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頭變幻大王旗”的近代中國，人們不得不做出選擇，而選擇的前提是看得懂，所謂“一眼萬里”。回顧百年滄桑，很少有人在整個一生中能幾起幾落始終不被徹底打倒，程潛算是一個。1949年，他比閻錫山選得對；1957年，他比章伯鈞看得準；周恩來最後的表態，保全了他的名譽和家人，無怪乎同是湖南人的唐生智感嘆說：“頌公死得值”。

1938年，程潛與夫人郭翼青

1949年，在中國鼎革之變的關鍵時刻，國內所有的政治勢力都不得不做出抉擇，尤其是那些既不是共產黨，又不是蔣介石嫡系的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南渡北歸”，而又有幾個真的明白自己的選擇意味着什麼？“北歸”者在歷次運動中心灰意冷，“南渡”的在小島上鬱鬱寡歡。在內戰最後時刻，程潛選擇和平起義，作爲一名軍人、一個黨國元老，那一定是個深思熟慮的艱難選擇。

內戰進行到1948年，蔣介石已露敗象，國民黨內人心渙散。召開國民大會前，蔣介石邀請程潛參與第一屆副總統競選。等到了副總統競選進入最後一輪，只剩下孫科、李宗仁、程潛三人角逐時，蔣介石又勸程潛退出競選，把自己的票轉給孫科，程潛一氣之下把票都給了李宗仁，成就了李代總統的金陵殘夢。程潛隨即提出回湘主政。

何應欽覺得以程潛的實力，只讓他管一個省實在說不過去，便把江西也給了程潛，成立了長沙綏靖公署，下轄湖南、江西兩省。程潛回到湖南，立刻招兵買馬，擴充實力，爲最後時刻的選擇增添籌碼。經過精細準備和仔細思量，1949年8月5日，程潛率部在長沙起義。

1949年8月30日，毛澤東親自草擬電文發給程潛：“新政協召開在即，擬請頌公及仇亦山、陳子良出席，共商國事，倘能命駕，毋任歡迎”。程潛來到北京，受到了中共高層的特殊禮遇。9月9日，程潛乘坐的火車抵達北平，毛澤東、朱德、周恩來、林伯渠等到火車站迎接，在北平的前門火車站，毛澤東握住程潛的手說：“頌雲兄，久違了，可好啊！”毛澤東親自到火車站迎接的民主人士，一個是宋慶齡，另一個就是程潛。

毛澤東力勸程潛幹省長

與程潛相比，閻錫山也是日本士官學校畢業，也是早年參加同盟會，也是黃興丈夫團的成員，也曾打殺過共產黨，也曾與共產黨交情不淺。可1949年之後，閻錫山失去了山西，而程潛卻被毛澤東力勸當湖南省長。自從中原大戰失利之後，閻錫山便只想保住山西老家，做他的山西王。1949年，當國共最後的和談破裂時，太原方面也拒絕了和談，4天之後，太原解放。在山西執政38年的閻錫山只得到臺灣做寓公，了此餘生。

政協會議之前，毛澤東單獨接見與程潛一同起義的程星齡，對他說：“我想和你商量一下，對頌公如何安排好？中央決定成立幾個大區，其中有中南軍政委員會，屬於第四野戰區，頌公是老前輩，他從事革命時，我們還是學生。我想讓頌公屈就副主席，論輩分實在是有些爲難，你是不是和頌公商量一下？”毛澤東又說：“頌公搞了幾十年，幾起幾落，始終沒有被打倒，不簡單。”後來，程潛暫任中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到了1954年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程潛擔任了湖南省人民委員會主席，後來改稱省長。

1958年，毛澤東回到湖南老家，宴請程潛。這時程潛已經當了4年湖南省長，又擔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總是往返於北京和長沙之間。席間他向毛澤東提出，歲月不饒人，要求卸任省長職務，讓年輕一些的同志擔任。毛澤東卻說：“現在大局安定，不能調換，您是中央的人，我們沒有把您當巡撫看待，還是您擔任省長爲宜，事情多叫他們去辦。”毛澤東還建議程潛可以“北京住半年、長沙住半年，天氣熱的時候到北京，天氣冷的時候住長沙，豈不是兩全其美”。就這樣，程潛這個湖南省長前後當了14年，直到1968年。

“反右”時與周恩來達成默契

1957年，共產黨下決心整頓“三風”，並且號召黨外人士大鳴大放，幫助共產黨整風。夏天，湖南省政協召開大會，許多人提了意見，這些書面發言稿一件件都呈送給程潛審閱，他在上面的批示總是四個字——“留存，送京。”

6月6日，中央書記處書記彭真從北京打電話到長沙，說要派專機接程潛和湖南省副省長唐生智到北京參加整風座談會。8日，專機飛抵北京，同一天的《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這是爲什麼？》，拉開了“反右”的序幕。

程潛回到北京東城寬街2號的寓所，剛進門就聽門衛彙報“周總理來了”。這一次，周恩來特意把程潛的政治祕書楊慎之叫住，對他說：“孟瀟的文章是你執筆的吧？”原來，1957年3月27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爲《學習中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方法分析問題》，文章署名唐生智（字孟瀟），實際上就是楊慎之代筆。這篇文章“左”得恰到好處，發表後反響不錯。周恩來接着說：“我們邀請頌公來北京參加座談會，他年事已高，你多出點主意。”之後，周恩來和程潛在客廳裏談了一個多小時。兩個人談了什麼，沒人知道，但兩人肯定是達成了某種默契。據楊慎之祕書回憶：周恩來走後，程潛就吩咐楊祕書寫一篇發言稿，準備在第二天的民革中央全會上發言。在政治風雲突變之際，程潛究竟怎麼想的，誰都難以揣摩透。文章是祕書隨“風”轉舵的產品，也是這種默契的體現。

第二天，程潛在民革中央的會議上照稿宣讀了這篇講話。講話中談道：“要不要共產黨領導？這本來不是一個問題。誰在今天還提出這樣的問題，或者向共產黨的領導權進攻，只表明他在政治上的幼稚無知和狂妄……且不說共產黨的強大，且不說憲法規定了共產黨對我們國家事務的領導權，退一萬步，請問：不要共產黨領導，誰來領導？……我們民革代表舊軍政人員，其他的民主黨派各代表一定階層、階級，這是中國政治歷史形勢和階級力量對比決定的。”這番話後來被總結成“政治領導不能輪流坐莊”。

深夜，人民日報記者來訪，說程潛將軍的發言十分好，明天全文見報。中宣部部長陸定一的意思是以《民主黨派何去何從？》爲標題。這篇文章的發表，在當時敏感的政治氣氛下產生了轟動性的效果，對“反右”運動產生了影響。後來，這“輪流坐莊”的罪名莫名其妙地安到了章伯鈞頭上，據章詒和回憶：“1957年5月21日，正患腹瀉的章伯鈞乘坐吉姆轎車前去參加會議，在車子裏還在思考給共產黨提什麼意見，想着想着，想出了一個‘政治設計院’的方案。”就是這個“政治設計院”的想法，被說成了想搞“輪流坐莊”，章伯鈞便成了頭號右派。

“程星齡被打成右派，這不是殺雞儆猴嗎!”

“反右”期間，一位曾經參加長沙和平起義的國民黨將領，由於沒有授得軍銜，跑到程潛處出言不遜：“頌公，您過了河穿上了鞋襪，蠻舒服的。我們還站在河心，渾身發抖啊”。程潛對他嚴加訓斥：“共產黨有一杆秤，秤星很準，各歸其位。我是國民黨一級上將，唐孟瀟也是國民黨一級上將，我們爭過名利沒有？共產黨不過河拆橋，我也不過河拆橋，你將我的軍，等於將共產黨的軍，你這樣想就是違背了我們當初起義的初衷。現在爭功搶賞，斤斤計較，可恥之尤。”程潛說着手舉柺杖，滿臉怒色，那人自知理虧，溜了。

不過，對於民革的人的遭遇，程潛看得很明白。1957年夏天，程星齡被打成右派，隨後，湖南掀起了批判程星齡的高潮。中央統戰部的負責人向程潛打招呼，可私下裏程潛說：“程星齡是我族弟，蔣介石討嫌他，他和共產黨聯繫多，曾身陷國民黨囹圄，還是我藉機保他出來。長沙和平起義，他參與謀劃，功不可沒。現在要打他成右派，這不是殺雞儆猴嗎？”

1958年，大躍進開始了，程潛老家的鄉親鄰里有時來家裏拜訪，說出了一些實話。比如，程潛家鄉湖南醴陵的官莊水庫，就很成問題。死庫容太多，拆遷戶太多，而灌溉面積卻很少。程潛就出生在那裏，那個地方該不該修水庫他比誰都清楚。聽家鄉人說，修水庫時，男男女女赤膊上陣，而監修的基層幹部態度野蠻，和國民黨的保甲長一樣。程潛發火道：“我是當年國民黨軍隊的參謀總長，日本侵略軍進駐官莊，把我的房子當馬廄，後來聽說是參謀總長的舊居，立刻清掃退出。修官莊水庫，淹沒我的私宅，我是一省之長，爲什麼不先和我打招呼？這不是禮貌不禮貌的問題，個人私利問題，這是蠻幹和科學之爭的問題。你們不敢講，我敢講，我要直接報告毛主席。”這些話是有些斤兩的。在那個年代，恐怕只有程潛敢說這樣的話。

周恩來：程潛家是革命幹部成分

新中國成立之後，程潛算是爲數不多與毛澤東保有私交的黨外人士，毛澤東對他也是禮遇有加。解放初期，毛澤東考慮到程潛舊部衆多，人事關係複雜，按月撥大米五萬斤作爲特別開銷，以後幣制改革，改爲每月5000元，那可真是一筆鉅款，要知道當時國家主席的工資只有500元！據程潛的祕書楊慎之回憶：“一半左右固定支給他的部屬，其餘部分除了赴京開會時開支300-500元外，從不隨便動用一文。”

1952年秋天，毛澤東特邀程潛到中南海划船，兩人坐上游船，毛澤東要親自爲程潛划船。程潛忙說：“使不得，你是國家元首，又年近花甲，怎麼好你爲我划船。”“哪裏，哪裏。你是國民黨元老，又是我的老上級，家鄉人，還分什麼彼此，何況你已古稀之年，總不能叫你爲我划船吧。”在影片《開國大典》中，毛澤東爲程潛划船的故事被搬上銀幕，廣爲流傳。毛澤東和程潛之間的確交往頗多，關係親密。程潛和夫人郭翼青，還有幾個女兒常被邀請到中南海做客。1963年，毛澤東過七十大壽，在中南海舉行了家宴，一共只有兩桌，除了親屬外，還邀請了4位湖南老人：程潛、章士釗、葉恭綽和王季範，那天程潛攜夫人和女兒程熙應邀參加了主席的家宴，席間擺滿了湖南家鄉菜，毛澤東還特意讓廚師爲程潛加上了豆豉辣椒和燻魚兩道菜。

“文革”開始後不久，周恩來擬定了一份“必須保護的重點人物名單”，包括宋慶齡、程潛、章士釗、蔣光鼐、蔡廷鍇等13位民主人士，並指示把程潛接到301醫院休息，等到危險過去，又安排程潛回家休養。1968年初，程潛在家不慎摔了一跤，造成骨折，到北京醫院手術。可那時北京醫院已經亂作一團，醫療秩序混亂。4月9日，86歲的程潛帶着遺憾離開了人世。

得知程潛去世，周恩來、江青等人到家中弔唁。悲痛之中的程潛夫人郭翼青當面問周恩來：“總理，程潛的成分究竟算什麼人？我們家到底算什麼成分？”周恩來當着江青的面大聲回答：“頌公當然是革命幹部嘛！他與共產黨合作那麼多年，抗日功勳卓著，和平起義義聲昭著，還是一級解放勳章的獲得者。解放後，身兼要職，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你們的家庭當然是革命幹部家庭嘛！”

在“城頭變幻大王旗”的近代中國，人們不得不做出選擇，而選擇的前提是看得懂，所謂“一眼萬里”。回顧百年滄桑，很少有人在整個一生中能幾起幾落始終不被徹底打倒，程潛算是一個。1949年，他比閻錫山選得對；1957年，他比章伯鈞看得準；周恩來最後的表態，保全了他的名譽和家人，無怪乎同是湖南人的唐生智感嘆說：“頌公死得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