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摘自：中國共產黨新聞網，作者： 薛鑫良。文章版權歸作者所有，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在中國共產黨九十多年的歷史上，延安時期是由小到大、由弱到強和愈挫愈奮、興旺發達的“黃金時期”。其寶貴經驗之一就是，當時在局部執政的條件下和艱險困苦的環境中，在革命根據地認真探索和推進民主政治建設，積極實踐黨內民主和人民民主。

毛澤東同楊家嶺農民交談

小腳老太參加選舉

1941年11月召開的陝甘寧邊區第二屆參議會，改變了第一屆參議會（1939年1月召開）選舉邊區政府負責人全部是中共黨員的狀況，不折不扣地執行了“三三制”的政策；選舉林伯渠爲邊區政府主席，開明紳士李鼎銘爲副主席。在選舉邊區政府委員時，當選的十八人中本來有中共黨員七人；由於超過了“三三制”的規定，德高望重的徐特立主動申請退出，然後按得票多少的次序，改由一名黨外人士遞補當選。議員代表李丹生在閉幕會上發言說：共產黨“說到做到，以信義昭示天下，則天下都是你們的”。李鼎銘副主席認真地說：“我原本不願出來做事的，是受到毛主席在參議會上的演說感動纔出來的，在黨外人士有職有權的鼓勵下出來的。”

延安時期進行的四次選舉，堪稱國史、黨史上民主選舉的典範。選民們也用民謠、小曲來表達自己的心聲：“民主政治要實行，選舉爲了老百姓。咱們選舉什麼人？辦事又好又公平。”許多足不出村的小腳老太太，都騎着毛驢，翻山越嶺，趕到選舉地點。爲了使不識字的選民能夠行使選舉權，不少地方還使用了“碗裏放豆”、“香頭燒洞”等便於操作的選舉方式，開創了“草根民主”的先河。

厲行廉潔政治

早在1937年10月10日，毛澤東在一份材料的批語中就明確指出：“共產黨與紅軍，對於自己的黨員與紅軍成員不能不執行比一般平民更加嚴格的紀律”，體現了“從嚴治黨”的理念。

由中共陝甘寧邊區中央局提出、中共中央政治局1941年5月1日批准、陝甘寧邊區第二屆參議會1941年11月21日通過發佈的《陝甘寧邊區施政綱領》，在1938年8月《陝甘寧邊區懲治貪污暫行條例》的基礎上，進一步明確規定“厲行廉潔政治，嚴懲公務人員之貪污行爲，禁止任何公務人員假公濟私之行爲，共產黨員有犯法者從重治罪。”陝甘寧邊區參議會和政府還相繼制定和公佈了《陝甘寧邊區保障人權條例》、《陝甘寧邊區政紀總則》、《陝甘寧邊區政務人員公約》、《陝甘寧邊區各級政府幹部獎懲暫行條例》、《陝甘寧邊區憲法原則》等法規，把廉政建設逐步納入了民主和法治的軌道。

1941年12月底，清澗縣張家畔稅務分局局長肖玉璧（1933年參加革命的紅軍戰鬥英雄，全身有傷疤九十多處，曾任陝甘寧邊區某區主席、貿易局副局長），因貪污3050元，由陝甘寧邊區高等法院依法判處執行死刑。

諸如此類案例，彰顯了延安時期“從嚴治黨”的思想和行動。

“只見公僕不見官”

美國記者斯諾在1936年和1939年先後兩次長期訪問陝北根據地和延安以後寫道：我看到毛澤東住在簡陋的窯洞裏，穿的是打了補丁的衣服，喫的是小米飯和辣椒土豆絲；周恩來睡在土炕上；彭德懷穿的背心是用繳獲敵人的降落傘做的；林伯渠的耳朵上用線繩繫着斷了一隻腿的眼鏡；林彪請我喫的是“麪條宴”；紅軍大學學員把敵人的傳單翻過來當作課堂筆記本使用……“他們堅忍卓絕，任勞任怨，是無法打敗的。”斯諾稱讚“只見公僕不見官”的“那種精神，那種力量，那種慾望，那種熱情……是人類歷史本身的豐富而燦爛的精華”，是“東方魔力”、“興國之光”。

1945年8月10日，此前訪問過延安的黃炎培在重慶出版了《延安歸來》。他在書中寫道：“每個人得投書街頭的意見箱，也個個得上書建議於主席毛澤東。”“公務人員不論男女都穿制服，女子學生裝短髮，都代表十足的朝氣。”“至於中共重要人物毛澤東先生，依我看來是一位思想豐富而精銳又勇於執行者。朱德先生一望而知爲長者。此外，轟轟烈烈的賀龍、彭德懷、聶榮臻、林彪、劉伯承……諸位先生（徐向前先生在病中沒有能相見）在一般人想象中，一定脫不了飛揚跋扈的姿態。料不到，這幾位先生都是從沉靜篤實中帶着些文雅，一點沒有狙獷傲慢樣子，天天見面笑談，真是古人所說‘如坐春風中’。這一點太出我們意外了。”“我認爲中共朋友最可貴的精神，倒是不斷地要好，不斷地追求進步。這種精神充分發揮出來，前途希望是無限的。”同期訪問延安的左舜生也對梁實秋說，在延安的各級政治機關門口沒有警衛，任何老百姓都可以排闥（小門）直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