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院法研所環境司法研究中心主任、中國行爲法學會基礎理論研究分會副會長韓德強

文/韓德強

什麼是司法改革，司法改革從什麼時候開始算，這是一個最基本的前提。從1996年開始算，是機制體制改革，近5年和近10年，是體制上的改革。我們國家改革開放40年，進入了政治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應該是在前10年、前15年就陸續開始。在政治體制改革中，包括這次十九大會議，我們已經把司法體制改革作爲政治體制改革的一部分納入進來，司法改革是政治體制改革的有機組成部分。這是值得我們注意的。任何一個國家的社會發展，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在經濟改革之後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在政治體制裏面首先要改什麼，我們應該有很清醒的認識。自古以來，司法是整個國家社會當中最保守的力量，這是一個基本的規律。政治體制改革應該是從行政開始，而不應該從司法開始，而我們是從司法開始。我們的司法改革納入了政治體制改革後，包括行政和其他領域的改革並不是完全配套的。

講到我們的司法體制改革，大家一直在談錢的問題、級別的問題，但是這都不是本質問題，這都是表面現象。我覺得對這個定位大家應該有清醒的認識，但是我感覺到我們對所有司法改革的認識分析太功利化了。

司法改革是法院單打獨鬥的嗎？不是，但是我們現在看到的卻是這樣一種艱難的歷程。司法有大司法和小司法，今天我們說到的法律職業共同體，也有狹義和廣義的概念之分。就看我們如何定位，這個定位準不準，直接影響到我們很多配套措施，大家也可以進行思考。

司法改革的決定者。我認爲司法改革的決定者應該是司法審判者。如果說你從來沒有審判過案件，決定司法改革政策就如同拿本書，定個作戰計劃就可以上戰場，一旦失誤這個損失是比較大的。可以說我是親身經歷了這20年的改革歷程，90年代和現在我們提高待遇、提高級別是不一樣的，那時提高級別和提高待遇是靠訴訟費，實際上員額制與2002年、2003年搞的審判長負責制異曲同工，沒有實質的區別。我感覺到這些制度在制定過程中，各個方面是值得我們思考的，所以我們對司法改革成效的評估一定要用歷史的眼光來看，這是在成效評估問題上要講的。

在評估的問題上，我們還應該進一步深化。評估的主體是誰?誰來評估？評估誰？是評估法官、案件，還是評估法院。我們的很多政策措施都混在一起，這就導致評估的績效不準確、不科學。

員額制、責任制、智慧司法，大數據和互聯網，這些是我們的基本經驗，我認爲這些經驗是有效的，很好的。但是它們不是最根本的，我認爲最根本的就是司法公開，近十年我們國家的法治環境，我們的辦案水平真正提高的是司法公開。在經驗的問題上，我們的認識還應該再提高。我們的公檢法和醫院差不多，病人到醫院看病，我們的目標是儘量讓病人少，讓社會穩定。現在我們看到一個悖論，我每天上班經過同仁醫院，每天早晨都是人，這就讓我想到了我們的立案庭、信訪處全都是人，我們投入這麼多，爲什麼我們的“病人”越來越多，案件越來越多，我感覺應該考慮一下我們的方向，我們的目的是要讓“病人”少、案件少，而現在是我們沒把精力放在怎麼讓“病人”少的問題上，而通過“治”，通過提高待遇把精力放在法官、醫生身上。

前幾天我們討論一個案件，有兄弟倆都要辦房產證，房管局都給會員證了，起訴後，法院都給撤了，但最後不確定是誰的，後來老二要贏，老大知道之後就把老二全家都殺了。本來看病之後，這個病應該好，沒想到這個病越來越多，這是不正常的現象。我們應該思考一下這些問題，而不應該把精力集中在法官醫生身上。

司法改革到今天，已經取得了輝煌的成績，現在全國一條心，建設我們的法治國家，而且我們的法治環境也在逐漸良好。未來，不但是法官檢察官的素質要提高，包括律師的素質也要提高。我們法治國家的建設不要寄希望於外在的東西，要寄希望於自己；不能寄希望於單純的提高待遇，提高級別，提高技術，關鍵是解決人的思想問題。

(本文刊載於《人民法治》2018年11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