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鵬運：興亡事，醒醉裏，恨悠悠（上）韋力撰

詞學到了晚清，最著名的團體當爲臨桂詞派，該派的主要人物有王鵬運、鄭文焯、朱祖謀、況周頤等人，而這幾位人物又被稱之爲“晚清四大詞人”。最早提出這種說法者乃是龍榆生，1931年出版的《暨南大學文學院集刊》第一集上發表了他所作的《清季四大詞人》一文。

然而，龍榆生在此文中所提到的四大詞人，並非就是上面提到的那四位，這裏面不包括朱祖謀，但卻有文廷式。他的這種做法倒並不是說朱祖謀的水平比不上另幾位，其主要原因是因爲他寫此文時朱祖謀還在世，因此本着“生不立傳”的成規，沒有把朱祖謀列入。雖然說文廷式的詞在其當世也很有名氣，然而他的詞風卻跟另三位相差較大，故後人把文廷式從四大詞人中撤了出來，而補上了朱祖謀。

王鵬運等撰《和珠玉詞》一卷，民國二十年刻惜陰堂叢書本

自此之後，“清季四大詞人”成爲了專用名詞，而這“四大”也就是我前面提到的那四位。但朱德慈認爲，這樣的概括並不準確，他覺得應當將文廷式加入，並稱爲“清季五大詞人”，其理由是“文廷式的詞作成就不比臨桂派四大詞人弱”，看來臨桂派成爲了清代詞學中的重要派別。

關於“臨桂詞派”這種稱呼，最早的出處是葉恭綽的一句話，葉在《廣篋中詞》卷二中說：“幼遐先生於詞學獨探本原，兼窮蘊奧，轉移風會，領袖時流，吾常戲稱爲‘桂派’先河，非過論也。彊村翁學詞，實受先生引導。文道希丈之詞，受先生攻錯處亦正不少。”看來“桂派”只是葉恭綽的一句玩笑，而他的這句玩笑也並沒有說是“臨桂詞派”，他僅說是“桂派”。但是，他的這句玩笑卻受到了後來研究者的重視，比如蔡嵩雲在《柯亭詞論》中說：“第三期詞派，創自王半塘，葉遐庵戲呼爲桂派，予亦姑以桂派名之。和之者有鄭叔問、況蕙風、朱彊村等，本張皋文意內言外之旨，參以凌次仲、戈順卿審音持律之說，而益發揮光大之。此派最晚出，以立意爲體，故詞格頗高；以守律爲用，故詞法頗嚴。今世詞學正宗，惟有此派，餘皆少所樹立，不能成派。”

蔡嵩雲在這裏直言，“桂派”之說是本自葉恭綽，而後他點出了這四大詞人之名，由此可見，晚清四大詞人其實就是桂派詞人。對於這派的詞旨，蔡嵩雲也有所論述，他把桂派視之爲晚清唯一的詞學正宗，雖然其他詞人也有，但都不能單獨立派。

王鵬運輯《四印齋所刻詞》清光緒十四年臨桂王氏家塾刻本，書牌

王鵬運輯《四印齋所刻詞》清光緒十四年臨桂王氏家塾刻本，目錄

王鵬運輯《四印齋所刻詞》清光緒十四年臨桂王氏家塾刻本，內頁

其實，這四大詞人僅有王鵬運和況周頤是廣西臨桂人，但因爲王鵬運實際上是該派中最重要的人物，故而這一派被稱之爲臨桂詞派。但也有人不這麼稱呼，比如錢仲聯則認爲該派的核心人物是朱祖謀，他在《清詞三百首》前言中說：“這派的中心領袖是朱祖謀，影響從清末直到民國二十年以至朱的身後，彊村是朱氏因家鄉湖州祖居埭溪鎮位於上彊山麓而取名。這派的領導人物和成員，朱氏外包括王鵬運、鄭文焯、況周頤、張爾田、陳銳等，他們並不是湖州人，王鵬運、況周頤是臨桂人，早期同官京師，切磋詞學，時人有‘臨桂派’之稱。但王、況詞風並不相近，二人說不上派。”

在這裏，錢仲聯直接點題，講出了朱祖謀在晚清詞學上的重大影響，同時又稱他跟王鵬運和況周頤在詞風上有着一定的區別，因此他的結論是：“朱氏之所以成爲該派的領袖，一則他先在京師時與王鵬運共同探討詞學，趨向基本一致，再則朱氏晚年卜居蘇州，鄭、張、陳諸人都聚集於吳下，形成風氣……這許多詞家，圍繞在朱氏周圍，成了‘彊村派’的羣體。”

因此，錢仲聯認爲不應當把這一派稱爲“臨桂派”，而要關注該派的領袖朱祖謀，而朱祖謀號彊村，故他認爲應當將“臨桂派”改名爲“彊村派”。但是從歷史衍變來看，王鵬運填詞的時間要比朱祖謀早得多。光緒二十二年，朱祖謀在北京加入了王鵬運的咫村詞社，從此之後纔開始學習填詞，而況周頤的弟子趙尊嶽在《填詞叢話》中也稱“清末彊村、蕙風並師半塘”，而“半塘”乃王鵬運之號，即此可知，王鵬運乃是朱祖謀之師。

對於錢仲聯的這個說法，巨傳友在其專著《清代臨桂詞派研究》一書中，進行了較爲詳盡的分析，而後認定：“王鵬運纔是這一詞派的開創者和領導者。”既然如此，那巨傳友怎麼看待錢仲聯的這個說法呢？他認爲，王鵬運去世之後，朱祖謀遷居到了蘇州，隨後況周頤、鄭文焯等人在江南一帶聚集，而這些詞人中，以朱祖謀的聲望最高，故他成爲了臨桂詞派的領袖，因此巨傳友認爲，如果把王鵬運的去世作爲界線，那麼此前的領袖當然是王鵬運，而後期則是朱祖謀，更何況從詞派的發展脈絡而言，朱祖謀依然是本着臨桂詞派既有的風格，故而這一派稱爲臨桂詞派更爲恰當。

王鵬運輯《四印齋所刻詞》清光緒十四年臨桂王氏家塾刻本，王鵬運序言一

王鵬運輯《四印齋所刻詞》清光緒十四年臨桂王氏家塾刻本，王鵬運序言二

對於這種認定，已然成爲了學術界的共識，比如嚴迪昌在《清詞流派述要》一文中稱：“號稱‘清季四大家’的王鵬運、朱祖謀、鄭文焯、況周頤是近代四位影響極大的名詞人和詞學家。‘四大家’中除王鵬運外，其餘三人均自光緒、宣統而入民國，以‘遺老’身份唱和於滬、吳一帶。王鵬運、況周頤均系廣西人，朱祖謀先擅於詩，後受王鵬運影響而專力爲詞，故時人又有‘臨桂派’之稱，其實‘桂派’的詞學觀，淵源仍在‘常州詞派’，是‘常派’的餘波一脈。”

在這裏，嚴迪昌認爲臨桂詞派乃是常州詞派的餘緒，而謝桃坊也是這樣認定的，他在《中國詞學史》中稱：“因爲鵬運與況周頤都是廣西臨桂（桂林）人，其論詞作詞均在詞壇獨樹一幟，故又被稱爲‘臨桂派’。然而其詞學卻淵源於常州詞派，實爲常州派的緒餘。”

雖然這樣的認定也有着不同的聲音，限於篇幅，在此不再一一展開論述，然有一點可以確認，那就是王鵬運對臨桂詞派的貢獻，因爲這一派能夠成立，除了他的詞作，同時他也是該派的組織者，故而王鵬運可以稱爲臨桂詞派中最重要的人物。

王鵬運出生在桂林，10歲之前一直生活在家鄉。咸豐九年，王鵬運跟隨父親來到江西的任職地，到了同治九年，他考中了舉人，而後他就進京參加進士考試，雖然沒有考中，但他卻留在了北京。在此期間，他開始填詞，關於這方面的影響，應該跟王拯有很大的關係。

這位王拯本是王鵬運的親戚，他在京期間建起了覓句堂，王拯在覓句堂中經常搞聚會，邀請廣西籍的人士來填詞。而在此期間，王鵬運結識了端木埰，此人對王鵬運影響較大，他糾正了王鵬運的詞作中一些輕佻纖豔之弊。

同治十三年，在王鵬運26歲時被補授爲內閣中書，十年之後又升爲內閣侍讀，再過了十年，他被升職爲江西道監察御史，到了這個職務就可以直接給皇帝寫奏章了，爲此王鵬運特別高興，於是寫了一首《鷓鴣天》：

太液秋澄露半銷，天風依約響琅璈。漫將弱質輕蒲柳，得近宮牆也後凋。

移故步，認新巢，鳳池回首日輪高。蔚州即墨聲華在，珍重新恩賜珥貂。

王鵬運在這首詞中描繪了他得授此職的喜悅心情，並且以此來表示他要效忠皇帝，可見他是何等感激這種知遇之恩。他在此任上彈劾過許多著名的大臣，可見王鵬運的性格頗爲耿介，爲此也得罪了不少人，況周頤在《王鵬運傳》中稱：“鵬運秉性淳篤……夙不慊於津要，惎之者百計中傷之，卒坎壈於仕途。才識閎通，不獲竟其用。”

《琴清閣詞》光緒二十一年、二十二年徐乃昌刻本，王鵬運序一

《琴清閣詞》光緒二十一年、二十二年徐乃昌刻本，王鵬運序二

如此的個性當然會影響到他的仕途。當年慈禧太后要用大筆的錢重修圓明園，王鵬運上奏章堅決阻止此事，搞得慈禧太后大不高興，爲此差點兒惹來了殺身之禍。而後戊戌變法的失敗也讓王鵬運產生了很大的幻滅感，他曾寫過一首《西河·燕臺懷古用美成金陵懷古韻》：

遊俠地。河山影事還記。蒼茫風色淡幽州，暗塵四起。夢華誰與說興亡，西山濃翠無際。

劍歌壯，空自倚。西飛白日難系。參差煙樹隱觚棱，薊門廢壘。斷碑漫酹望諸君，青衫鉛淚如水。

酒酣擊築訪舊市，是荊高歌哭鄉里。眼底莫論何世。又蘆溝冷月，無言愁對，易水蕭蕭悲風裏。

王鵬運在這首詞中表達出了他對國事的失望之情。王鵬運生逢亂世，愛國之情無法得以實施，心中爲此而積下來的鬱悶就成爲了他所填之詞的主格調。比如甲午戰爭時，清軍大敗，之前的主戰派都受到了懲罰，當時的禮部侍郎志銳就曾上書主戰，戰爭失敗後，他被貶往烏里雅蘇臺任參贊大臣。志銳在出京之前，很多朋友給他送行，在送行會上，王鵬運寫了首《八聲甘州》：

是男兒、萬里慣長征，臨歧漫悽然。只榆關東去，沙蟲猿鶴，莽莽烽煙。試問今誰健者，慷慨着先鞭。且袖平戎策，乘傳行邊。

老去驚心鼙鼓，嘆無多憂樂，換了華顛。盡雄虺瑣瑣，呵壁問蒼天。認參差、神京喬木，願鋒車、歸及中興年。休回首、算中宵月，猶照居延。

甲午戰爭後，李鴻章等準備把臺灣割讓給日本，文廷式上奏，認爲不應當答應日本人的要求，同時王鵬運也上奏提到：如果滿足了日本人的要求，今後將後患無窮。而後文廷式遭到了李鴻章等後黨人物的暗算，被迫離京，王鵬運在給文廷式送行時寫了首《木蘭花慢》：

茫茫塵海里，最神往、是歸雲。看風雨縱橫，江湖澒洞，車騎紛紜。君門，回頭萬里，料不應長往戀鱸蓴。悽絕江天雲樹，驪歌幾度聲吞？

輪囷，肝膽共誰論？此別更銷魂。嘆君去何之？天高難問，吾舌應捫。襟痕，斑斑凝淚，算牽袂何只惜離羣。煩向北山傳語，而今真愧移文。

對於這首詞，嚴迪昌在《清詞史》中評價說：“愁懷抑鬱，怨情濃重。”面對這樣的政局，王鵬運覺得已經難以抒發他的報國之心，於是南下離開了朝廷。在南下途中，他路過了河南開封，而後他特意繞道，前往朱仙鎮去拜岳飛祠，他在這裏也特意填了一首《滿江紅》：

風帽塵衫，重拜倒、朱仙祠下。尚彷彿、英靈接處，神遊如乍。往事低徊風雨疾，新愁黯談江河下。更何堪、雪涕讀題詩，殘碑打。

黃龍指，金牌亞。旌旆影，滄桑話。對蒼煙落日，似聞悲吒。氣讋蛟鼉瀾欲挽，悲生笳鼓民猶社。撫長松，鬱律認南枝，寒濤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