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1965年飓风“贝特西”重创美国南部城市新奥尔良，对其造成严重破坏以后，当时的路易斯安那州州长约翰·麦基森承诺，该州不会再发生类似的灾害事件，“贝特西”一词也已从命名大西洋飓风的轮换名单中退出。但恰恰就在40年后，“卡特里娜”飓风给这座城市带来了更大的破坏，人们认为防灾部门忽视了吸取过去的教训。

最新研究发现，路易斯安那州的健忘绝不是一个例外。对于灾难的集体记忆不应仅仅作为学术研究的参考，更重要的是应帮助人们提高对未来灾难的预警和适应能力。关于这一课题的大多数研究都是由社会科学家进行的，他们通常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对记忆的持久性进行了多年的跟踪研究。

捷克大学生命科学的研究人员在环境历史学家瓦茨拉夫·范塔博士的带领下，以不同的方式研究了这一课题，他们调查了几代人对灾难的记忆是如何影响决策的。

在最近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一篇文章称，课题组根据历史记载和碳年代测定法等考古方法，分析了中欧地区伏尔塔瓦河流域近1300个城镇和村庄的记录，对近900年来在盆地地区发生的洪水的相关记载进行了比较研究。

课题组研究的洪水都是极端严重的洪水，这意味着河流流量超过每秒4000立方米，几乎是正常速度的30倍。这样的特大洪水平均一个世纪发生不到一次，研究人员记录了其中的7次，第一次发生在1118年，最后一次发生在1845年。每发生一次洪水，新建的移民点都会比洪水发生前的居民聚集点高出河流正常水位非常大的垂直距离，并且这种趋势在洪水发生后持续了25年（大约一代人）。直到后来一代人，也就是洪水幸存者的孙辈们，他们又开始往山下移居，并且越来越靠近河流，逐渐侵入洪水危险区。

在为新家园选址时，人们必须权衡洪水破坏的风险和靠近河流的好处。范塔博士说，毫无疑问，洪水肆虐后，人们在权衡考量重建家园的位置时，对灾难的记忆将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尽管人们的记忆是短暂的，但至少应该对一个世纪以来发生的历史事件引以为戒。

鉴于古代编年史学家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传达风险，这种集体健忘的表现就更加令人费解。为了子孙后代的生存和发展，古代史学家记载了极端天气、火灾、饥荒、瘟疫等许多悲惨故事。同样的，“贝特西”飓风，甚至捷克布拉格历史上发生的洪灾也不乏书面记载，其中许多洪水的最高水位都是沿伏尔塔瓦河岸标出的。

范塔博士总结道，仅靠阅读年代久远的历史故事是远远达不到警示作用的。为了防止再次陷入危险环境，人们必须倾听目击者讲述灾难故事，因为只有亲历者才能传达出发自内心的情感。因此，该小组的研究结果认为，更有效地教授历史的一种方法可能是让目击者走进教室。当然，这种方法不会永远奏效。随着时间的推移，目击者的记忆会逐渐淡忘，本人也会有一天离开人世。

范塔博士认为，人们逐渐淡忘了曾经发生过的灾难，可能解释了为什么最近美国暴发麻疹疫情，但人们对疫苗接种却犹豫不决，以及右翼极端主义在一些国家的兴起等现象，因为许多经历过致死率极高的传染病，或者受到希特勒法西斯主义迫害的幸存者都已老年离世。由于没有亲身经历这些悲惨境遇，或者直接听过亲历者的陈述，今天的许多人已经完全忘记了其中的恐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