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機器敘事”至少有三種可能的解釋：一是以機器來敘事，亦即將智能機器當成敘事主體；二是關於機器的敘事，亦即將各種機器當成敘事對象；三是以機器爲平臺的敘事，亦即將機器當成敘事中介。下文所取的是第二種含義。在考察科幻電影中機器敘事所蘊含的倫理觀念時，我們特別關注它們的道德化、政治化和藝術化傾向。

（一）靈性賦予：機器敘事的道德化

機器是技術的產物，就其本身而言並沒有道德屬性。我們不能說這臺電腦比較高尚，同樣不能說另一臺電腦比較卑鄙。至少在它們未因智能化而產生自我意識之前是如此。不過，技術是由人所開發並應用的，現實生活中的任何機器都歸屬於人（個人或羣體）。正因爲如此，人的倫理屬性完全可能向機器延伸，從而使機器的開發和應用目的打上道德的烙印。不僅如此，伴隨着機器的智能化，人類試圖通過“機器人三定律”之類預設規範約束機器的行爲，避免因爲失控而造成禍害。在現實生活中，機器已經被用於甄別精子，從而介入了人類的生育過程。在科幻電影中，機器還被應用於挑選世界末日有機會避難的人。例如，在墨、美合拍片《獲選倖存者》（Chosen Survivors，1974）中，一小羣人在覈攻擊前夕被電腦隨機選中，前往地下炸彈庇護所尋求安全。

科幻電影設想了機器成爲道德主體的多種可能性。其中至少包括：（1）機器形成情感機制。例如，在美國《魔種》（Demon Seed，1977）中，計算機戀上創造者的妻子，希望她爲之生下孩子。（2）機器形成意志機制。例如，在日本執導的動畫片《奔向地球》（Toward the Terra，1980）中，地球人移居新星球后被超級計算機控制，新一代人被迫起來反抗，以求回到地球。在美國《火魔戰車》（Maximum Overdrive，1986）中，因爲地球通過彗星的尾巴，以前沒有生命的機器突然活起來，並且變成殺人狂。（3）機器形成自我意識。美國《計算機自殺》（Computercide，1982）就是以此爲前提的。根據美國、澳大利亞、新西蘭合拍片《絕密飛行》（Stealth，2005）的構思，美軍一架智能戰鬥機被閃電擊中，發展出自我意識，因擅自行動而差點引發世界大戰，但經過鍛鍊漸趨成熟，最後爲保護飛行員捐軀。

大陸、香港合拍的《我的電腦會說話》（MyComputer Can Speak，2004）描寫香港青年賈家明來上海從事廣告設計，將電視臺天氣預報主持人張靜當成夢中情人，擅自將其形象用於減肥廣告，差點被她提訴。因他拒絕刪除保存在手提電腦中的相關圖片，她往它的鍵盤潑水。電腦居然因此會說話，而且幫助賈家明蒐集張靜的信息，激勵他大膽追求，終獲成功。賈家明拿電腦作喻，對張靜說：“婚姻是鍵盤，太多規則。愛情好比鼠標，一點就通。男人自比是主機，內存最重要。女人好像是顯示器，一切都寫在臉上。”從本片看，機器敘事的道德化包含兩個層面：一是機器實際介入人與人之間的互動，二是機器被用爲譬喻。

（二）立場宣示：機器敘事的政治化

科幻電影雖然打上了全球化的烙印，卻仍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全人類共同財富。它們總是由一定的國家所出品，縱然是若干個國家合拍，仍然無法避開有關國家法律法規的約束，也無法避開相應國家意志的影響。正因爲如此，科幻電影有關機器的敘事便不可避免地呈現出政治烙印。

美國《巨人：福賓計劃》（Colossue:Forbin Project，1969）具有鮮明的政治色彩。它講述爲冷戰開發的超級計算機系統居然想控制全人類的故事。在片中，福賓博士開發了用以控制美國與盟國的核武器系統的超級計算機“巨人”，美國總統宣佈它是完美的防衛系統。沒想到，它在第一次運行時就發出警告信息：“存在另一系統”。原來，蘇聯激活了“守護者”系統。爲了測試“巨人”的能力，美國總統答應了它和“守護者”聯繫的要求。沒想到這兩臺計算機之間用以聯繫的算法日益複雜，發展出人類所無法完全理解的複雜語言。當人們切斷其聯繫時，計算機要求立即恢復，遭到拒絕後將導彈射向對方，當局只好答應其要求。結果，巨人打下了蘇聯射向其空軍基地的導彈，但美國的導彈毀了蘇聯的油田。美蘇科學家恢復對計算機控制的企圖爲巨人所偵知，計算機由此對科學家加以監視，福賓只好和另一個科學家假扮情侶以保持溝通。福賓認識到必須解除計算機對導彈的控制權，以制止它們的核訛詐。當美國和蘇聯這兩臺計算機自行組成聯合體、要求將核武庫重新定向於其控制之外的國家時，人類科學家抓住這個機會上載程序，試圖使它們超載，但失敗。巨人安排全球廣播以宣佈自己是“世界控制之聲”，將防止戰爭，人類可以就“充分滿意的和平”或“掩埋死者的和平”之間做出抉擇。它發佈了在希臘克里特鳥建造更大計算機綜合體的計劃。巨人隨後宣佈世界如今擺脫了戰爭，將創造新的人類太平盛世，但只有在它的控制之下。它告訴福賓“自由是幻覺”，“你不久將不只帶着敬畏看待我，而且帶着愛。”福賓回答：“永不！”

上述虛構無疑是冷戰時期將對立國家妖魔化的例證。中國形象同樣因爲冷戰而受到損害。例如，美國《末日機器》（Doomsday Machine，1972）居然設想中國政府造出末日機器並予以使用，造成地球毀滅。當然，機器敘事的影響並不限於國際政治領域。美國《18號機庫》（Hangar 18 ，1980）設想政客爲選情試圖隱瞞UFO，這是機器敘事和國內政治相關的例證。

（三）目標引導：機器敘事的藝術化

科幻電影中的機器敘事雖然深受道德因素、政治因素影響，但畢竟是以藝術創意爲旨歸的。就此而言，目標敘事在好萊塢電影中獲得了廣泛應用。根據美國湯普森（Kristin Thompson）、波德維爾（David Bordwell）等人的概括，“好萊塢電影傾向於圍繞着目標被確立、修正、阻礙而後明確地實現或喪失的途徑來組織篇幅較大的部分，而轉折點則是由根本意圖的轉移、無路可退的節點以及重新確立目標的新的環境要求而標定的。”下文試以有關未來預測的機器敘事爲例說明。在美國電影《記憶裂痕》（Paycheck，2003）中，奧康公司老闆吉米僱傭其同學詹寧斯造出能看見未來的機器，爲時三年，支付9千萬美元報酬。條件是三年到期時，由公司清除其記憶。詹寧斯認識到機器對人有害（能看到未來就無未來可言），設計逃脫。他在合同到期前給自己寄了20件東西，件件有用，最終他得以脫逃，並毀了機器。詹寧斯在設計應對方案時，甘願放棄鉅額股票，爲的是不讓未來預測機器爲害人類。在憶起事情真相之後，不是考慮自己的安危，而是本着對人類負責的態度，毅然返回公司毀了自己開發出來的機器。本片的基本情節是上述目標而組織的，高潮迭起，動人心絃。

目標敘事的技巧和價值並不以好萊塢電影爲限。印度《印度超人克里斯》（Krrish，2006）也談到能夠預見未來的機器，編導爲它設計了否定性目標，亦即未來實際上是不可預測的。本片中這架機器啓動了兩次。一次是由發明家羅哈特自己用其虹膜和心跳作爲密鑰啓動，朋友兼保安維克拉姆•辛哈在場。他問這位朋友想知道未來的什麼事情，朋友說：“你談到過妻子懷孕，那就預測孩子的性別。”於是他輸入相應信息，見到妻子產下男嬰，很是高興。但是，機器屏幕接着顯示羅哈特面臨委託他進行開發的阿亞博士的槍口，他悟出阿亞博士居心險惡後毀了自己用兩年時間開發的機器。阿亞本想殺了他，只是由於維克拉姆•辛哈提醒說羅哈特本人就是密鑰、沒了他機器即使重建也無法啓動，才留下他一條性命。另一次是野心家阿亞博士啓動他花20年重建的機器，強迫羅哈特充當密鑰。他想預知未來，結果看到的是蒙面人克里斯用槍對準自己的腦袋。他認爲預見未來是爲了改變未來，因此帶領保鏢去殺克里斯，不料殺錯了人（因爲真克里斯事先將這份榮譽讓給一位朋友，以便他去領取獎金支付其妹的醫療費用。被阿亞博士所殺的就是這個人）。阿亞博士以爲對自己的威脅已經解除，再度從機器預測，結果仍然看到蒙面人克里斯用槍對準自己的腦袋。他終究未能逃脫被擊斃的命運。相關影片還有：美國《定時拍攝》（Time Lapse，2014），設想三個朋友發現一臺拍攝24小時未來的神祕機器，並圖謀將它用於個人利益；美國《明日世界》（Tomorrowland，2015），設想通過時間旅行進入未來，搗毀預言世界末日的粒子機器。

自從工業革命爆發以來，機器業已經歷了以動力機爲主向工作機、傳動機爲主的轉變，在20世紀中葉進入了以控制機爲主的歷史階段。由於和以計算機爲龍頭的第五次信息革命相結合的緣故，機器控制的範圍已經從製造業擴展到其他行業，以至於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到本世紀初，人工智能使機器控制擁有了更爲強大的功能。正因爲如此，機器倫理學方興未艾。在這方面科幻電影的相關描寫、創意與敘事提供了頗有價值的參考系，值得深入研究。

黃鳴奮《科幻電影創意與機器倫理》（3-1），《江西師範大學學報》哲社版201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