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面壁十年圖破壁：中國基金會究竟應該如何定位？

作者：黎宇琳編輯：羅苑  來源：公益資本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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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餘年來，中國公益基金會一直在向歐美學習，但他們面對着與歐美完全不一樣的問題意識。有人說，中國基金會的使命是要解決這個國家自由與平等的問題；也有人說，基金會更重要的作用是爲了中國的社會大轉型進行託底。但一個不應迴避的問題是，無論是哪個宏觀問題，中國基金會在這十餘年間都沒有取得什麼實質性的進展。

這是什麼原因呢？有人說，這是因爲“十年”在社會變革的維度上不過是一段很短的時光，短得還看不出成效；也有人說，這十年被浪費掉了，公益人迷失了；還有人說，主要是因爲政治上的不可抗力，基金會就沒有足夠的空間。

本文旨在記錄中國主流基金會這十餘年間的行動與思考。

一、第三部門的早春

2007年5月，上海南都集團捐資1億元成立南都公益基金會，徐永光任祕書長，那一年，他58歲。對於前半生主要在體制內打滾的徐永光來說，到一個民營企業的基金會里當祕書長，這是一次真正意義上的“下海”。

彼時，徐永光有着雄心壯志，基金會剛成立就推出了“新公民計劃”——一個旨在爲農民工子女賦能的公益項目。徐永光說，之所以叫“新公民”，是指“這些進城務工者的孩子，將來都要成爲城市的新公民，因而所有的項目都叫新公民項目，所資助的學校也一律改叫新公民學校”。

千禧年之後，中國的城市化進程一日千里，進城務工者如何分享發展成果是那個時期中國最重要的社會議題，徐永光的選擇展現出某種重建社會的使命感，他對“新公民計劃”寄予厚望，想要將之做成一個比“希望工程”更有影響力的公益品牌。

徐永光的重要諍友、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康曉光將“新公民計劃”稱爲是中國的“第二希望工程”。那時大概沒人能料到，日後康曉光將對徐永光作出至爲尖銳的批判。

在那個神奇的時間窗口，徐永光並不是唯一的先行者，各路精英都看到民間基金會的巨大潛力。

早在2004年《基金會管理條例》剛出臺時，投資人王兵第一時間註冊了“北京市華夏慈善基金會”（後更名愛佑慈善基金會），這是條例發佈後第一家民間基金會；

2004年6月，國企高管劉曉光帶領一羣企業家在阿拉善沙漠的月亮湖畔“歃血爲盟”，成立了“阿拉善SEE生態協會”，待到2008年12月，阿拉善SEE也成立了自己的基金會；

而第一家互聯網企業基金會，騰訊公益慈善基金會於2007年6月成立。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功夫明星李連杰，他在2004年末的南亞海嘯中險死還生之後，想通了人生的意義。2007年4月，他在中國紅十字會下發起了“李連杰壹基金計劃”。僅僅一年之後，他又以私募基金會的形式註冊了“上海李連杰壹基金公益基金會”。彼時的壹基金，儘管還沒有獲得李連杰夢寐以求的“公募資格”，卻已提出了一個非常公募的願景：“號召1個人1個月捐出1元錢來幫助那些需要幫助的人們，盡我所能，人人公益。”

在2004年到2008之間，即在《基金會管理條例》出臺之後，到汶川地震向國人展示公益的力量之前，是中國公益基金會一段重要的醞釀期。在這段時期誕生的基金會，往往攜帶着鮮明的DNA，這有點像當年企業界的“九二派”，在出生之日起就有着明確的、中產階層的價值訴求，他們不僅僅滿足於扶貧濟困，更希望推動一種集體行動來實現公共價值。

一個突出的特點是，與傳統的慈善組織相比，他們不滿足於埋頭“填坑”，有時候也喜歡“挖坑”，早年時有抱團發聲，伸張權利的舉動。

2009年12月，南都公益基金會、中國紅十字基金會等九家基金會負責人致函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認爲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兩個規範性文件，違反上位法的明確規定，限制了“符合條件的非營利組織”的合法權利，他們以頗爲強硬的口吻“請求”國務院對財政部和國家稅務總局兩個免稅政策規範性文件進行合法性審查。之後，另有15家基金會參與聯署。

2009年，中國基金會還產生了行業共同體的意識。當年7月，首屆中國非公募基金會發展論壇召開（後改名爲“中國基金會發展論壇”），主題定爲“使命、責任和希望”。年會發布了《非公募基金會自律宣言》，有110多家非公募基金會，10餘家公募基金會，10餘家國際公益組織的代表出席。

那段時光，學者朱健剛稱之爲中國公益慈善的“黃金時代”：“我們見證了兩個非常重要的社會現象：一是社會組織的野蠻生長；二是公益慈善事業的狂飆突進。”尤其在2008年的汶川地震與北京奧運之後，中國民衆的公益活力與志願熱情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峯，知識分子、工人、農民到企業家羣體的行動者從四面八方湧入，各式公益組織如雨後春筍般生長，出現所謂現代公益慈善的“湧現”現象。

當時，一股澎湃的社會潮流震撼了幾乎所有的公益從業者，以至於經歷過那段時光的人們往往遲遲無法回過神來。

在那段時光裏，壹基金是全國最耀眼的公益機構。

2010年12月，在時任深圳市民政局局長劉潤華的策應下，壹基金衝破重重封鎖，成爲了中國首家成功轉型的民間公募基金會，並組建了一個由明星企業家組成的豪華理事會：周其仁、王石、楊鵬、馬化騰、馬蔚華、馬雲、馮侖、牛根生、柳傳志、李連杰、周惟彥。

那時候，壹基金不僅是一家基金會，它被視爲一個象徵，一面旗幟，甚至一種信仰——這當然是很危險的。

2013年4月，蘆山地震爆發，受到“郭美美事件”重創的中國紅十字基金會試圖重整旗鼓，但其官微在新浪微博上呼籲捐款卻收到了滿屏的“滾”字，網民用一種泄憤式的轉發表達了對官辦慈善組織的不信任，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破天荒的第一遭（經查，郭美美與紅會並無直接關聯，這可能是慈善史上最慘烈的躺槍）。

與此同時，大量的小額捐款流向了彼時如日中天的壹基金，在短短的數天時間裏，壹基金收到了蘆山地震將近4億元的捐款。這是民辦公益基金會的歷史性時刻，年輕的壹基金站在巔峯之上，鮮衣怒馬，鋒芒畢露。

然而，就在蘆山地震一週年之際，2014年4月，壹基金在突如其來的攻擊下跌落神壇。“四月網”發文質疑壹基金創始人李連杰貪污3億地震善款——這是一次嚴重的公關危機，一個不能迴避的事實是，彼時壹基金確實存在撥付較慢的問題。而李連杰顯然沒有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他在微博上作出了堪稱災難級的回應：“求教貪污善款3個億”、“哥幾個也根本不夠分啊！”

後來，儘管壹基金做出了充分的澄清，但洶湧的網絡輿情已不可阻擋。當時，針對壹基金的各種“內幕消息”甚囂塵上，壹基金霎時間成了一個口碑撕裂、兩極分化的爭議公益機構。信的人堅信不疑，不信的人堅決不信。此役過後，壹基金光環盡褪，再也不復當年之勇。

事實上，就在2013年，形勢發生了很多微妙而重要的變化。

2013年4月，意識形態領域一個重要的信號釋放：中辦9號文件下達，文中將“公民社會”定性爲“要害是在基層黨組織之外建立新的政治勢力”。

形勢流變早有預兆，也許有些事本就是明知不可爲而爲之。在爲“新公民計劃”奔走的幾年裏，徐永光就感覺到事態的進展並不如他的所料。2012年7月，在與當地政府多番溝通無果後，北京市朝陽區第一新公民學校被勒令關停。徐永光感到“心頭隱隱作痛”，他致信南都公益基金會祕書處提出反思：“大家一起審視我們的理念、行爲、策略是否對路，我們成功與失敗的原因在哪裏？”

不獨徐永光，許多人開始重新思考一個核心命題：在中國，基金會究竟應該如何定位？

曾任中華慈善總會新聞辦公室主任的張銀俊曾在發言中直指，中國基金會的定位，一個關鍵的問題，就是和黨的關係。“中國最核心的國情，第一性的國情，是共產黨是執政黨。把這個問題搞清楚，基金會才能和黨站在一條線上。不然的話，基金會就會成爲一種威脅、一種障礙，一種需要警惕的力量。”

二、“公益市場化”浪潮

在2013年前後，高歌猛進的中國基金會撞上了厚厚的玻璃門。這個行業亟需一條新的道路，一套新的故事。

就在這樣的背景下，“公益市場化”的思潮興起了。

2013年10月，彼時執掌中國扶貧基金會的何道峯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提出“社會市場化勢不可擋”的論斷，並用“三個市場化”解釋中國的現代化進程：第一個是競爭市場化，其次是社會市場化，最後是政治市場化。

在何道峯的啓發下，痛定思痛的徐永光於2014年前後正式提出了“公益市場化”。他把“市場化”視爲挑戰“行政化”，反對公益慈善領域“國進民退”風潮的重要戰略，他甚至認爲自己最重要的成績“希望工程就是市場化運行的典範”。

2015年3月，何道峯撰文《用公益市場化開闢中國社會變革新道路》，在概念上與徐永光會師。至此，中國公益領域的“市場派”浮出水面，並日漸與“理念派”形成對峙。新生的基金會行業開始產生了觀念上的撕裂，這爲日後的論戰埋下了伏筆。

何道峯的獨特從業經歷一定程度上增強了“公益市場化”的感染力。他出自國務院扶貧辦，後來下海經商，在2000年左右以志願者的身份實際執掌中國扶貧基金會，並開啓了這家官辦基金會的“去行政化”改革，探索出一條市場化發展的道路。值得一提的是，在2008年前後，中扶貧將旗下的公益性小額信貸項目註冊成公司，取名“中和農信”，這家公司在公益與商業兩端均取得成功，成了“公益市場化”有力的例證。

但儘管如此，真正讓市場邏輯成爲業界主流的是互聯網企業，他們的強勢介入顛覆了原有的遊戲規則。

2015年9月，騰訊公益基金會上線“99公益日”，一場基於技術與流量的變革毫無徵兆地席捲整個基金會行業，所有從業者都被捲入這波洪流之中。

彷彿在一夜之間，“競爭”成了公益慈善領域最重要的關鍵詞，服膺市場邏輯的公益機構從此青雲直上，對競爭持消極態度的慈善組織隨後節節敗退。凡有的，還有加給他，讓他規模；沒有的，連他所有的也要奪過來。許多從業者從未想過，“馬太效應”竟會以如此激烈的方式降臨公益慈善領域。

首屆“99公益日”的規則很簡單：與公募基金會合作，開放流量端口，讓基金會連同旗下的公益小夥伴向網民募捐。募得1塊錢，騰訊配捐1塊錢，總額配捐1個億，先到先得。

據說，騰訊公益基金會的工作人員一度很擔心1個億的資金量配不出去。有員工甚至翻出往年的捐贈數據試圖說服上級配捐這麼多錢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後來的事實證明，這位可愛的員工真是多慮了。

2015年9月7日零時，99公益日開始僅20分鐘，騰訊公益就已配捐出善款2000萬元。9月7日當天，騰訊臨時改動配捐規則，未能阻止公益組織“搶錢”的節奏：7日，3333萬元9小時43分配捐結束；8日，4小時41分配捐結束；9日，3小時10分配捐結束。

中華少年兒童慈善救助基金會成了“99公益日”最大的贏家。這家專注於兒童救助的公益機構在2017年攜132家機構、409個公益項目，獲得了150萬餘次捐贈，共計2.1億餘元，較2016年99公益日提升兩倍多。至此，兒慈會實現了2015-2017年“99公益日”的籌款三連冠。

在這些年間，時任兒慈會副祕書長姜瑩珠連炮般的語速與不知疲倦的工作激情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她高強度地帶領籌款團隊“備戰99”是兒慈會連年制霸的關鍵。當年，袁庚在蛇口寫下名句：“時間就是金錢”，如今，同樣的創業激情也出現在公益慈善領域。

騰訊“99公益日”對這個行業最重要的影響是，它打破了中國特色的“雙軌制”，讓有公募資格的慈善組織，與沒有公募資格的公益機構得以聯合勸募。這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公益慈善領域長久以來“官民對峙”的僵局，爲雙方提供了和解和共贏的機會。

但在另一個方面，它也像是打開了潘多拉魔盒，“搶錢”的遊戲規則讓一些公益從業者的價值觀發生了扭曲，“刷單套捐”等造假問題屢禁不止。競爭，殘酷的競爭，給很多人帶來了希望，也把一些人逼上了絕境。

在2013-2016年間，在意識形態管控收緊與“公益市場化”思潮的雙重影響下，中國主流基金會的資助邏輯悄然轉變，從基於價值觀的支持，變得更像是一次面對社會領域的投資。一系列商業評估的手段被引入到公益慈善領域，此前，人們在籌款時主要談理念、參與、陪伴；那時，人們開始如商業路演一般，畫大餅、談業績、曬團隊，或強調獨有的資源與技術。

愛佑掌門人王兵的言論頗有代表性，他說：“現在行業非常不好的問題是，都在談情懷。對不起，我認爲這個行業最最需要的是去落地，去執行，去真正把你那些目標，有節奏地、有戰略地、有計劃地、實實在在地落地。”

2013年，此前一直專注於“孤貧先天性心臟病”救助的愛佑出人意料地推出了以資助NGO爲主的公益創投項目，經過兩年的試探後，於2015年加速投放，至2016年12月，已累計資助超過100家的公益組織。愛佑成了一個行業加速器，想要得到愛佑的資助？你必須走規模化發展的道路。

在2013-2017年間，中國公益慈善領域一步步從“分散創新期”邁向“市場構建期”。市場化浪潮一浪高過一浪，形成了大浪淘沙的行業景觀，兒慈會理事長王林有句話很有代表性：“如果不做大做強，就要被淘汰。”在這個過程中，傳統公益人遭受巨大的衝擊，不少人試圖堅守“價值爲先”的NGO情懷，卻往往在滾滾洪流中四顧茫然。

公益人譚紅波撰文感慨：“一開始我們就說了要堅持自己的價值觀，要有自己的方式，要真正發揮自己的力量。如今在強大的資本和權力面前，我們已經被衝擊得七零八落。屬於我們自己的主體性已經悄然不再，或者說得更悲觀一點，我們從來就沒有過主體地位。”

2017年8月，徐永光出版新書《公益向右商業向左》，將“公益市場化”的思潮推向頂峯。同年9月，康曉光作《駁“永光謬論”》一文，以極爲激烈的言辭批判徐永光，也將近年來反“公益市場化”的情緒推至一個高峯。

此次觀念大碰撞被稱爲“兩光之爭”，對業界產生了深遠的思想餘波，其背後的關鍵問題是：究竟是以公益爲體，商業爲用；還是商業爲體，公益爲用？

三、多元混沌的新格局

“兩光之爭”雖則熱鬧，真正影響中國的是政府的指揮棒。

2016年3月，全國人大表決通過中國首部《慈善法》。這至少帶來了兩點重要的變化：一、以“大慈善”的概念包容了“公益”，重構了行業的話語體系；二、將慈善組織管理的權、責明確歸屬民政部門，改變了此前多頭管理的鬆散局面，重塑了政府在這個領域的權威。

2016年4月，全國人大表決通過《境外非政府組織境內活動管理法》。從此，公安機關取代民政部門成了境外NGO的登記組織，這部法律賦予了公安三個權力：約談、停止臨時活動、宣佈不受歡迎的名單。

這兩部法律有管有放，客觀上劃定了第三部門在中國的活動空間，終結了中國公益界自2008年後一個如野草般生長的時期。好比大家本來都是混江湖的，從此之後，有人成了白道，有人成了黑道。

事實上，伴隨這社會化浪潮的興起，地方政府對這個領域的態度也悄然發生轉變，逐步從消極管理變成積極介入。據學者許小玲的研究，2012年，南京率先成立了中國內地首個公益創投協會,開啓了政府主導公益創投模式的探索,形成了由市級財政資金、福利彩票公益金、慈善公益金三方支持的公益創投基金。在此後的幾年裏,由地方政府主導的公益創投開始在國內遍地開花。

截止2016年1月，全國有85個地區（包括8個省與直轄市、25個地市、27個區縣和14個街道）開展了公益創投活動，這一數字在持續增加。學者何蘭萍發現，地方政府聚焦於弱勢羣體的能力提升服務，往往側重於“補缺型和順民組織”。

一個往往被人忽視的現象是，官辦慈善再次煥發活力，不少地方慈善會成爲了這股力量的發動機，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社區基金會的角色。

在2018年的“99公益日”中，深圳慈善會以黑馬姿態殺出，攜50多家公益機構、101個項目，獲得了301萬人次捐贈，募得6000多萬元，是當年獲捐人次第二多的基金會。

與十餘年前不同的是，如今的官辦慈善系統不僅更多采取市場手段，更開始輸出價值觀。2018年11月，近30個城市的地方慈善會於廣州召開“中國善城大會”，提出要形成“黨委領導、政府支持、社會協同、分工明確、佈局合理的行業發展格局。”

這大概是官辦慈善系統第一次以聯合發聲的方式，正面回答了新時代下黨、政、社三者之間的關係，他們顯然會贏得一批追隨者。

我們觀察到，在進入2016年之後，中國公益慈善領域出現了多元思潮交織的混沌局面，且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誰都不知道未來究竟會怎樣。第三部門的原教旨主義者仍然在吟唱他們的故事，“公益市場化”浪潮持續奔湧，官辦慈善煥發活力,更有一些新的思潮在興起，比如“商業向善”。

阿里巴巴公益基金會雖在2011年便已成立，但一直在做小範圍的試探。直至中央政府提出“精準扶貧”的號召，看清形勢的馬雲開始“全軍出擊”，他甚至專門成了“阿里巴巴脫貧基金會”，計劃5年投入100億元，要從電商、健康、教育、女性、生態5個維度全面推進扶貧事業。

阿里系對業界的影響不僅僅在於其資本體量，還體現在他們在新形勢下重新定義“公益”的嘗試。阿里先是在2016年6月的XIN公益大會上拋出了“左手買賣右手愛”的說法，隨後又提出“市場的機會就是脫貧的機會”，阿里逐步創造出了一整套表達其公益理念的話語體系，其背後的要旨是：未必要從第三部門求解，商業可以直接向善。

這種思路看似與“公益市場化”相仿，實有根本不同。“公益市場化”的主場是公益領域，而“商業向善”的出發點是商業領域，終點是旨在融合公益與商業的“第四部門”。

“第四部門”是社會學界一個新概念，目前的理論邊界尚未完全清楚，往往用以指代“非第二部門（商業）、非第三部門（NGO）”的社會企業。按樂平公益基金會CEO沈東曙的說法，中國第四部門的出現的時間與歐美出現了次序上的顛倒：“別人是先有第三部門，後有第四部門，中國是反過來，第三部門沒有空間，第四部門反而擁有了很好的機會。”

樂平公益基金會是國內最早開始社會企業試驗的基金會之一，早於2002年，其創辦人、經濟學家茅於軾就創辦了社會企業“富平家政”，並在隨後的10餘年裏陸續創辦了“富平小額貸款”、“千千樹教育”等多家社會企業。2017年，樂平基金會試圖將源於美國的“共益企業”認證引入中國，旨在直接推動“商業向善”的規模化發展。

站在2018年末的時空點上，商業向善的思潮看上去正在企業家羣體迅速擴展影響力。以阿拉善SEE爲例，至2018初，這家以民主治理爲特色的公益組織已經擁有了900多名企業家會員，依託企業家的財力，阿拉善SEE在環保事業的上下游展開了全方位的活動，並和官民產學各界都有廣泛合作，屢有打破常規的創新公益形式出現。

這種新興思潮的核心是企業家精神。他們主張不爭論，崇尚先幹起來再說，而且身段比較柔軟，不會過多自我設限。阿拉善SEE第七任會長艾路明就信奉“走不通，就繞着走”的處世哲學，他說：“如果這條路走不通，會撞牆，那你幹嘛非得把頭撞破呢？沒有必要，走不過去，那就繞着走，拿個梯子爬着走，總是有路可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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