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媒體報道，9月16日，“辦公室小野”方面到山東棗莊，看望模仿視頻出事故的兩個家庭。“小野哥哥”說，不管誰對誰錯，希望給大家警示，增強安全教育的意識。雙方同意不再考慮責任劃分問題，只談如何善後。“兩家”分別和“小野”方面達成協議，一次性給予“救助金”。

就事論事，這應該算得上，“自媒體”對於事故善後處理的典範。無論如何，作爲孩子是無辜的，就責任而言，“家長的責任是直接的”，“小野的責任是間接的”。這應該在輿論上早已形成共識。所以，出現“小野哥哥”善後邏輯，也就顯得不那麼怪誕。

事實上，對於民間的善後，絕大多數時候，都會回到賠償的問題。尤其，對於經濟條件普通的家庭，“對錯”早已不重要，重要的是能不能拿到“補償金”，給受傷的孩子進行醫治。於此，對於“辦公室小野”方的善後意見，想必兩家人，都會接受的。因爲，這樣的事情，要是拿到法庭上處理，不見得兩家人能拿到更多“補償金”。

所以，事情發展到“辦公室小野”方支付救助金的地步時，也將整個事件推向輿論高潮。並且，在可見的輿論範疇內，人們對“兩家人”並不友好。因爲，按照“道德審判”的尺度，孩子的父母纔是首要責任的承擔者。可是，現實的困境是，孩子的父母卻站在“維權的山頂”上，進行不斷的呼喊。

於此，整個事件的局面，基本上就被定性。是的，“辦公室小野”是有間接的責任的。但是，當一個“間接責任者”，向一個“直接責任者”進行“救助金”的補償時，總覺得有些尷尬。當然，從法理層面上講，好像也能講通。但是，這終將會讓“維權環境”變得更加艱澀。

因此，當社交媒體上，鋪天蓋地的“家長不地道”的言論襲來時，就說明人們對於“直接責任者”的維權行爲，並不買賬。並且，也反映出，在現實生活中，人們對於“巨嬰式維權”的憤怒和反感。而“辦公室小野”的善後邏輯，也準確的投射出當下扭曲的“維權環境”。

說到底，被道德意識綁架的“法理維權”，很容易演變成“會哭的孩子有奶喫”。本質上，還是基於“誰是傷者”，誰就是“強者”的邏輯。這一點，在很多事故善後中，都有體現。就是，作爲“間接責任的一方”，無論如何，也要進行一定的補償。

這導致，很多“維權者”在維權過程中，“不講道理，講傷勢”。所以，也就讓邊緣性的責任，變得更爲草木皆兵。並且，也讓社會氛圍，變得越來越冷漠。因爲，很多時候，所謂的“溫情”，很容易被異化成“反咬”，由此，導致，冷眼旁觀纔是最合理的一種態度。

所以，經常媒體報道出，“摔倒的老人”無人敢扶，也就不是什麼新鮮事兒。因爲，很多家屬不問是非的“訛詐”，已經發生過很多次。所以，作爲“溫情”本身，其實也是難以釋放的。因爲，有太多人只想着自己的利益，從不考慮共識和秩序的存在。

因此，回到“辦公室小野”方支付救助金的事件中，人們就會覺得“家長不地道”，但這種“巨嬰式的維權意識”卻根深蒂固。在民間，人們叫“訛詐邏輯”，就是“自己的責任”想盡一切辦法，要讓接近事件的“他者”去負責。並且，所講的不是道理，而是道德綁架。

尤其對於一些知名度高的“間接責任者”，很容易“被碰瓷”。畢竟，在輿論的底色中，人們熱衷維護所謂“弱者”的利益。所以，輿論光環之下，“弱者”就成爲“強者”。於此，作爲孩子的父母，纔會持續的維權，踩在輿論的風火輪，進行“死磕”。

當然，結局大家都能預料到，作爲“間接責任者”，總是要付出一定的代價。無論是“辦公室小野”，還是“格子間小野”，總是難以倖免。畢竟，在“不地道”和“地道”之間，還沒有絕對的法理在評判，而作爲市井中，最核心的尺度是“他（她）們窮，給點救助應該的”。

回到法理的尺度上，“辦公室小野”方支付“救助金”，似乎能說得過去。但是，本質上“辦公室小野”的善後邏輯裏，還是以“息訟”爲路徑進行的。說到底，就是“對錯掰扯半天”，影響肯定不好。不如坐下來“談一談”乾貨，彼此消除影響，迴歸正常生活軌道。

因爲，稍微有常識的人，都知道“救助金”和“賠償金”不是一回事兒。但是，對於當事的兩家人來講，或許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金額數目”。但是，回到事件本身，“救助金”屬於人道主義關懷，而賠償金纔是責任劃分後應該承擔的部分。

於此，作爲當事的兩家人，終歸還是落到“不地道”的困境之中。因爲，逼着人家搞“救助”，這本身就不道德。所以，就算自己的孩子受傷很重，依舊得不到人們的同情。畢竟，絕大多數人，對於基本的道德邏輯，還不至於糊塗到不分是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