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週文化：張信哲藏品拍賣故宮發現宮殿牆基

文章來源：澎湃新聞；作者：徐春偉

8月底，由上海社會科學院、澳門科技大學、上海圖書館等單位聯合舉辦，爲期2個月《全球地圖上的上海》的展覽在上海社會科學院展出。今人可能有點不理解，作爲當代中國經濟中心的上海出現在西洋地圖上的時間，相對寧波、泉州、廣州等沿海城市，卻要晚得多。換而言之，這個問題便是上海建城史爲何要比其他沿海城市晚得多。這就涉及到一個關鍵因素，那就是沿海城市的發展，要考慮到當時的航海技術能否支撐起它成爲核心港口城市。

唐宋：帆船時代的風險

隋唐以來，隨着帝國版圖的擴大，海外交流也進一步發展。隋唐之前，中外交流一般是通過西面的絲綢之路。日本在“白江口之戰”敗於唐朝後，開始心悅誠服，頻繁派遣遣唐使學習中國文化和中國製度。中國開始了與東亞國家的海絲之路。

過去日本與朝鮮半島友好之時，日本遣唐使會在朝鮮半島北岸登陸，然後經陸路進入唐朝。或者走北路航線，自難波（今大阪）出發，經九州博多（今福岡），向西通過朝鮮海峽，循半島西岸北上，而後向西渡過黃海，在唐朝登州（今山東蓬萊）上岸。這條路線雖然海程遠，但由於大部分時間是沿岸航行，相對安全，還能獲得補給。

遣唐使的路線

白江口之戰後，新羅統一半島大部分地區，由於新羅與日本交惡，只得改爲由南面海路直接前往中國。至盛唐時期，日本人終於摸索到了從長江口和甬江口直達九州的航路。在地圖粗看之下，日本人可以直接進入長江口，沿揚州或者蘇州進入大運河，這個路程會相對較短。上海的吳淞口也因此會發展成爲一個沿海城鎮。但是，受制於當時的航海技術，帆船出入長江口具有極大的風險。天寶十二年（753年）十月，鑑真從蘇州黃泗浦出發，跟隨日本大使藤原清河東渡日本。這次已經是他第六次嘗試東渡日本。同行的還有一個大名鼎鼎的遣唐使留學生阿倍仲麻呂（漢名晁衡，又作朝衡），臨行之際，他望月感慨，作《在唐望月而詠》贈友。這次遣唐使船同航的有四艘，鑑真的第二船到達日本。而藤原清河和阿倍仲麻呂所在的第一船遇到風暴，隨風漂流到了嶺南道驩州（唐屬地，今屬越南），又被當地的盜賊襲擊，死了一百七十多人，但他與藤原清河居然奇蹟般地生還。755年，當他們歷盡千辛萬苦回到長安城之時，同行者只剩了十多人。

除此之外，唐朝時期的長江口還和今天的杭州灣一樣，是個巨大的喇叭口，潮水極大。早在秦漢時期，長江上的廣陵濤便已是一大名勝奇觀；五代之前，廣陵潮名聲要比錢江潮要大得多。李白在《送當塗趙少府赴長蘆》詩裏也寫道：“我來揚都市，送客回輕舠。因誇楚太子，便睹廣陵潮。”杭州也是同理，只能做個內陸城市，而無法成爲沿海港口城市。

唐朝時的長江三角洲

這樣，遣唐使只能選擇另一條更爲安全的航線，從甬江口進入大運河。甬江口水文條件遠比長江口、杭州灣安全的多，且外圍有舟山羣島作爲屏障。於是，唐代江南海運造就了一個大城市——明州（今浙江寧波）。唐開元二十六年（738年），浙東採訪使齊瀚認爲，越州鄮縣是海產品和絲織品集散地，且是重要港口，地位顯要。故上奏建議將鄮縣劃分爲鄮、慈溪、翁山（今舟山）、奉化4縣，以境內四明山爲名，增設明州（今寧波）以統轄之。海運也造就了甬江口的望海鎮（今寧波鎮海），唐元和四年（809年），鄮縣甬江北岸地塊設爲明州直轄的望海鎮。元和十四年（819）八月，浙東觀察使薛戎以“望海鎮附臨大海，與新羅、日本接界，請據敕文不隸明州”奏請朝廷，望海鎮再次升格，從明州劃出，直隸浙江東道。

大運河路線

作爲唐船的基地，明州也造就了大批的東亞航海家，創造了不少奇蹟。大中元年（847年），日僧惠運、仁好、惠萼等，乘坐明州人張支信的唐船，從望海鎮到達日本只花了三天三夜時間，創造了當時木帆船航海的最快速度。“歲次丁卯，夏六月廿一日，乘唐人張支信、元靜等之船，從明州望海鎮頭而上帆，得西南風，三個日夜歸着遠值嘉島那留浦。”（日本《安祥寺伽藍緣起資財帳》）從此，距離日本最近、也是最安全的明州，成了遣唐使登陸及離港的主要口岸，並載入史冊。《新唐書·東夷·日本》曰：“新羅梗海道，更繇明、越州朝貢。”

9 世紀以後，明州成爲東亞文化交流的國際大都會，鎮海還成爲宋朝唯一與東亞諸國交往的口岸。“自元豐（1078年）以後，朝廷遣使，皆由明州定（鎮）海放洋絕海而北。”（《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即使到了南宋和元代，明州已改名慶元府，日本史料中仍稱寧波爲明州，甚至稱江南一帶的中國人爲“明州人”。阿倍仲麻呂的望鄉地點，也就自然而然地從蘇州黃泗浦演變成了明州海邊，《在唐望月而詠》變成了《明州望月》。

阿倍仲麻呂明州望月，選自葛飾北齋繪《百人一首》

明朝：大航海時代的寂寞

上海這一地名在南宋鹹淳三年（1267年）纔出現。是年，嘉興府華亭縣在上海浦（松江的一條支流）西岸設置市鎮，定名爲上海鎮。元至元年間，元世祖忽必烈遷都大都（今北京），選擇以海漕的方式運輸糧食。這初步改變了上海的命運，因漕運所需，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元朝將其升格爲縣，在此開港並設市舶司。但此時，海漕南方的起點劉家港名聲在浙西諸港中要遠大於內河港的上海。

宋元時期的上海

明朝初年，明太祖實行海禁政策，海漕廢棄，劉家港與上海等地再次失去機遇。而同時期，其他南方城市憑藉宋元攢足的名聲，已經出現在歐洲人的地圖上。1375 年《加泰羅尼亞地圖》是中世紀最好、最豐富完備的一幅世界地圖，東亞沿海出現了Cansay（行在音譯，即南宋故都杭州）、Mingio（明州）、 Zayton（刺桐城，即泉州別名）3箇中國城市名。

1375年《加泰羅尼亞地圖》

明朝嘉靖年間，中國首次面臨巨大的海防壓力，倭寇和葡萄牙人同時騷擾東南沿海。歐洲剛好進入了大航海時代，受經濟利益與政治利益的雙重驅使，歐洲人進行的探索極大地擴展了已知世界的範圍。嘉靖十九年（1540年）左右，在中國私商的幫助下，寧波轄下的雙嶼葡萄牙居留地逐漸形成。葡萄牙海盜佔據雙嶼之後，首先把舟山羣島以及對岸的寧波沿海伸入海中的地帶稱爲Liampo。由於他們不知道Liampo 轄區有多大，把江南大部分都當作寧波，甚至連南京應天府和省城杭州都當作了寧波的一部分。寧波又成了歐洲人眼中江南最有影響力的城市。

明朝之時，上海縣被看作相對內陸的地區，其重要性甚至還不如周邊的金山、寶山等地。金山衛、寶山所等地早在明初就建起了城池，而上海縣從華亭縣析置後的260多年時間裏一直沒有建縣城。嘉靖三十二年四月至六月間，上海縣連續五次遭到來自倭寇的侵襲，縣丞、鎮撫均殉職，許多居民也慘遭殺戮，邑里幾成廢墟。爲了防備倭寇，是年九月開始，當地官府用兩個月時間才建成了周長九里、高達二十四尺（明營造尺：1尺= 32釐米）的城牆。

明嘉靖年間上海縣全境圖首次出現了縣城

嘉靖大倭患期間，原有的都司衛所已經不能承擔起抵禦倭寇的重任，更高的武官機構在浙直地區設立。由於明朝“禦敵於國門”的策略，這些重要機構設置在沿海和河口。上海縣連衛所都沒，何況副總兵、總兵，上海縣城顯然被當作“內陸”對待。三十二年五月，金山衛設立金山副總兵；三十五年三月，轄區再擴大，改爲浙直副總兵。三十七年添設，在長江口北岸的（南）通州增設狼山副總兵。

嘉靖大倭患時期長三角總兵、副總兵駐地圖

而在此時，寧波仍舊被視作明朝沿海最重要的大都會。嘉靖三十五年，浙直總兵改駐有諸藩貢道之稱的定（鎮）海縣城，除了能夠直接處理浙江、南直隸軍政事務外，還有統帥所有沿海省份兵馬之權，“調度各省沿海軍馬逐捕”。（嘉靖《觀海衛志》）

衛匡國《中國新地圖集》江南省分圖首次出現了上海縣（Xanghai）

晚清：輪船時代上海的崛起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政府消滅明鄭勢力後，開放海禁，在江南雲臺山（今江蘇連雲港）設立江海關。次年，改駐松江府華亭縣境內的漴闕（今上海市奉賢區漴缺）。因原辦公地點狹窄，二十六年，移駐到上海縣城寶帶門內（今黃浦區小東門內）。託明太祖江浙分省的福，上海從此與江南最大港口城市寧波（浙海關駐地）在涉外機構上有了平起平坐的地位。

江海關大樓

江海關還改變了上海在政區層面的地位。雍正八年（1730年）八月，分巡蘇松道兼管上海關稅務，爲“震懾通洋口岸，與新設太通道上下策應”（《清世宗實錄》雍正八年八月壬寅），移駐上海縣。雍正九年，加兵備銜。乾隆六年（1741年）八月，增轄太倉直隸州，爲分巡蘇松太兵備道。乾隆十三年，爲分巡蘇松太倉等處地方兵備道，按察使司副使銜。乾隆二十六年三月，兼水利銜。至清末，蘇松太道（分巡蘇松太倉兵備道兼管水利事務）、松太道（松太兵備道）、江海關道三個名稱均有使用。蘇松太道道員因江海關改駐上海縣，使上海縣在政區地位上始躍居松江府城之上。

清蘇松太道

1807年，羅伯特·富爾頓在紐約使用英國的機器製成以蒸汽機作爲動力的明輪船“北河號”。至此，人類進入了輪船時代。這意味着西方殖民者不需要以人力和自然力（風力、洋流）作爲動力，可以在全世界範圍內自由地航行。

鴉片戰爭後，按照中英《南京條約》有關條款，五個沿海城市——廣州、廈門、福州、寧波和上海成爲通商口岸。輪船意味着長江口不是劣勢，反而成爲進入中國內陸腹地的優勢；而大運河的通航能力成爲制約輪船的瓶頸，意味着寧波對上海沒有腹地優勢。

之後的歷史，也加速了上海與寧波地位的逆轉。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十一月初一日，蘇松太道宮慕久與英國駐滬領事巴富爾會商後，簽訂《上海土地章程》，正式在上海城外設立了租界。1853年9月，小刀會佔領上海縣城，大量華人湧入租界，造成了事實上的華洋雜處。次年7月，英法美租界聯合組建獨立的管理機構“上海工部局”，趁機奪取了租界的管轄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