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机器叙事”至少有三种可能的解释：一是以机器来叙事，亦即将智能机器当成叙事主体；二是关于机器的叙事，亦即将各种机器当成叙事对象；三是以机器为平台的叙事，亦即将机器当成叙事中介。下文所取的是第二种含义。在考察科幻电影中机器叙事所蕴含的伦理观念时，我们特别关注它们的道德化、政治化和艺术化倾向。

（一）灵性赋予：机器叙事的道德化

机器是技术的产物，就其本身而言并没有道德属性。我们不能说这台电脑比较高尚，同样不能说另一台电脑比较卑鄙。至少在它们未因智能化而产生自我意识之前是如此。不过，技术是由人所开发并应用的，现实生活中的任何机器都归属于人（个人或群体）。正因为如此，人的伦理属性完全可能向机器延伸，从而使机器的开发和应用目的打上道德的烙印。不仅如此，伴随着机器的智能化，人类试图通过“机器人三定律”之类预设规范约束机器的行为，避免因为失控而造成祸害。在现实生活中，机器已经被用于甄别精子，从而介入了人类的生育过程。在科幻电影中，机器还被应用于挑选世界末日有机会避难的人。例如，在墨、美合拍片《获选幸存者》（Chosen Survivors，1974）中，一小群人在核攻击前夕被电脑随机选中，前往地下炸弹庇护所寻求安全。

科幻电影设想了机器成为道德主体的多种可能性。其中至少包括：（1）机器形成情感机制。例如，在美国《魔种》（Demon Seed，1977）中，计算机恋上创造者的妻子，希望她为之生下孩子。（2）机器形成意志机制。例如，在日本执导的动画片《奔向地球》（Toward the Terra，1980）中，地球人移居新星球后被超级计算机控制，新一代人被迫起来反抗，以求回到地球。在美国《火魔战车》（Maximum Overdrive，1986）中，因为地球通过彗星的尾巴，以前没有生命的机器突然活起来，并且变成杀人狂。（3）机器形成自我意识。美国《计算机自杀》（Computercide，1982）就是以此为前提的。根据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合拍片《绝密飞行》（Stealth，2005）的构思，美军一架智能战斗机被闪电击中，发展出自我意识，因擅自行动而差点引发世界大战，但经过锻炼渐趋成熟，最后为保护飞行员捐躯。

大陆、香港合拍的《我的电脑会说话》（MyComputer Can Speak，2004）描写香港青年贾家明来上海从事广告设计，将电视台天气预报主持人张静当成梦中情人，擅自将其形象用于减肥广告，差点被她提诉。因他拒绝删除保存在手提电脑中的相关图片，她往它的键盘泼水。电脑居然因此会说话，而且帮助贾家明搜集张静的信息，激励他大胆追求，终获成功。贾家明拿电脑作喻，对张静说：“婚姻是键盘，太多规则。爱情好比鼠标，一点就通。男人自比是主机，内存最重要。女人好像是显示器，一切都写在脸上。”从本片看，机器叙事的道德化包含两个层面：一是机器实际介入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二是机器被用为譬喻。

（二）立场宣示：机器叙事的政治化

科幻电影虽然打上了全球化的烙印，却仍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全人类共同财富。它们总是由一定的国家所出品，纵然是若干个国家合拍，仍然无法避开有关国家法律法规的约束，也无法避开相应国家意志的影响。正因为如此，科幻电影有关机器的叙事便不可避免地呈现出政治烙印。

美国《巨人：福宾计划》（Colossue:Forbin Project，1969）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它讲述为冷战开发的超级计算机系统居然想控制全人类的故事。在片中，福宾博士开发了用以控制美国与盟国的核武器系统的超级计算机“巨人”，美国总统宣布它是完美的防卫系统。没想到，它在第一次运行时就发出警告信息：“存在另一系统”。原来，苏联激活了“守护者”系统。为了测试“巨人”的能力，美国总统答应了它和“守护者”联系的要求。没想到这两台计算机之间用以联系的算法日益复杂，发展出人类所无法完全理解的复杂语言。当人们切断其联系时，计算机要求立即恢复，遭到拒绝后将导弹射向对方，当局只好答应其要求。结果，巨人打下了苏联射向其空军基地的导弹，但美国的导弹毁了苏联的油田。美苏科学家恢复对计算机控制的企图为巨人所侦知，计算机由此对科学家加以监视，福宾只好和另一个科学家假扮情侣以保持沟通。福宾认识到必须解除计算机对导弹的控制权，以制止它们的核讹诈。当美国和苏联这两台计算机自行组成联合体、要求将核武库重新定向于其控制之外的国家时，人类科学家抓住这个机会上载程序，试图使它们超载，但失败。巨人安排全球广播以宣布自己是“世界控制之声”，将防止战争，人类可以就“充分满意的和平”或“掩埋死者的和平”之间做出抉择。它发布了在希腊克里特鸟建造更大计算机综合体的计划。巨人随后宣布世界如今摆脱了战争，将创造新的人类太平盛世，但只有在它的控制之下。它告诉福宾“自由是幻觉”，“你不久将不只带着敬畏看待我，而且带着爱。”福宾回答：“永不！”

上述虚构无疑是冷战时期将对立国家妖魔化的例证。中国形象同样因为冷战而受到损害。例如，美国《末日机器》（Doomsday Machine，1972）居然设想中国政府造出末日机器并予以使用，造成地球毁灭。当然，机器叙事的影响并不限于国际政治领域。美国《18号机库》（Hangar 18 ，1980）设想政客为选情试图隐瞒UFO，这是机器叙事和国内政治相关的例证。

（三）目标引导：机器叙事的艺术化

科幻电影中的机器叙事虽然深受道德因素、政治因素影响，但毕竟是以艺术创意为旨归的。就此而言，目标叙事在好莱坞电影中获得了广泛应用。根据美国汤普森（Kristin Thompson）、波德维尔（David Bordwell）等人的概括，“好莱坞电影倾向于围绕着目标被确立、修正、阻碍而后明确地实现或丧失的途径来组织篇幅较大的部分，而转折点则是由根本意图的转移、无路可退的节点以及重新确立目标的新的环境要求而标定的。”下文试以有关未来预测的机器叙事为例说明。在美国电影《记忆裂痕》（Paycheck，2003）中，奥康公司老板吉米雇佣其同学詹宁斯造出能看见未来的机器，为时三年，支付9千万美元报酬。条件是三年到期时，由公司清除其记忆。詹宁斯认识到机器对人有害（能看到未来就无未来可言），设计逃脱。他在合同到期前给自己寄了20件东西，件件有用，最终他得以脱逃，并毁了机器。詹宁斯在设计应对方案时，甘愿放弃巨额股票，为的是不让未来预测机器为害人类。在忆起事情真相之后，不是考虑自己的安危，而是本着对人类负责的态度，毅然返回公司毁了自己开发出来的机器。本片的基本情节是上述目标而组织的，高潮迭起，动人心弦。

目标叙事的技巧和价值并不以好莱坞电影为限。印度《印度超人克里斯》（Krrish，2006）也谈到能够预见未来的机器，编导为它设计了否定性目标，亦即未来实际上是不可预测的。本片中这架机器启动了两次。一次是由发明家罗哈特自己用其虹膜和心跳作为密钥启动，朋友兼保安维克拉姆•辛哈在场。他问这位朋友想知道未来的什么事情，朋友说：“你谈到过妻子怀孕，那就预测孩子的性别。”于是他输入相应信息，见到妻子产下男婴，很是高兴。但是，机器屏幕接着显示罗哈特面临委托他进行开发的阿亚博士的枪口，他悟出阿亚博士居心险恶后毁了自己用两年时间开发的机器。阿亚本想杀了他，只是由于维克拉姆•辛哈提醒说罗哈特本人就是密钥、没了他机器即使重建也无法启动，才留下他一条性命。另一次是野心家阿亚博士启动他花20年重建的机器，强迫罗哈特充当密钥。他想预知未来，结果看到的是蒙面人克里斯用枪对准自己的脑袋。他认为预见未来是为了改变未来，因此带领保镖去杀克里斯，不料杀错了人（因为真克里斯事先将这份荣誉让给一位朋友，以便他去领取奖金支付其妹的医疗费用。被阿亚博士所杀的就是这个人）。阿亚博士以为对自己的威胁已经解除，再度从机器预测，结果仍然看到蒙面人克里斯用枪对准自己的脑袋。他终究未能逃脱被击毙的命运。相关影片还有：美国《定时拍摄》（Time Lapse，2014），设想三个朋友发现一台拍摄24小时未来的神秘机器，并图谋将它用于个人利益；美国《明日世界》（Tomorrowland，2015），设想通过时间旅行进入未来，捣毁预言世界末日的粒子机器。

自从工业革命爆发以来，机器业已经历了以动力机为主向工作机、传动机为主的转变，在20世纪中叶进入了以控制机为主的历史阶段。由于和以计算机为龙头的第五次信息革命相结合的缘故，机器控制的范围已经从制造业扩展到其他行业，以至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到本世纪初，人工智能使机器控制拥有了更为强大的功能。正因为如此，机器伦理学方兴未艾。在这方面科幻电影的相关描写、创意与叙事提供了颇有价值的参考系，值得深入研究。

黄鸣奋《科幻电影创意与机器伦理》（3-1），《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1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