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考人物：姚大力教授事件，爲何引起這麼大的爭議？

作爲學者，最爲重要的精神和價值，在於獨立思考，無畏立論，不爲尊諱，不爲書困，不爲目瞞。這是學術人的職業共識。

如果一個學者的所想所說，和社會的流行意見、大衆看法毫無差別，那麼，這樣的學者及其思考，往往是多餘的，是濫竽充數的，是屍居其位的，是有負國家所託的，是虛耗納稅人寄養的。這樣的學者，在學識公信力和學術道德上該受到質疑。

政治學學者劉瑜那本《觀念的水位》總結的挺好：研究型學者的使命，就在於開拓人類知識和認識的邊界，帶領讀者在知識、觀念上抵達一個他們從未去過的地方；甚至是“以前在人們眼中不是問題的問題”，經過他們的疏導，“開始變成問題了”，唯有如此，在爭議的背後，整個社會“觀念的水位”得以躍升。

所以，當姚大力教授——這位在邊疆史研究上成就斐然的史學者，提出一些看法而與大衆流行的見解有偏差，完全是再正常不過的現象。

不難看出，姚教授所以“觸犯衆怒”，核心原因在於他的專業意見挑戰到了大衆的“常識底線”。

事件起因於，在本是一個小圈子的討論中，姚先生談到了“大一統”背後的血腥、殘酷與代價。他特別提及漢代徵匈奴的故事。姚指出，漢代征討匈奴，不間斷的戰爭中記述中，我們的歷史書只津津而道於“赫赫武功”和“民族自豪感”，而忽略了其中的非人道與慘烈現實。

所以姚大力接着引申說，如果要全面地認識歷史，不能只看到一個“大國崛起”的威風，而忽視背後的問題，並期望今人能以史爲鑑，在遭遇到類似處境時，儘量減少流血衝突。可以預見，在民族主義成爲“社會最大共識”的今天，這種不合時宜的“專家迂腐之論”必然會引得大衆怒不可歇，也理所當然的要受到大衆抨擊。

其實，要沿波討源，這個論調並不自姚大力始。在民國的史學研究中也是有過類似討論。比如姚大力的“太老師”、位列“民國史學四大咖”的呂思勉老先生，在他的《中國通史》及《呂思勉讀史札記》二書中，就曾經坦率無隱地談到類似觀點。

他列舉大量史證指出，漢匈戰爭是國力的勝利，而不是戰略的勝利，並無必要；不僅如此，匈奴人口不敵漢之一大郡，過去的代國尚不怕匈奴，結果漢武帝舉全國之力都無法殲滅，所以無能。

呂論接着證說，對匈戰爭是漢帝國規模空前，傾盡全力，用民生多艱哀鴻遍野的代價來換取的，得不償失。比如戰馬死了十幾萬，戰士死亡人數也該接近十萬；只是面對士兵譁變，將領霍去病就可以當機立斷武斷斬殺了八千生命；大部分地區都存在拉壯丁的狀況，讓太多本來可以不死的一家之主暴屍於戰場；海內虛耗，戶口減半，整個漢朝被拖到了谷底，而後花費數十年才喘息過來。

所以，按呂思勉的說法，漢徵匈奴，其功過是非絕不是簡單的幾句話可以概括的。

以上學術論爭，當然不是我這次瞎摻和的重點——以我這點可憐的學識哪裏可以明辨其是非曲直。

我更爲關注的，是在我們這裏，學術研究往往受到大衆撕咬的怪現狀，和學術觀點是否能自由言說的問題。因爲，中國曆來就沒有獨立學術、自由表達的傳統，由學術觀點引起的爭辯每至於沸沸揚揚的人身攻擊之境，在我們這裏是“旋律悠揚的傳統”。特別是在小小鼠標讓知識和謾罵都變得無比便利的當下，此風尤烈。

同樣是上面拉出來做大旗的呂思勉，也經歷過這種夢魘般的大衆暴力。1923年，呂思勉第一部通史著作《白話本國史》問世，在這本1930年代銷量最大的中國通史著作中，呂思勉一反衆議，給了秦檜較多正面評價，卻說岳飛是“軍閥”，認爲岳飛“只郾城打一個勝戰……郾城以外的戰績，就全是莫須有”。

不久，輿論譁然。南京政府迫於壓力，將其查禁，稱“武穆之精忠，與秦檜之奸邪，早爲千秋定論。該書……是何居心，殊不可解”，並明令各校各店，嚴禁學生閱讀；1935年5月，呂思勉被人以“詆譭岳飛，危害民國”的罪名告上法庭，並散佈謠言，說呂思勉之所以罵岳飛，是爲了討好日本人，是想當漢奸。

這和眼下姚先生討論漢匈戰爭得失的學術問題，卻被那些所謂“歷史文化達人”有意誅心解讀、無限上綱、議程操縱、“泛政治化”爲替日本侵華張目的高度，何其相似乃爾。

在抗戰期間頂住各種壓力堅持民族氣節的呂思勉悲憤難言，好在民國法院還通情理，並沒有在大衆紛起的攻訐中定呂罪名。事後，呂先生沉痛表示，“其實欲言民族主義，欲言反抗侵略，不當重在崇拜戰將，即欲表揚戰將，亦當詳考史事，求其真相，不當禁遏考證也”，意思說民族情感固然重要，但是學術研究實事求是的本質和獨立不倚的理想並不應該受到大衆干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