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如果說，作爲基層工商官員不正面回應轄區內“坑客”糾紛，卻反過來斥媒體和記者“算個啥”，已暴露出對輿論監督的敵視和蔑視，那這句帶有威脅意味的“打電話給打黑除惡辦”，則不啻爲對輿論應對水平和自身法治素養的“出賣”。這場基層官員和本地媒體的“衝撞”，的確來得劇烈，但起因並不複雜：4月18日，內蒙古晨報公號刊發了《記者幫呼市百名學生維權 遭呼倫南路工商所副所長怒懟：“你算個啥。

工商所副所長懟記者“算個啥？” 事後改口：沒那麼說過

原標題：拿“打電話給打黑辦”威脅記者，這是應對輿論監督姿態？

“你要是報道，我就打電話給打黑除惡辦，咱們看看誰怕誰？”乍聽這句“霸氣側漏”的話，你可能有些驚愕：這是在威脅記者呢，還是對“掃黑除惡”的低級黑？

這段狠話是內蒙古晨報曝光的，其箭頭直指呼和浩特市賽罕區呼倫南路工商所副所長楊黎軍。點名曝光外，該報還曝出了當時的“現場採訪錄音”。

耐人尋味的是，新京報記者打電話向楊黎軍求證時，楊黎軍先矢口否認稱“沒那麼說過”“我根本就沒說過這些話”，接着聽到那段錄音已公佈又改口稱“當時那個情況下……工作正忙中”“他給我掐頭去尾這麼說的”，之後又說“我不跟你解釋了”“我正在忙”。而內蒙古晨報相關負責人則表示，所公佈錄音沒有掐頭去尾。截至4月18日21時許，賽罕區網信辦及相關部門已介入調查。

▲圖片來源：“內蒙古晨報”公號截圖。

“自我打臉”式否認 VS 硬核證據

視頻-記者幫學生維權 工商所副所長怒懟：你算個啥？

乍看似乎是各執一詞，但在採訪錄音已留證、聲音比對可確認這兩次受訪者系同一個人的情況下，涉事副所長楊黎軍起初的否認恐怕很難站得住腳，他之後的說法則如同自己“打臉”——承認說了這話，卻表示音頻被掐頭去尾。到底有沒有掐頭去尾，隨着當地官方介入，真相不難廓清。但從目前看，楊黎軍那些“雷語”並非爲構陷而僞造，這點他也很難用口徑多變的說辭自我洗白。

這場基層官員和本地媒體的“衝撞”，的確來得劇烈，但起因並不複雜：4月18日，內蒙古晨報公號刊發了《記者幫呼市百名學生維權 遭呼倫南路工商所副所長怒懟：“你算個啥？”》的報道，稱其曾於3月29日報道了“塔林健身中心突然停業，100多名學生會員卡無法使用”一事，此後作爲屬地監管部門的呼倫南路工商所介入協調。之後記者追蹤此事，卻接連在該工商所副所長楊黎軍那“碰壁”。

根據媒體覆盤，針對這起“健身房坑了百餘學生”糾紛，涉事工商所副所長面對記者採訪的態度，大致可分爲兩個階段：

先是“百般躲閃”。4月8日、14日，記者兩次致電給楊黎軍，對方先後表示“我們正在調解”、“我正休息”，還夾雜了“我不接受你的問詢”、“你不要給我打電話”等回覆；17日，因學生反映退款訴求，記者前往該所採訪，他又稱“不想跟你說”。所轄領域發生消費糾紛，還涉及百餘名學生權益，身爲工商所領導，不是顧左右而言他，就是責問記者爲何採訪自己，這分明是對官僚主義的“活體演繹”。

後是“惱羞成怒”。17日當天，面對記者現場追問，楊黎軍情緒驟變，直接怒懟記者：“肯定不接受你採訪，你算個啥？”“內蒙古晨報算個啥？詐唬誰呢你在這？”當記者稱會如實報道此事時，他還直接甩出了“你敢報道，我就敢打電話給打黑除惡辦”之類的狠話。

楊黎軍如今辯稱當時是“工作正忙中”，言下之意是被打擾後口不擇言。可無論如何，拿“打電話給打黑除惡辦”威脅記者，都不該出自官員之口：這莫非是嫌先前的“官員雷語”集錦不夠雷？

▲圖片來源：“內蒙古晨報”公號截圖。

拿“掃黑除惡”威脅記者是頂風犯事

如果說，作爲基層工商官員不正面回應轄區內“坑客”糾紛，卻反過來斥媒體和記者“算個啥”，已暴露出對輿論監督的敵視和蔑視，那這句帶有威脅意味的“打電話給打黑除惡辦”，則不啻爲對輿論應對水平和自身法治素養的“出賣”。就算整個對話過程真被“剪輯”，這些話都“洗不白”。

就在近段時間，掃黑除惡“箭頭”瞄錯靶子的事件接連曝出：從湖南湘潭、山西忻州、河北井陘三地被曝將“失獨家庭”列爲掃黑除惡摸排對象，到鎮掃黑除惡宣傳冊將“醫生”列入“中國10大黑心企業”，再到江西上饒市廣豐區某街道發通知“不限期遷墳，將按掃黑除惡制裁”，都激起了巨大的爭議。

這些事件既是對掃黑除惡的抹黑，也引發了公衆對“打黑變黑打”的顧慮。最終涉事各地也爲此啓動了道歉和問責程序。這對其他地方也不無警示價值：掃黑除惡得務求精準，它要打擊的是真正的“黑社會”、“惡勢力”，而不能輕易將“黑惡”的外延擴大化，更不能打着正義旗號行挾私打擊之實，去敲打那些不聽話者。

　　▲江西上饒廣豐區下溪街道柳塢社區發出的告知單，警告村民如不限期遷墳，將“按相關法規結合掃黑除惡專項鬥爭依法制裁”。當地之後爲此道歉並啓動問責。圖片來源：新京報。

殷鑑在前，這位工商所副所長卻不“長點心”，仍拿“掃黑除惡”來威脅記者，無疑是頂風犯事。官威雖盛，卻終歸是目無法紀。

就算這只是口頭威脅，排斥輿論監督與扭曲掃黑除惡本意，也是甩不掉的“兩口鍋”。

要知道，媒體監督權、記者採訪權受政策法規明文保障，拿掃黑除惡的大棒揮向記者，是對其法定權利的傾軋，還可能在“噤聲效應”中造成輿論監督空間萎縮。

而在中央明確“掃黑除惡必須依靠法治和規矩辦事，不能瞎揮手亂指揮，隨意界定打擊對象”的背景下，拿掃黑除惡作爲“反制”正常輿論監督的“黑武器”，本身也是損害掃黑除惡的嚴肅性——將記者正常採訪行爲納入黑惡範疇，對“黑惡”的界定已不只是隨意，更顯惡意。

掃黑除惡的目的，是“讓不法向法低頭”，而不是成爲“不法者打擊守法者”的工具。拿“打電話給打黑辦”威脅記者，是對掃黑除惡內涵的人爲扭曲，也是對輿論監督的傷害。這不能被簡單地歸爲“有權任性”，更應看作認知錯向。個別官員的這種深層次的“官”念之偏，不可不糾。

□佘宗明（媒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