐朝之前中國是推薦選舉；從唐朝到清朝一千多年，中國則是通過詩文考試來選拔官員。官員大致總有接近乃至超過一半的人是直接來自鄉村田野，來自前三代沒有人做官的農民家庭，這樣一種社會的垂直流動率甚至超過了現代社會的垂直流動率。中國社會還形成了一種一直延伸到民間底層的、非常重視人文教育和文字文化的悠久傳統。

中國自大規模遭遇西方，進入現代，它廢除了科舉制度和皇權，打破了舊有的等級結構。中國革命激烈地反傳統，否定過去的主導價值和倫理規範，它試圖追求國家富強和徹底的社會平等，但一度得到的卻是一種一人全權統治之下的、近乎所有人的貧困的平等。到近三十多年，中國才真正走向了富強之路，但是貧富的分化也在加劇，真正民主法治的目標也還沒有實現，而社會利益結構趨於固化、知識界也趨分離和分裂。

我們不宜否認新中國境內近六十五年幾乎沒有戰爭的和平——雖然前三十年還是有不斷整肅的政治運動；更不宜否認它近三十五年取得的巨大經濟成就。我年輕時在社會底層呆過近十年之久，做過農民、工人和士兵，嘗過持續飢餓和長期失學的滋味，到三十歲才進入大學就讀。我目睹了近三十多年來中國人生活明顯變好、各種發展機會明顯增多的過程，這是和中國放棄以階級鬥爭爲綱的路線，以及向世界的開放和市場經濟緊密相關的。我認爲：一個人的肉體生命是不能被任意剝奪和虐待的，而且必須得到符合人的身份的物質資料的供養。所以，也不能輕易否定能夠保障這些基本權利的原因和條件，包括向全球開放的市場經濟。如果我們不能好好對待他人的身體，也就不能好好對待自己的靈魂；而不去同情地理解千百萬普通人的所欲所求，也就沒有真正從內心與衆人平等。

儘管不否認中國近年來取得的巨大成績，但是，我個人還是一直比較固執地盯住中國不足的一面，讓人不安和擔憂的一面，尤其是在“底線生存”和“底線倫理”方面出現的危機。即在生存方面，還有一些人生活得相當艱難，還是在起碼的生存線上掙扎。而如果說過去處於這種“底線生存”狀態的還只是一部分人，那麼，生態的危機則已經危及到所有人。過去似乎是無償供應，人們須夷不可或缺的東西：空氣、水、陽光和土壤也都出了問題，且幾乎是不可逃避。而能夠使我們反省造成這些問題的原因和約束傷害自然與社會的行爲的社會倫理，也在根基處出現問題。傳統的道德已經打破，而新的社會倫理卻還沒有有效地建立起來。這些生存和道德方面的問題，我想在這次一起參與對談的賈樟柯的《天註定》（A Touch Of Sin）的影片中已經有提煉了的、鮮明而集中的反映。但我個人雖然強烈同情、卻還是不贊成一種反抗的暴力，我還是寄希望於一種經由法治和落實法治的民主。

除了這種對中國的憂傷，我或許還可說說一種來自中國的憂傷，當然，它依然是我個人的憂慮。我並不代表什麼人，但我要談到的意見大概也反映了一個置身於現代社會的傳統中國士人（讀書人）的觀點。中國有相當悠久的人文精英的傳統，我到現在也還沒有放棄這一傳統，我贊成民主和平等，但對文化上還是採取一種相對保守的態度。所以，這種憂傷主要是一種對文化的憂傷。我接受卻還是有些傷感中國一種精緻的士人文化的衰落，包括培育了這種文化的鄉村的衰落。這次與我同來的梁鴻女士，她的兩本書《中國在梁莊》、《出梁莊記》就描寫了這樣一種鄉村的衰落。在某種意義上，我們都失去了故鄉，我們感覺到我們原有的文化之根正在被拔起。

而這種文化的憂傷也不僅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憂傷，也是對世界的憂傷，是對人類文化的憂傷。托克維爾在《論美國的民主》的下卷結尾，試圖預見現代平等社會將對人的命運、尤其是精神文化方面將產生的影響。他寫道：“幾乎所有的最高的東西將會逐漸下降，併爲中等的東西所取代。”在這一預測接近兩百年之後，我們現在或許可以來查看這一預測是否成真。文化的升降也許可以說是呈現出一種複雜的情形，即在某些方面“最高的東西”下降了，而在某些方面則還有新的上升，比如在經濟、科技和體育競技等方面。但我們或許可以說這些上升的方面多是涉及到物質和身體的方面，也大多是集體累積性的結果。而下降的方面則可能是涉及到一些至關重要的方面，即一種文化中最具精神性的部分，而在這種精神性文化中，又是最具創造性的部分，亦即構成一種文化的靈魂和根本動力的東西——哲學自然是其核心的部分。還有，這些方面的下降如果的確發生了，那麼究竟是何時發生的，這一下降是暫時的還是持久的，甚至是否構成了一個人類文化由上行轉向下行的拐點？或者，即便下降了，是不是可以像過去的世界文明史上此伏彼起？以及，如果說有下降，甚至是根本方面的下降，那麼，下降的原因是什麼？它是不可避免還是可以避免的？它下降的主要原因會不會恰恰是我們贊成的、且道德上理應贊成的東西不可避免的結果？

當然，我這裏仍然是一個推測，是我個人一些粗淺觀察的結果。也許這整個判斷就是錯誤的，但我的確憂慮這一可能的趨勢。我把這些疑問和困惑帶到法國，帶給南希先生，希望得到回應。

康德在《人類歷史起源臆測》的“結論”中寫道：“有思想的人都感到一種憂傷，這種憂傷很有可能變成爲道德的淪喪，而它又是不肯思想的人所全然不理解的：那就是對統治着世界行程的整體的天意心懷不滿──當他考慮到災難是如此沉重地壓迫着人類而又（看來好像是）毫無好轉的希望的時候。然而，最重要之點卻在於：我們應該滿足於天意（儘管天意已經就我們地上的世界爲我們規劃好了一條如此之艱辛的道路）；部分地爲的是要在艱難困苦之中不斷地鼓舞勇氣；部分地爲的是當我們把它歸咎於命運而不歸咎於我們自身的時候──我們自身也許是這一切災難的唯一的原因──使我們能着眼於自己本身，而不放過自我改進以求克服它們。”

我就以這一段話結束我的講演。謝謝！

2011年5月5日——15日，由高和資本等機構資助，卓倫文化、譯藝網策劃組織的中法文化交流活動在巴黎舉行，五位中國學者、作家與法國同行進行對話。以本文爲何懷宏教授的主題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