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從銀行理財子公司的角度考慮，以自身作爲商業機構的直接利益出發，對所引入的戰略投資者能帶來的價值自然也會有新的評估，比如相對於佔據市場渠道端的大型科技公司，外資機構能帶來的價值是否更大。”一位資管機構高管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綜合來看，可能最先從外資商業銀行自行設立理財子公司這一條路徑突破。

原標題：資管市場大門常打開：外資渴望試水理財子公司

從取消銀行和金融資產管理公司的外資持股比例限制，到將證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期貨公司、人身險公司的外資持股比例上限放寬至51%，再到取消QFII資金匯出比例要求等，近段時間，資管行業的開放有了諸多實質性推進。

2019年7月20日，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辦公室公佈了11條最新的金融業對外開放措施，其中四條與資產管理相關，兩條直接與理財子公司相關：鼓勵境外金融機構參與設立、投資入股商業銀行理財子公司；允許境外資產管理機構與中資銀行或保險公司的子公司合資設立由外方控股的理財公司。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多方瞭解到，出於引進先進管理理念和技術、引導資管機構重視合規性、培育市場長期投資者等多方面考慮，推進資管業的開放是監管部門當前非常重視的工作。

從市場和機構的角度出發，外資機構參與的積極性普遍較高，對設立或參與理財子公司表現出較爲濃厚的興趣，目前正在積極研究，等待進一步的細則出臺。內資機構對於引進外資可能帶來的價值看法較爲分化，有一定期待，但出於過去經驗的判斷，亦有一定擔憂。

當前，國內資管業尤其是銀行理財正處於深度轉型過程中，機構自身對於資產管理理念和技術的需求最爲旺盛。比如在多家理財子公司籌備階段，相關負責人均與部分全球知名的外資機構有過深度溝通和諮詢。此外，轉型的一個大前提，包括投資者投資理念在內的客觀市場環境和條件的培育，監管部門也從更高層面期待外資的加入能夠帶來鮎魚效應。

部分中資機構表達了對外資機構加入的擔憂。從過去經驗來看，外資主要是財務投資爲主，並未深度參與到中國資管機構的管理上來，並且中外股東在具體管理過程中由於文化和理念的差異，有時候會導致管理效率較低。

“如果是財務投資的角度，理財子公司並不缺資本金；如果是引進先進理念和技術的角度，參股是不是最優的途徑？如果更大限度地放開，由外資主導，那可能還需要更多方面的考慮和討論。”一位資管機構高管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綜合來看，可能最先從外資商業銀行自行設立理財子公司這一條路徑突破。

磨合中持續推進開放

近年來，中國對外資開放金融業的實質進展有目共睹。根據央行行長易綱2018年4月份在博鰲論壇期間提出的“宜早不宜遲、宜快不宜慢”的原則，隨後在外資機構的持股比例、業務範圍等方面有了持續的、大幅度的放開。政策層面放開後，市場和機構立馬有所跟進，比如去年將證券、基金等外資持股比例上限放寬至51%，並提出三年後不再設限，隨後瑞銀就增持瑞銀證券，持股至51%。

如今進一步提出鼓勵外資參與設立、投資入股理財子公司，具體細則尚待明確。根據目前相關管理辦法的規定，理財子公司必須由在中國境內註冊成立的商業銀行作爲控股股東發起設立，外資金融機構可以通過其在中國境內成立的法人銀行作爲發起人。

截至目前，工銀理財、建信理財、交銀理財、中銀理財、農銀理財、光大理財已開業運營，郵儲銀行、招商銀行、興業銀行、杭州銀行、寧波銀行、徽商銀行等已獲批籌建。此外，中信銀行、平安銀行、民生銀行等30多家銀行正在申請設立理財子公司。

根據相關成立公告，目前的理財子公司均爲母行100%持股，不過基本上已爲將來引進戰略投資者留有空間。

“可行性上沒什麼問題，關鍵是銀行理財的商業模式外資是否看得懂，願不願意入股。”一位中資銀行高管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

也有機構人士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提出另外的想法，目前理財子公司由母行百分之百持股能最大程度上獲得母行的支持，尤其是渠道端的支持，如果放開一定比例引入戰略投資者，與母行的協同效應勢必會重新考量。從銀行理財子公司的角度考慮，以自身作爲商業機構的直接利益出發，對所引入的戰略投資者能帶來的價值自然也會有新的評估，比如相對於佔據市場渠道端的大型科技公司，外資機構能帶來的價值是否更大？

一位熟悉合資機構情況的人士表示，擔憂的情緒主要是由於在過去的開放進程中產生的外資機構和合資機構，截至目前來看並沒有經營管理得特別突出、讓人印象深刻的案例，雖然少數合資公募基金有一定特色，不過他認爲這與外資的加入沒有太大關係，因爲外資股東並未參與到實際經營管理中，只是拿分紅，每年召開一次董事會聽取彙報等。

“剛開始合作的時候，外方股東也想參與，並一度準備換掉部分管理人員。後來發現中國的市場情況不是他們理解的那樣，就還是任用了原來的管理層，後來確實做得挺好。”上述人士講述自己曾經所在的合資機構的經歷。

一位銀行高管表示，他更爲擔心文化理念上的差異帶來的效率問題，“這種差異是巨大的，磨合溝通的成本非常高，決策落地執行流程漫長。”

外資機構也同樣有此考慮。比如先鋒領航、富達等大型外資機構對加入中國市場的戰略即是，不參股不設立合資公司，等待政策上持股比例徹底放開，原因就是希望自己的理念能得到一以貫之的徹底執行。

單純從財務投資的角度看，外資機構在過去參與中國市場的過程中可謂收穫頗豐。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外資銀行在本土和其他市場碰壁，但趕上了中國金融市場的大發展，賺得盆滿鉢滿。這也是一些外資金融機構對參與理財子公司興趣濃厚的原因之一。

外資能帶來什麼？

過去幾年，資管市場的開放帶來了諸多積極的變化。

一位合資保險機構CEO曾對記者講述了一個有意思的現象，中外股東的思路和對他的管理要求完全不一樣，一開始外方股東特別穩健小心，要求不要出風險，中方股東則有明確的業績增長要求。然而，近段時間卻有反轉的勢頭，公司經歷快速增長後，外方股東越來越樂觀，放得越來越開；中方則越來越謹慎，風險意識越來越強。雙方都從彼此身上學到很多東西。

對於外資機構的貢獻，業內有兩種觀點。一些人認爲中國資管市場過去取得的成績，少數合資資管機構表現尚可，其背後並無太多外資的貢獻；另一些人則認爲，價值觀和管理理念的滲透是個難以察覺、難以量化的過程。

金融業的開放，或許應該置於更大的背景下去考量。長遠來看，監管部門與資管機構的利益訴求是一致的；但短期內，各自的考慮或許並不一致。

有資深監管專家表示，外資機構雖然產品和業務不太符合中國市場的實際，但他們的合規意識、對風險的敬畏非常值得學習。過去十多年來，外資機構雖然沒有出現爆發式增長，也沒有出現嚴重問題；反觀很多中資機構，規模增速迅猛，但背後潛在較大風險。

外資機構有着較爲成熟的管理經驗，理財業務普遍有幾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歷史。如高盛集團成立於1869年，其理財業務從1930年左右起步，經過90餘年的發展已非常成熟。

事實上，從中國銀行業理財產品的起源來看，最早的銀行理財是由外資銀行在國內市場推出的，此模式一經市場推廣，中資銀行發行的人民幣理財產品即成爲市場主流，並發展至今。

外資機構另一個重要優勢是理財產品的期限長和種類豐富，這是目前轉型階段市場急需的。外資機構有的產品存續期長達數十年，產品投資範圍廣泛，比如共同基金除本地權益市場和債券市場外，還包括海外權益及債券市場、各種商品期貨市場等；FOF基金可以投資到其他基金，從而讓散戶投資者以相對較低的門檻參與部分投資領域。

不過，像中資資管市場存在的產品結構複雜、底層資產不透明等問題，外資理財市場同樣也存在。

一位民營公募基金總經理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很期待明年放開後更多外資資管機構進入，相信他們能爲市場帶來很大變化。中國公募基金髮展這麼多年存在的問題大家有目共睹，整個市場環境、理念、投資者培育等亟待改善。“一些可預見的具體變化，比如ETF指數基金等被動投資將更豐富；輕資本的資管模式可能會向重資本方向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