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丨黃宗權

不少當代學者對傳染病如何影響人類歷史的進程有研究。比如，認爲1348年在歐洲暴發的黑死病，是東羅馬帝國崩潰的深層原因。再比如，認爲從14世紀到17世紀，每隔幾十年一次的鼠疫使得人口劇減，勞工階層崛起，有條件主張更多的權利和自由，一步步瓦解了歐洲的封建貴族制度，資產階級由此登上了歷史舞臺。

如果說傳染病影響政治進程是間接的，那麼對文學藝術的影響看起來更爲直接。薄伽丘的名著《十日談》誕生於14世紀瘟疫流行期間，藉助抨擊教會完成了早期的人文主義啓蒙。音樂當然沒法像文學那樣講故事，但傳染病也影響了許多音樂作品的創作。對音樂歷史的另一個影響是，傳染病讓許多作曲家英年早逝，常常讓後人感嘆，如果他們活得更久一點，音樂史也許就不是現在看到的樣子了。

早期的一個例子是賓根的希爾德加德（Hildegardof Bingen，1098–1179）。我曾在去年的某篇專欄文章裏提到過她，這個著名的中世紀女作曲家的正式職業是本篤會的修女，她的很多音樂作品的內容都和治療呼吸疾病有關，比如，教人如何用孜然、肉豆蔻和洋甘菊充當藥物。

馬肖

和薄伽丘同一時代的紀堯姆·德·馬肖（1300-1377）寫過一首歌叫《納瓦拉國王的審判》（Le jugement du Roi de Navarre）。這首歌的特點是異乎尋常的“長”。全曲用了4200節經文，以非同尋常的方式描述了黑死病給當時造成的巨大破壞。

和疾病感染有關的題材在後來的音樂作品中，例子也不少。比較著名的是威爾第的《茶花女》和普契尼的《波西米亞人》。兩部歌劇作品的女主人公薇奧列塔和咪咪患的是同樣一種傳染病，就是當時屬於不治之症的肺結核。《波西米亞人》的腳本改編自法國劇作家穆傑（Murger）的《波希米亞人的生涯》（Scènes de la vie deBohème），劇中咪咪的人物原型之一呂希爾是穆傑的情人，20歲時得肺結核死了，主角咪咪的名字就來自呂希爾在現實生活中的綽號“咪咪”。

和染病死去的劇中人相比，死於傳染病的作曲家更多。尼德蘭作曲家奧布雷希特（Jacob Obrecht）死於1505年；勃艮第復調樂派的重要人物，名聲僅次於若斯坎的阿格里科拉（Alexander Agricola）死於1506年；西班牙文藝復興時期的作曲家兼著名教父格雷羅（Francisco Guerrero）死於1599年。他們的死因是一樣的，都是當時歐洲流行的瘟疫。另外，有強有力的證據表明，死於1643年的蒙特威爾第是因爲得了瘧疾。

法國歌劇之父呂利，在使用一個長的指揮棒指揮樂隊的時候，不小心戳到了自己的腳背，不久後傷口轉爲壞疽，他於1687年去世，享年55歲。同時代的英國作曲家普塞爾，也同樣不幸。一天半夜，他從劇院排練完回家（一說是從酒館回家），他的妻子生氣把他鎖在了門外邊，可憐的普塞爾挨凍後感冒了，卒於36歲。當然，嚴格說來，這兩位不算是死於傳染病。

莫扎特畫像

關於莫扎特的死因有各種傳聞，甚至“陰謀論”。比如，他是被共濟會成員用汞暗殺的，原因是歌劇《魔笛》泄露了某種祕密。該傳聞並非坊間碎語，在納粹德國時期的1936年，有一篇題爲《莫扎特的生命與暴力死亡》（Mozart’s Life andViolent Death）的文章煞有介事地說到此事。也有說是被他的遠房兄弟霍夫德梅爾（Franz Hofdemel）謀殺的，因爲他與莫扎特的妻子有染。另一種經常被浪漫主義理論引用的傳聞是，莫扎特死於同事安東尼奧·薩利裏（Antonio Salieri）的謀殺，因爲後者嫉妒莫扎特的天才。

當然，沒有實錘證據證明這些傳聞屬實。今天的歷史學家和醫學專家根據莫扎特死前自己和第三方的各種描述來推測他的病情。最普遍的看法是，莫扎特死於風溼熱——當時維也納正流行這種病。不過，近年出現了一種新理論，認爲莫扎特死於一種叫旋毛蟲的寄生蟲引起的疾病。莫扎特愛喫豬排，他在1791年10月7日至8日的一封信中提到了喫豬排的事。研究者認爲他有可能是喫了受寄生蟲污染的豬肉而致病的。一代天才只活了35年。

相較莫扎特，貝多芬其實是幸運的。他戰勝了天花，並抵抗住了反覆的呼吸道感染。最終摧毀他的是耳聾，在生命的最後一段時光中，貝多芬給他的兄弟查爾斯（Charles）寫了一封最終沒有寄出去的信。在信中他寫道：“我對發現自己的狀況感到極大的焦慮……我離結束生命不遠了……只有我的藝術阻止了我。”導致他耳聾的原因是各種可能因感染而引起的慢性病。貝多芬死於1827年，幾乎可以肯定他死於肺炎和一系列併發症。

貝多芬寫給哥哥的信。

柴科夫斯基的死也有不同說法，其中之一是他忍受不了和同性戀有關的流言飛語而自殺了。另一種說法來自於他的兄弟摩德斯特（modest）等目擊者，說他是喝了“一口致命未煮開的水”而感染霍亂而死的。

和浪漫主義一代的許多藝術家一樣，肺結核是許多作曲家的重要死因。39歲去世的肖邦，40歲去世的韋伯都與此有關。這一方面當然是因爲在他們的那個時代，得了肺結核幾乎等同於死亡本身。另外一方面是因爲，當時在藝術家圈子中流傳一種在現在看來匪夷所思的觀點，即，如桑塔格在《疾病的隱喻》中所說的那樣：“似乎在十九世紀中葉，結核病就與羅曼蒂克聯繫在一起了。”用卡米爾·聖桑的話說是：“肖邦患結核病之時，正逢健康不再時髦之際”。

《臨終前的肖邦》，Teofil Kwiatkowski繪製於1849年。

在那個時代，一旦得了肺癆往往被認爲是上流社會優越和有教養的標誌，這在當時的文學和傳記作品中流露得非常明顯。

所幸，現代人對傳染性的疾病有了全新的認知，當我們面對它的時候，不再以一種病態的觀念如波德萊爾在《元音》中寫到的——“蒼白與潮紅，一會兒亢奮，一會兒疲乏”，將其視爲一種典雅的美。

我們在討論疾病的時候，更多的是感嘆人生的無常以及對生命的敬畏，或者如沃森所說：“現在是以還原的方式去理解疾病、癌症和艾滋病的時候了：它們是身體疾病，而沒有道德的社會的或文學的意義負荷。”

（彼得·沃森著《20世紀思想史》，朱進東等譯，p.771。）

本文原載於《音樂週報》，已獲得授權刊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