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游像 光明圖片

陸游爲南宋“中興四大詩人”之一，“生平精力，盡於爲詩，填詞乃其餘力”(紀昀《四庫全書總目·放翁詞提要》)。他的詩人身份及身世遭遇，使其詞的內容、風格以及寫作方法，都繼承了北宋蘇軾以來豪放一派的詞風，擴大了詞的表現範圍，成爲豪放詞體中一位重要的作家。但是，我們若考察其詞體態度，卻發現他的態度非常矛盾。

陸游輕視詞體。他在65歲時所寫的《長短句序》中雲：“雅正之樂微，乃有鄭衛之音。鄭衛雖變，然琴瑟笙磬猶在也。及變而爲燕之築、秦之缶，胡部之琵琶、箜篌，則又鄭衛之變矣。風雅頌之後，爲騷，爲賦，爲曲，爲引，爲行，爲謠，爲歌。千餘年後，乃有倚聲制辭，起於唐之季世。則其變愈薄，可勝嘆哉！予少時汩於世俗，頗有所爲，晚而悔之，然漁歌菱唱，猶不能止；今絕筆已數年，念舊作終不可掩，因書其首以識吾過。淳熙己酉炊熟日，放翁自序。”他從音樂發展史角度認爲詞乃“鄭衛之變”，且“其變愈薄”，並且很後悔自己“汩於世俗”之作詞行徑，他作此序的目的是“以識吾過”，表現出非常鮮明的輕視詞體之態度。他在81歲所作的《跋〈花間集〉》二則中又說：“《花間集》皆唐末五代時人作。方斯時，天下岌岌，生民救死不暇，士大夫乃流宕如此，可嘆也哉！或者亦出於無聊故耶！”“大中以後，詩衰而倚聲作。使諸人以其所長格力施於所短，則後世孰得而議？筆墨馳騁則一，能此不能彼，未易以理推也。”對唐末五代之人在動亂時代沉湎於作詞非常不滿，感慨當時“士大夫乃流宕如此”，簡直是自甘墮落！同時，他認爲若當時詩人能以作詞的才能去寫詩，那麼後世誰又敢譏評他們呢？言語中深爲晚唐五代人可惜。從陸游的這些議論看來，他完全是以詩人的身份與眼光來看待詞的發生與發展，並未將詞當作一種獨立的、具有自身特美的文體看待，也沒有認識到詞之爲詞在文學史上的存在價值與意義。所以，夏承燾先生認爲“就陸游平生議論看來，他原是瞧不起詞這種文學的”(《論陸游詞》)。

但是另一方面，他心裏又暗自喜歡詞，其實際創作與其詞學觀點相違背。劉揚忠先生說：“陸游對詞的創作一直抱着一種既暗自喜歡又十分鄙薄的矛盾態度。”(《陸游、辛棄疾詞內容與風格異同論》)葉嘉瑩先生則找出了陸游矛盾態度產生的原因：“陸游對詞之所以加以否定者，蓋由於就理性而言，則其所見之《花間集》中之作品，其內容所寫大多不過爲流連歌酒男女歡愛之辭，並無一語及於國政及民事者，這與陸游平生之以國事自許的爲人志意，自然極不相合……然而另一方面，則就感性而言，詞之爲體卻又確實有一種特美，足以引起人內心中一種深微窈眇之情思……他在感性上也已經下意識地受了詞之此種特美所吸引的緣故。”(《論陸游詞》)

我們可以說陸游重詩輕詞，視詞爲“小道”“餘事”，但在他一百多首詞中，卻有一組專門模仿《花間集》而寫的詞作，魏慶之《詩人玉屑》於此曾有評價雲：“至於《月照梨花》一詞雲：‘霽景風軟，煙江春漲。小閣無人，繡簾半上。花外姊妹相呼，約樗蒲。修蛾忘了當時樣。細思一餉，感事添惆悵。胸酥臂玉消減，擬覓雙魚，倩傳書。’此篇雜之唐人《花間集》中，雖具眼未知烏之雌雄也。”從《月照梨花》詞之題材內容及風格來看，該詞與《花間集》作品完全一致，他在《跋〈花間集〉》中對《花間集》甚爲鄙薄，而在創作上卻盡心盡力摹仿之，此中，我們可以窺見陸游複雜的創作心態。在他一百多首詞作中，除了抒寫士大夫情懷志意的作品外，還有23首愛情詞，有一部分詞被人評爲“纖濃得中”(譚獻《復堂詞話》)、“其纖麗處似淮海”(楊慎《詞品》卷五)、“流麗綿密者，欲出晏叔原、賀方回之上”(劉克莊《後村詩話》)。其《臨江仙》(鳩雨催成新綠)情感真摯熱切，黃昇認爲“思致精妙，超出近世樂府”(魏慶之《詩人玉屑》卷二一)。他的《一叢花》(尊前凝佇漫魂迷)情感也深厚動人，其中“倩雙燕、說與相思。從今判了，十分憔悴，圖要個人知”，賀裳《皺水軒詞筌》曰：“其情加切矣。”朱庸齋在其《分春館詞話》中也說：“放翁小令佳者，多爲懷念前妻唐琬及相戀之作，纏綿真摯，動人心坎。旖旎情深，近乎小山。”從這些深切動人的辭章和他對《花間集》的模仿中，我們可以看到陸游內心深處多情的一面。他不僅僅是一位愛國詩人，還有更豐富的情感與生活，他那被傳統詩教壓抑住的情懷，忍不住會從某一縫隙中流泄出來，對《花間集》的模仿如此，於詩中不自覺地呈現出詞之味道與意境也是如此。

陸游其實是一個矛盾的統一體，在中國文學史中，沒有哪一個詩人像他這樣表現出如此嚴重的兩面性，在文學創作中，總是理論上一套，而創作實踐又是一套。這種矛盾不僅表現在他表面上鄙視詞，但暗地裏卻非常喜歡，還表現在他表面上鄙視晚唐詩，但暗地裏卻深受晚唐詩的影響。陸游多次在他的詩作中表現出對晚唐詩鄙視的態度，如《記夢》雲：“李白杜甫生不遭，英氣死豈埋蓬蒿。晚唐諸人戰雖鏖，眼暗頭白真徒勞。”《示子遹》雲：“數仞李杜牆，常恨欠領會。元白才倚門，溫李真自鄶。”《宋都曹屢寄詩且督和答作此示之》雲：“天未喪斯文，杜老乃獨出。陵遲至元白，固已可憤疾。及觀晚唐作，令人慾焚筆。”錢鍾書先生認爲陸游“鄙夷晚唐，乃違心作高論耳”(《談藝錄》)，齊治平先生也認爲“他(陸游)鄙夷晚唐……可是實際上他自己卻濡染晚唐，工夫很深。”(邱鳴皋《陸游傳論》引)莫礪鋒師也持相同觀點，認爲陸游“在理論上對晚唐詩予以嚴厲的批評，在創作上卻又受到了晚唐詩相當深的影響。”(《陸游對晚唐詩的態度》)爲什麼陸游會有如此嚴重的心口不一？錢鍾書先生在《談藝錄》中曾有一段關於陸游的經典議論：“(放翁詩)復有二官腔：好談匡救之略，心性之學……蓋生於韓侂冑、朱元晦之世，立言而外，遂並欲立功立德，亦一時風氣也。放翁愛國詩中功名之念，勝於君國之思。鋪張排場，危事而易言之。”雖然，陸游詩詞中的愛國熱情感染打動了一代又一代人，但是一部分作品的確有“鋪張排場，危事而易言之”的特點。我們發現，陸游有更願意與主流觀點及時代潮流保持一致的言行特點。士風以欲收復失地表示愛國，陸游則於詩中反覆高唱；詩壇鄙薄晚唐詩風，於是，他也高聲鄙視之；詞壇受蘇軾“以詩爲詞”觀念影響，強調“詞與樂府”同出，追求詞合“風”“騷”之義，他則對《花間集》多有指斥。那麼他爲什麼會這樣呢？莫礪鋒師在《陸游對晚唐詩的態度》一文中認爲陸游之所以鄙薄晚唐詩，並不是“違心作高論”，而是“出於南宋初期的現實政治鬥爭及詩壇風氣之爭的需要”。可見，陸游的文學觀點具有現實功利性。我們說評價一個人不能僅聽他說了什麼，而是要看他做了什麼，陸游言語和行動分裂的箇中原因恐怕在於他的功名之念。他與蘇軾比起來，“缺乏憂生意識，多的是憂世意識”，“功名之念，勝於君國之思”(胡元翎：《陸游未能成爲詞中大家原因探析》)，所以，在生活中不知不覺埋藏了自己的真實喜好而不知。雖然人說“亙古男兒一放翁”，但是，實質上陸游是軟弱的，他太屈從於所謂的正統與主流，從他的愛情悲劇裏就可看出他的軟弱性，他的身與心總是在社會規範的壓制下分離，所以，他嘴裏不喜歡詞卻“漁歌菱唱不能止”，不喜歡詞卻在他的詩歌裏留下較濃的詞之意味。紀昀在《四庫全書總目·放翁詞提要》中認爲：“遊生平精力，盡於爲詩，填詞乃其餘力，故今所傳者，僅及詩集百分之一。劉克莊《後村詩話》謂其時掉書袋，要是一病。楊慎《詞品》則謂其纖麗似淮海，雄快處似東坡。平心而論，遊之本意，蓋欲驛騎於二家之間，故奄有其勝，而皆不能造其極。要之詩人之言，終爲近雅，與詞人之冶蕩有殊。其短其長，故具在是也。”此評深得陸游成敗得失之肯綮。陸游以詩人之身份作詞，他作爲詩人的文藝觀念影響了他的詞體創作，故其詞只能徘徊於詩與詞之間，終不能達詞人之勝境，真是“成也蕭何，敗也蕭何”！陸游詞的佳處源於他的詩人身份，其敗處也在於他的詩人身份，最終，他“上不能如蘇之‘以詩爲詞’，下不能如辛之‘以文爲詞’”，“蹭蹬乃去作詩人”的陸游畢竟只是以餘力爲詞，“‘以其所長格力施於所短’，終未能使自己成爲詞壇大家”(鄧喬彬《驛騎蘇秦間——陸游詞風格及成因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