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明园是一段曲曲折折的历史，一个重重叠叠的谜，对于中华民族而言，它终究是一桩太难负担的话题，从未在中国人记忆中消失。

1860年，英法联军两次闯入圆明园，将这座历六代帝王扩建、占地350公顷的“万园之园”毁于一炬。惊闻此事后，法国著名作家维克多・雨果在写给巴特勒上校的信中说，“这（圆明圆）是某种令人惊骇而不知名的杰作，在不可名状的晨曦中依稀可见，宛如在欧洲文明的地平线上瞥见亚洲文明的剪影。”

圆明园堪称世界奇迹之一，它与北京紫禁城和承德避暑山庄一起，共为中国皇家御苑。雨果将它与希腊巴特农神庙，埃及金字塔、罗马斗兽场和巴黎圣母院相提并论。圆明园于17、18世纪由清朝康熙、雍正和乾隆大帝所兴建，历时150多年；占地350公顷，包括200多座各式建筑，楼塔宫阙，金碧辉煌。园内还建有“西洋楼”等宫殿及花园，属巴洛克风格，仿普罗密尼、瓜尔蒂尼和比比耶纳等人的作品，系园内的珍奇建筑。“西洋楼”是1747年至1759年间，按宫廷传教士王致诚、数学家兼天文学家蒋友仁神甫，以及来自米兰的著名画家、建筑师郎世宁等人设计的图纸建造的。这些欧式花园构成一个蔚为壮观的整体。人们不禁要惊讶于这一有悖常理的事实：竟然是欧洲人摧毁了中国的欧式宫殿。

圆明园是整个中华民族高度智慧的结晶，但不幸的是，英法联军的一把大火点燃了整个大清帝国的裙裾——“他们像发狂的野兽一样，把园内凡是能拿走的东西，统统掠走，拿不动的，就用大车或牲口搬运，实在运不走的，就任意破坏、毁掉。然后，三千多名侵略军奉命在园内放火，使这座世界上最辉煌壮丽的园林在燃烧了三昼夜后成为一片废墟。”一个积累了成千上万工匠劳动，一个庞大帝国几乎倾全力打造的顶级艺术园林在顷刻间化为灰烬。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事情为什么会是这样？

有人说这都因为那个不怎么出名的“汉奸”龚橙。连政府都惹不起的洋人原本是不打算去圆明园的，只是由于时任英法联军翻译官和向导的龚橙极力推荐，洋人才“勉强”一路开进，来到了那个后来令他们目瞪口呆的万园之园——“圆明园之毁于英法也，其说有二:一为英法所以焚圆明园者，因有龚橙引导……英军北犯，龚为向导曰: ‘清之精华在圆明园。’及京师陷，故英法兵直趋圆明园”一为英法所以焚圆明园者，因有龚半伦为引导……英军北犯，龚为向导曰: ‘清之精华在圆明园。’及京师陷，故英法兵直趋圆明园。“《官场现形记》的作者李伯元在《南亭笔记》卷六中记载：“或曰圆明园之役，即龚发纵指示也，以是不齿于人，晚年卒以狂死。”。

龚橙何许人也？清中期文坛领袖龚自珍的长子!众所周知，龚自珍与林则徐、魏源等人在近代史上也算是开一代风气的人物，但就是这么一个大知识分子却偏偏有些不入流的毛病——“喜欢跟女人往来”，在他任职宗人府主事时，他就祸害了一把自己顶头上司、满洲亲贵明善的小老婆顾太清。后院起火是天下男人的大忌，又不是绣球，任谁都不愿往自己身上揽那些花花绿绿的帽子，于是明善一剂毒药，龚自珍就这么稀里糊涂地死了。

有道是父仇不共戴天。龚橙是龚自珍的独苗，这为父报仇的重任自然就落在了他稚嫩的肩膀上。1860年，日夜寻思着为父报仇的龚橙机会来了。用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孽海花》里影射龚橙的话说就是：“庚申之变，我辅佐威妥玛，原想推翻满清，手刃明善的儿孙，虽然不能全达目的，烧了圆明园也算尽了我做儿的一点责任。”近人孙静庵就替龚橙做了辩护：“人传孝拱（龚橙）于英焚烧圆明园事，为之谋主，海内群指为汉奸。岂知当时英人欲径攻京城，孝拱力止之，言圆明园珍物山积，中国精华之所萃，毁此亦可以偿所忿矣。是保全都城，孝拱与有功焉。”按这个说法，龚橙非但无过反倒是有功了，孰真孰假，难以分辨。

除此之外，就连洋人的表现也有不同记载。近人王湘绮在他的《圆明园宫词》小注中有这么一段话：“京师即陷，文宗（咸丰）北狩，于是园中大乱，始则小民与官宦争夺之，其后英法大掠之。有谓，夷人入京，遂至园宫，见陈设巨丽，相戒勿入。云，恐以失物索价也。乃夷人出，而贵族穷者，倡率奸民，假以夷民，遂先纵火。夷人还而大掠。”黄浚在《花随人圣庵摭忆》中也说：“是焚圆明园之祸首，非为英法联军，乃谓海淀一带之穷旗人。”王湘绮、黄浚都是近代史上有名的文人，颇精于晚清掌故，应该说他们的话不一定就是向壁虚构，空穴来风。

《花随人圣庵摭忆》还说，在圆明园被掠期间，“贝子绵勋带兵一千名赴圆明园弹压，愿往者不过二百余名，土匪闻知即勾结夷人带队来扑，绵勋众寡不敌，几为所获”。照这个逻辑，英法联军即使铁定了是烧园的罪魁，那么那些参与打劫的国人无论如何也逃脱不了帮凶的嫌疑。火烧圆明园，英法是大恶，参与抢劫的旗人、土匪，甚至农户难道就一定是小善？

不过烧归烧，当时圆明园剩下的也并非就是大水法的那几根石柱，至少在1895年，康有为游园时还是有相当一些遗迹存在的。“虽蔓草断砾，荒凉满目，而寿山福海，尚有无数亭殿……竟日仅能游其一角。”但1900年，随着义和团起事，八国联军蜂拥而入，“园内的官员、太监和驻军乘机勾结了园外的流氓痞棍，又对圆明园进行了最后的洗劫，及至清王朝覆灭之时，当年花遮柳护的琼楼玉宇已化作一片荒凉的残垣断壁。”紧接着风雨飘摇了几十年的清政府垮台，北洋当政，军阀混战，主要领导人走马灯似地换了一拨又一拨。

圆明园的账目和物品清册毁于大火，所以根本无法统计到底有多少金银、珍宝和古董化为乌有。清廷从未正式公布损失情况。不过也有一些精美的遗存逃过了火劫。

法国军队离开圆明园的当天，清政府当局即命人重新占领了圆明园，试图尽最大可能收回园内被偷走的物品。但这件事做起来极端困难。首先是根本无法找回被侵略者掠走的文物，按理说它们都是最值钱的。至于被当地的窃贼强盗据为己有的不那么值钱的物品，由于数量过多，也无法悉数找回。另外，很多东西已经被卖掉了。

清廷敦促凡持有从圆明园流出的物品者，在一个月之内上缴归公，周围的村庄里都张贴了警示和布告。凡拥有园内物品的人，一经发现即被严惩。惊恐万分的小偷们急忙把他们偷来的东西藏匿起来。有些小偷甚至因为藏有圆明园内有价值的东西而被砍头。据圆明园档案，当时有一位将军受命收缴被偷的物品。至1860年底，只有少数几件文物被找回来，但在无以计数的丢失物品中，这只是微不足道的极小部分。

何伯・丹拜夫人认为，要找回那些值钱的东西，这样做并不是个好办法，因为很多东西都因此被埋在地下或干脆被毁掉了。严刑峻法并未能阻止偷窃行为在疏于保护的圆明园里长期肆虐。其实，在大火过后，圆明园并没有完完全全成为废墟。正如法国人樊国梁所肯定的那样，园内还有一些精美完好的遗存。他说：“有些建筑损害程度很小，树木、花瓮、石桥、栏杆、大理石柱仍点缀着各个花园。从此以后，一切都消失了，要么被看守卖掉，要么被人们偷走。他们砸碎大理石雕塑，取走其中起联结作用的铁件，伐倒树木用来烧火取暖，卖掉了砖石以及琉璃瓦，总之几乎所有的东西都不见了。”

就这样，随着时间的流逝，圆明园各处建筑中所有能移动的东西，诸如装饰物、家具、门窗等都荡然无存。几年之后，外国使节在北京建立了常驻机构，这些物品中有相当一部分又重新现身。圆明园内流出的精美玉器、象牙制品、宝石几及其他各种宝贝，被兜售给欧洲的爱好者，似乎没有一日曾间断过。

樊国梁认为，中国的窝赃者捡了大便宜。他解释说，当时英法联军的士兵急于卖掉手中的战利品，因为他们不认识银锭，所以只收大洋。北京市面上大洋的价格急剧上升，竟达到每枚12法郎以上。尽管清廷当局对窝赃者以死罪论处，大部分赃物还是流入中国人之手。于是，很多年间，北京的商人们不断地向收藏者兜售这些文物。有的人因此丧了命，但很多人从中发了财。

政局的持续动荡，没有人有心思来多关心关心那一堆残垣断壁。园中曾经花了大价钱移植的名贵古木被烧成了取暖的木炭，雕梁画栋的石头被当成了现成的建筑材料。徐世昌拆走了鸣春园和镜春园的木材。王怀庆来晚了，就把安佑宫的大墙以及西洋楼的石料运了几大车。等到抗日战争，北平沦陷期间，由于缺粮，大批饥民开始陆续跑到园中围湖造田。曾经风光无限的顶级园林居然一下子变得十里飘香，面目全非了。

1961年，圆明园被毁百年之后，历史学家兼艺术史家林语堂出版了一部插图版《皇城北京》。他描写圆明园的废墟时说：“这座宏伟的皇家宫苑，昔日曾布满了楼榭亭台，堪称世界上首屈一指的燕居游乐之所。而今只剩下一处处‘意大利式的’废墟，它们是洛可可时代由法国和意大利建筑师用石头建造的意大利式宫殿的遗址。一根根洛可可风格的石柱横躺竖卧，一块块檐壁和三角楣淹没在荒草之中。这些东西，由于是石头制成的，都留了下来，尽管仍处于废墟的状态，而其余的一切都已荡然无存。遥想当年，这座供康熙和乾隆皇帝享乐的宫苑是何等壮观，与它相比，西方的城堡简直如同玩具一般。”

林语堂强调，慈禧太后所钟爱的圆明园的毁灭，对她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她因此对西方人恨之入骨：“新建的颐和园一直延伸到昔日圆明园的遗址。当圆明园在成丰朝遭到灭顶之灾时，这位著名的皇太后还只是个年轻妇人。她与皇上逃到热河，一同蒙受这一奇耻大辱，这个痛苦的经历如同一块永不愈合的伤口一直留在她的记忆里。她所熟悉的鼎盛时期的圆明园，如今只剩下一堆无法修复的瓦砾。汪达尔分子没有对任何东西手下留情。”

圆明园被烧，很大一部分责任在于英法联军这自不用说，但是一味地责怪洋人而忽视自己的毛病，却也算不上是多么正常的心态。英法联军放火烧园，还劫走了我们祖先营造的财富，虏我妻儿，杀我同胞，这都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但是在收获愤懑之外，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心平气和地静下心来想想，想想我们自己的一言一行，我们究竟有没有过失？

让我们把目光向前，众所周知，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起源于英法的换约要求，在他们是扩大利益，在顽固的大清国，这是耻辱！1896年英法联军以更换条约为名进逼北京。当英法联军在天津和通州时，清政府与其有过一系列的外交谈判。通州谈判时，英方派代表巴夏礼率领39人参加，清政府答应英法联军提出的所有不平等条约，但在枝节问题上却是寸步不让，在巴夏礼面见皇帝“跪与不跪”这一点上争执不下。钦差大臣全权谈判代表载恒说：“按大清礼制，见皇帝必须跪拜。”巴夏礼说：“我不是大清的臣”。争辩既久，相持不下。清政府接到谈判通报后指示：“必须按大清礼节，跪拜如仪，方予许可。”巴夏礼拒不接受，扬长而去。

抱着这样的心态是没法真正谈判的，事实确实如此。清政府则指示僧格林沁将巴夏礼一行39人截拿扣押，押往北京作为人质。清朝政府一直把巴夏礼看成英法联军的最高统帅，他们期望巴夏礼就擒之后，英法联军群龙无首，必定自乱，然后乘机大举进剿，稳操胜券。但事实并非他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据《帝国的回忆晚清观察记》记载，通州谈判中，那个一度令国人十分自豪的僧格林沁就蛮横地扣押了参与谈判的英方代表，而且据说其中19人后来更是被凌辱至死，这实在是有违国际公约，令人大跌眼镜。于是，“英法联军借口战俘被虐待，要求赔偿抚恤金五十万两，若不允，则放火烧园”。经过紧急磋商，“恭亲王回复照会，允其所请，但被传送回复的守备私下毁弃，该守备另外捏造了一洋文收条回营交差，致使联军空自等候了三天，其首领大怒之下，遂下令纵火烧园”。如果这是事实，那个抱着一腔爱国热忱私毁回复的守备究竟是英雄还是罪人呢？

不容否认，《帝国的回忆晚清观察记》是一本站在洋人立场上写就的史书，其中有很多有悖于我们惯常思维的地方，但正是这种不同的思维方式给我们提供了一面观察自己的镜子。在《帝国的回忆晚清观察记》中处处可见参加烧园的英法士兵对自己心情的描述：“对圆明园内部彻底的破坏，只不过是对大清国皇帝桀骜不恭以及清国人对待战俘方式的一个小小的惩罚”，“由于战俘们受到了清国人残暴的对待，我们对清国人的憎恶之情真是太强烈了”。很难说这样的心情完全是出于虚构，当然也不排除英法联军为鼓舞士气，为了让自己放火烧园能稍微名正言顺一点而故意做的宣传。但无论如何，僧格林沁扣押对方谈判人员却是正史记载的事实。

晚清著名外交家，像龚橙一样曾经被称作“汉奸”的郭嵩焘在论述近代外交时有一段很精辟的话：“吾尝谓中国之于夷人，可以明目张胆与之划定章程，而中国一味怕。夷人断不可欺，而中国一味诈；中国尽多事，夷人尽强，一切以理自处，杜其横流之萌，而不可稍撄其怒，而中国一味蛮；彼有情可以揣度，有理可以制伏，而中国一味蠢，真乃无可奈何。”

近代留存在国人大脑里的通常只是苦难和屈辱，我们常常由衷地痛恨那些侵略者。诚然敌人是有过错的，但我们在诅咒他们的同时，是否也应该做好扪心自问的工作。历史悠悠千古，当圆明园的大火熄灭一个多世纪以后，当我们静下心来，愤懑之外，似乎还有别的更重要的东西需要我们去面对和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