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万笏朝天图》为磁青绢地金碧人物山水画长卷，高56.3厘米，长1706.7厘米。卷首钤有“宣统御览之宝”印玺，原为清宫旧藏，后辗转流落民间。上世纪50年代后期，天津收藏家陈某、徐某，将此图卷出让给国家，现藏于天津博物馆。

《万笏朝天图》卷 局部

几十年来，在天津博物馆相关文献、论述当中，这件《万笏朝天图》长卷的捐赠人一直被记录为陈大有、徐国端夫妇，就连中央电视台《国宝档案》节目，也是这样记述的。然而，这里面存在着一个误读，“陈大有”其实应该是“陈达有”，这位捐献人的名字被写错了几十年。

最会送礼的范仲淹后人

《万笏朝天图》作为天津博物馆镇馆之宝之一，不定期展出。2018年恰逢天津博物馆百年，久不示人的《万笏朝天图》再次展出，吸引了众多参观者。很多人推测《万笏朝天图》可能会像《雪景寒林图》那样成为常设展品，因此在参观时并没有耗费太多时间仔细观看，总想着“下次再好好看”，然而就在2019年初的展品调整中，《万笏朝天图》又被收回了库房。下一次再看到这件国宝，不知又要等上多久。

《万笏朝天图》没有画家年款和印记，只在图卷包首题签署《万笏朝天图》，落款处写“恩给知府职衔臣范瑶恭进”。察阅资料发现，范瑶是北宋名臣范仲淹的后代，范氏一族长居苏州，而苏州城西的天平山又与范仲淹家族密切相关，有范氏一族的祖坟、家庙等。

《万笏朝天图》卷 局部

根据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的清雍正朝朱批引荐单中，曾对范瑶有如下记载：“范瑶，江南苏州府元和县人，年四十七岁。由监生考授州同。康熙六十一年，在阿尔泰捐知州即用。雍正八年，因捐置赡族义田，经升任江苏巡抚尹继善具题，钦奉特恩，议叙员外郎。十年十月内，选授刑部四川司员外郎。十一年九月内，调补右先审司。十二月十六日，尚书张照等保送郎中拟陪引见，奉旨：范瑶看来人去得，着记名，遇有拣选府道时，带来引见。十二月二十六日，吏部带领引见，奉旨：山西大同府知府员缺，着刑部员外郎范瑶补授。 朱批：人聪秀明白，恐欠稳当。好府道而已，非大才。中上。 ”

由此可见，在雍正年间范瑶已经四十多岁了。范瑶的确曾经到大同上任知府，并且在雍正十三年主持重修了大同古城的马王庙。乾隆继位后，范瑶可能因为一些问题被革了职不再为官，但他还一直在积极参与苏州范氏家族的大事，最值得一提的是，范瑶特别会“送礼”。

《圣驾南巡欢迎曲》册页

乾隆十六年，年轻的乾隆皇帝第一次南巡，范瑶率领族人集唐、宋、元、明四朝的诗中颂圣、歌咏太平盛世的句子，组合成100首七言绝句，并注明原诗之朝代、作者，以工整小楷抄录在金笺纸上，装裱成32开册页进贡，这个册页就叫做《圣驾南巡欢迎曲》。这件贡品虽然在艺术性上难属上乘，但范氏的良苦用心想必给乾隆留下了极好的印象。首次南巡游览苏州天平山时，乾隆便给范氏的“高义园”赐额并屡屡题咏，此园也成为后来乾隆南巡的必游之地。这套册页也被乾隆带回宫中，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万笏朝天图》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诞生的。乾隆第一次南巡之后，为高义园题写了匾额，范瑶于是就组织族人开始修建恭迎圣驾的各类亭台楼阁，如石坊、接驾亭、御书楼、逍遥亭、高义园正殿、御碑亭等。到1762年，乾隆第三次南巡时，这些工程应该已经构筑完成 ，所以乾隆再题高义园：“万笏天平翠，名园有范家，但看题两字，早觉胜其他”。“高义园”的匾额此时应该已经高悬在正殿之上，乾隆才会发此感叹。研究者分析认为，《万笏朝天图》应该完成于乾隆第三次南巡之前，范瑶借助这幅图卷，描绘乾隆南巡盛大的接驾场面的同时，也把自家“高义园”重修后的“效果图”呈现在了乾隆面前。

全图找不到皇帝

《万笏朝天图》用大量笔墨描绘了士农工商近2000个人物各式各样的活动场面，被誉为与《乾隆南巡图》《乾隆万寿图》《盛世滋生图》同样瑰丽的历史风貌巨制，有着极为重要的艺术价值和史料价值。

但是，这幅图卷近两千个人物中却找不到乾隆皇帝，甚至也没有皇帝巡幸时的御舟、御马等。研究者认为，《万笏朝天图》可以被看作是前一次南巡实况的追记，不便出现乾隆皇帝的形象；更可以解释为鸿胪寺派员与地方文物官员主持的迎驾演练仪式。

《万笏朝天图》卷 局部

据《南巡盛典》记载，每届南巡前一年，就要开始进行周密的准备，凡行宫、名胜、营盘、吃中午饭的地点、行程里数等都要雇画士绘图粘签进呈。从《苏州府志》《吴县志》有关“巡幸”记载中得知，乾隆大多从灵岩山山道下来游览高义园，因此跪迎接驾的场面布置在灵岩山、天平山之间的空旷处。在接近苏州城的繁华地区河道中设龙舟灯舫两只，大型画舫一只，街道和堤岸设置彩灯，用彩绸、彩布装点铺面、牌楼，搭设香案，营造出巷舞衢歌的升平景象，这些都与《南巡盛典》的记载相符，也恰恰是《万笏朝天图》的主要内容。

乾隆对天平山的自然景观十分喜爱，曾经让宫廷画家张宗苍绘制“吴山十六景”，其中一景就是“万笏朝天”。《万笏朝天图》当中也有“万笏朝天”四个字，写在“高义园”正殿前旗杆上飘扬的杏黄旗上。自然景观的“万笏朝天”，与百姓官员接驾的盛大场面形成的“万笏朝天”，一语双关。

张宗苍绘《万笏朝天》

被写错名字的捐献人

原天津历史博物馆馆长云希正先生多次撰文讲述《万笏朝天图》的入藏来历。据回忆，大约是1958年左右，天津市提出“工业抗旱”口号，号召各行各业支援工业生产。和平区五大道地区是天津收藏家聚居比较集中的地区，当时在河北路成都道交口的工商银行位置设立了国家征集文物临时办公地址和外贸工艺品公司收购点。当时的情况是，发动社会收藏家把家藏的文物、图书等交给国家保存，凡国家选购不上的，再交由外贸部门收购，最后经外贸工艺品公司对允许出口的文物商品，组织出口换汇，然后各收藏家把文物收购的钱存入银行，再由银行贷款给工业生产部门，达到支援工业生产的目的。

天津的收藏家们纷纷响应，踊跃交售文物图书，《万笏朝天图》就是在这次活动中被征集收购来的。在云希正先生的回忆中，以及天津博物馆其它研究者撰写的文章中，《万笏朝天图》的捐赠者始终是陈大有、徐国端夫妇，这或许是笔误，也或许从一开始就记错了。这一对夫妇的名字应该是陈达有、徐国端。

陈达有

陈达有，启新洋灰公司创始人陈一甫幼子，名汝鬯，字达有，曾任天津久安信托公司襄理、经理，联安保险公司经理，新中国成立后进入启新洋灰公司工作。1954年启新公私合营之后，陈达有出任私方副经理；1962年启新公司更名为“启新水泥厂”，陈达有出任副厂长。陈达有曾任全国政协委员，唐山市人大副主任等职。

陈达有的夫人徐国端，是北京著名的书法家、画家、收藏家徐石雪的女儿。徐石雪爱好书画，晚年将平生所藏名家书画悉数捐给国家，北京市文化局特意为徐石雪捐献的书画，在故宫神武门举办了一个专场展览。

徐石雪

陈、徐两家是儿女亲家，与周学熙也都是好朋友。徐石雪虽然是北京人，但也经常到天津参加朋友之间的活动。三十年代周学熙想为父母作两套画传，让徐石雪再推荐一名画家共同完成，徐石雪为周学熙的父亲周馥画了《周悫慎公图咏》 ，与此同时推荐了刚刚二十岁出头的陈少梅绘制了《周⺟吴太夫人图咏》 。1933年，陈一甫为父亲陈序宾百年诞辰作画卷，同样也是陈少梅绘画、徐石雪题书。

天津成都道陈达有曾经居住过的房子（现已拆除）

陈达有、徐国端夫妇捐献家藏书画文物并非偶然。首先，陈、徐两家都有捐献的先例。而此时，与陈家三代世交的天津著名收藏家周叔弢，也早就在劝陈达有捐献文物。周叔弢长孙周启乾撰文回忆，1952年周叔弢日记中曾有“劝达有捐书”一节。这时，周叔弢本人在酝酿多年之后，将自⼰捐书的事情准备妥当，于是也“劝达有捐书”。其次，陈家两代人投入民族工业，尤其陈达有大哥陈范有为中国水泥事业贡献了一生，陈氏对于“工业抗旱”的号召，比其它家庭有着更多感触，大力支持也在情理之中。第三， 陈家的旧宅在原成都道30号，与征集文物的临时办公地点只有一个路口的距离，可谓近水楼台。

从云希正先生回忆文章中可以看到，陈达有、徐国端夫妇在这次文物捐献中，《万笏朝天图》应该是按照国家给出的价格，被有偿收购的；与此同时，这对夫妻还无偿捐赠了另外一件文物精品《转轮圣王经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