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是我国历史上思想控制空前强化的一个时期，统治集团自明初以来所坚持推尊理学为唯一官方意识、禁止在程朱学说之外进行儒家经籍的阐释，希图在严格的文化守成态势下实现精神层面上的思想文化大一统。

为了实现这种大一统，确保官方意识形态的权威性，压制在之前的元代盛行的民间俗文化，明朝自明太祖时期起就确立、实行了一系列禁戏政策、法令，对全国戏剧活动进行规约。

终明一朝，其禁戏政策经历了一个由明初的厉行约禁，到明代中后期的渐露废弛趋向的变化过程。其间，明初朝廷在树立“礼乐治国”的形象以拉拢士人、实现吏治清明、倡导节俭风尚等方面的需要，是这些政策出台的重要原因。

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一个新兴政权在建立之初往往会以各种政策、制度、法令的确立、施行，来体现其正统性，从而获得社会各阶层尤其是士大夫阶层的认同，以达到巩固统治基础的目的。

明代亦是如此。洪武初年“重法绳下，士不乐仕，人文散逸”。因此对明初政府来说，树立政权的正统地位、获得士大夫广泛认可的任务在当时极为迫切。

明太祖也意识到这一问题，在洪武元年九月诏书中就指出“今贤士多隐岩穴”，并在同年十一月，“遣使分行天下，访求贤才”，又在洪武十五年正月庚戌、四月丁丑、九月己酉，数次遣使求贤。

但即使如此，获得的效果也并不理想，当时叶居升《上万言疏》就说求贤时士人被“有司催迫上道，如捕重囚”，在明初重法的压制下“今之为士者以混迹无闻为福，以受站不辱为幸”，缺少对明初政权的认同感。因此树立崇尚儒家纲常教化的正统形象，对当时的明廷来说确是迫在眉睫。

早在至正二十四年春，朱元璋即吴王位之初，就下诏申明“立国之初，当先正纲纪”。而作为整顿纲纪、体现儒家正统观念的重要形式，重新制定区别于元代的礼乐，便成为当时的吴政府、后来的明政府的一项当务之急。

《明史》记载，“明太祖初定天下，他务未逞，首开礼乐二局，广征誉儒，分曹究讨”，并于洪武元年“命中书省暨翰林院、太常司，定拟祀典。乃历叙沿革之由，酌定郊社宗庙仪以进。”

此外，还通过于至正二十五年设置国学进行开科举士、洪武元年二月“丁未，以太牢祀先师孔子于国学。戊申，祀社樱。壬子，诏衣冠如唐制”。十五年四月“诏天下通祀孔子”。二十一年和二十五年两度完善地方儒学教育体制等举措，努力恢复儒家礼教体制，争取士大夫阶层对政权正统性的认可。

作为“复礼”的配套措施，同时也为去除元以来北方少数民族音乐和外来音乐对正统“雅乐”的影响，重修古代“雅乐”就成为明初政府的重要任务：“明兴，太祖锐志雅乐。是时，儒臣冷谦、陶凯、詹同、宋镰、乐韶凤辈皆知声律，相与究切厘定。”

在这批“知声律”的儒臣协助下，明太祖通过洪武元年、二年的祭祀太社、太程、太庙、昊天上帝、皇地、先农、历代帝王、孔子等仪式的举行，终于“定舞乐之数，奏曲之名”。

“锐志雅乐”的明太祖还对与雅乐、古乐相对的俗乐、今乐有着一套自己的理论。他曾“谓侍臣曰：‘礼以道敬，乐以宣和，不敬不和，何以为制治？元时古乐俱废，惟淫词艳曲更唱迭和。又使胡虏之声与正音相杂，甚者以古先帝王祀典神抵，饰为乐队，谐戏殿廷，殊非所以道中和崇治体也。”又“尝谕礼臣曰:‘古乐之诗章和而正，后世之诗章淫以夸。故一切淫词艳曲皆弃不取’。”

可见，在明太祖心目中，俗乐、今乐代表着浮艳、淫巧，甚至以胡犯华的非正统、反纲常的观念，与中正、谐和的古乐、今乐完全对立，必须清除。因此他下令“自今一切流俗喧携淫裹之乐，悉屏去之”。

在这一定位下，在元代作为俗文学大兴其盛，同时属于俗乐、今乐范畴的戏剧，受到政府禁限政策的约束，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而从整体上看，在树立政权正统地位、希求士大夫广泛认同政府统治合法性的大背景下，以抑制俗乐、今乐来体现对古乐、雅乐所代表的儒家礼乐教化之道的追求，也是势所必然之举；制定并厉行禁戏政策，也就成为明廷在士大夫阶层中确立并体现政权正统性的重要一步。

另外，在官员中推行禁戏政策，也是明政府对元朝灭亡的教训进行总结，所得到的一个结果。朱元璋在即吴王位时发布的诏谕说:“元氏暗弱，威福下移，驯至于乱，今宜鉴之。”意即要反思元朝统治的得失教训。而元代官员中盛行的饮宴挟妓、观戏、宿妓等行为，正是滋生吏治腐败的取祸之道。

《寓圃杂记》记载：“唐宋间，皆有官妓抵候，仕宦者被其牵制，往往害政，虽正人君子亦多惑焉。至胜国，愈无耻矣。”虽然这里是说官妓之弊，但也可以看出，在元代，“妓”的问题对官员来说己不仅仅是关乎风化，甚至己经发展到了“害政”的程度。

更有甚者，在元代，官吏纳倡女优伶为妾的现象也频频发生。如:“汪怜怜，湖州角妓，美姿容，善杂剧。涅古伯历经属意焉。汪曰:‘君若不弃寒微，当以侧室处我。’……涅遂备礼纳之”。这类倡优与士人的结合，混淆了封建道统所强调的贵贱之别，严重背离了儒家伦理纲常规范，势必为标榜正统的明太祖所不容。

针对这些问题，明太祖时期制定了禁官员宿娼、婚娶娼女的法令，“害政”现象“其风遂绝”，以避免类似元代的吏治因妓女“牵制”而陷入腐败泥潭的重演。

此外，我们也应看到，明初禁戏政策中通过特别限定乐人着装、禁止婚娶乐妇、严禁乐工参加科举等，严格地划分了士庶与乐工之间尊卑身份的界限，对逾越封建等级现象形成了防范，充分体现了统治者对礼法制度的悟守，也体现了明政权尊奉儒家“尊卑有别”思想的“正统性”，同时维护了作为统治基础的士人、庶民的阶层“权益”，有助于笼络人心。

自元代以来，官员的挟妓饮宴活动花销巨大，与明太祖倡导的崇俭恶奢的生活作风相悖，这也是明初在官员中厉行禁戏的一个原因。例如，元代娼女张玉莲“审音知律，时无比焉。往来其门，率富贵公子”。张也因此“积家丰厚”，“复挥金如土，无暂惜爱”。

又如“艺绝流辈，名重京师”的张怡云，参加史天泽等人举办的宴会时，“史取银二锭酬歌。席终，左右欲彻酒器，皆金玉者。”从中当不难想见在当时盛行的饮宴伴妓风习下，倡优“缠头”之丰、宴会开销之大、官员奢靡程度之高，已令人咋舌。

相比之下，明太祖一生注重保持俭朴的生活作风。在吴元年营造宫殿时，“所司进宫殿图，命去雕琢奇丽者”；“郡县贡香米、人参、葡萄酒，太祖以为劳民，却之”。他还曾告诫负责“乘舆服御”的官员：“第俭约非身先无以率下，且奢泰之习，未有不由小而至大者也”。

不仅个人生活保持俭朴，明太祖还希望为官者也能做到这一点。在洪武元年召见前来朝贺的“天下府州县官”时，他告诫说：“天下始定，民财力俱困，要在休养安息，惟廉者能约己而利人，勉之。”即要求官员不仅要保持清廉，还要克服自己的欲望，约束自己的行为，不能为满足一己之私而劳民之力，伤民之财。

相对于明太祖的这一吏治理想，花销不菲、用具奢华的挟妓饮宴活动自然容易成为官员劳民伤财、贪污腐败的温床，因此明初厉行禁戏也是实现吏治清明、保证官员廉洁的一个必然选择。

在官员中推行禁戏律令的同时，明太祖也在军中厉行禁戏，这一举措很可能是明太祖本人基于元末起义战争中，从元军身上看到的教训而制定。叶子奇记叙元末军队情况云:“将家之子……骄奢淫佚，自奉而己。至于武事，略之不讲。但以飞筋为飞炮，酒令为军令，肉阵为军阵，讴歌为凯歌。兵政于是不修也久矣。及乎天下之变，孰能为国爪牙哉。”

可知元军因将领长期伏身于酒宴、歌舞之乐中，导致战斗力大幅度削弱。因此明太祖以极为严酷的手段推行军中禁戏，特别对世代为军士的军官、军户子弟进行严格规约，力图保持军纪严明和将士的战斗能力，避免重蹈元军覆辙。

此外，明初厉行禁戏还有一定的“正民风”的教化目的。明太祖曾言：“古人之乐，所以防民之欲。后世之乐，所以纵民欲”，指责“今乐”为“乖决而不合，陵犯而不伦”。可见，他对音乐对民心世风的教化作用十分重视，批判“今乐”的出发点就立足于“防民欲”与“纵民欲”的差别上。

联系到明兴以后他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乡饮酒礼”、并规定在该礼仪中使用雅乐的史实，更可以清楚地看到明太祖十分偏执于古乐、雅乐所蕴含的教化功用：“乡饮酒礼”的设定本意就在于恢复尊重长者、敬重尊者的“古风”，以明太祖的观点看，在这一场合中奏以“防民之欲”的古乐、雅乐，不止是在形式上合乎古代“乡饮酒礼”的规范，更重要的是有助于训导民风、让“古风”的深入民心。

由此也不难理解竭力贬斥戏曲的明太祖竟不吝美辞，赞扬《琵琶记》“如山珍、海错，贵富家不可无”一一虽然是属于“今乐”、“俗乐”的南戏，但《琵琶记》宣扬子孝妻贤的主题十分符合儒家礼法规范，更契合了明太祖的治世理想，“贵富家不可无”的赞誉揭示的是明太祖希望这部作品能够迅速普及于富家贵族，使“贵富家”由此树立类似子孝妻贤、尊卑有序的礼法意识，从而达到教化之功的目的。

至明代中后期，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带来的追求享乐、重“声色之娱”等社会风气的蔓延，禁戏令本身无法全面禁绝戏剧活动、也没有对戏剧在文坛业己取得的地位形成根本性冲击，宫廷演剧风尚对士大夫的影响，以及皇帝个人对戏剧的爱好所带来的联动性影响，都加剧了对政令法规管控力度松懈、戏禁趋弛的冲击。

撰稿/王斌【读史品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