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分析！從七個角度談當代巴西政局！

摘要：到2006年，盧拉大幅減少貧困的社會政策第一次使這一羣體壯大起來，其中很大一部分人生活在非正式經濟中，這是迪爾瑪繼承的勞工黨的選舉堡壘。但是一旦法院的第三個職能——審判政治家——開始運作，法院發揮了前所未有的突出作用，從“每月津貼”醜聞案開始，那些將其任命歸功於盧拉和迪爾瑪的法官，氣概十足地表明自己獨立於勞工黨。

本文原載於2019年2月7日《倫敦書評》第41卷第3期，原文分兩部分，第一部分討論盧拉與迪爾瑪時期的巴西政治，第二部分則將目光投向博爾索納羅與當下的巴西，今日刊發的是第一部分。小標題爲譯者所加，內容有部分刪減。

佩裏·安德森

一、迪爾瑪·羅塞夫的執政困境

巴西政治的特點是意大利式的：錯綜複雜而彎彎繞繞。但如果對此沒有了解，就無法把握這個國家的遭遇。2010年，當盧拉卸任的時候——巴西總統有連任不超過兩屆的限制，但沒有禁止再次參選——經濟增速爲7.5%，貧困減少了一半，新大學成倍增長，通貨膨脹率處於低位，財政預算和經常賬戶處於盈餘狀態，支持率超過80%。盧拉挑選了他的幕僚長迪爾瑪·羅塞夫作爲接班人，後者在60年代是反抗軍事獨裁的地下鬥士，此前從未競選過選舉職位。由於盧拉爲她保駕護航，羅塞夫以56%的多數票贏得了選舉，也成爲巴西第一位女總統。迪爾瑪執政初期，痛恨盧拉的中產階級也更好地接受了她，兩年來，她的冷靜和能力爲她贏得了廣泛的敬意。但是，她接手的遺產並沒有看起來那麼美好。處於高位的商品價格是盧拉時代繁榮的基礎，但並沒有改變巴西曆來的低投資率和生產增長率。實際上，2011年迪爾瑪一就職，情況就開始反轉，到2012年，經濟增長率忽然降到1.9%。2013年，美聯儲宣佈將停止購買債券，在資本市場上引發所謂的“減碼恐慌”，引發外資流出巴西，國際收支惡化，通脹率上升，繁榮昌盛的太平歲月宣告結束。

政治上，勞工黨政府從一開始就欠下了一筆債。20世紀80年代後期國家重新民主化之後，三個最大的政黨出現：在中右翼是以“社會民主”爲幌子的巴西社會民主黨（PSDB），它是大企業和中產階級的大本營；在中間是理論上“民主”的巴西民主運動黨（PMDB），在農村和小城鎮擁有龐大的裙帶關係網絡，用聯邦或省級的慷慨資助爲其在地方的巢穴插上羽毛；在左翼，是勞工黨，唯一一個不只是由地方名流及其下屬組成的政黨。然而，除了這三者，在巴西大型選區實行比例代表制的開放名單制度，大量沒有意識形態傾向的小黨派激增，爲他們的領導人榨取公共資金和好處的新發明層出不窮。在這種情況下，沒有任何一位總統能夠領導一個擁有超過四分之一議會席位的政黨，而這是所有重要立法通過所需的最低票數，這使得政黨聯盟成爲組織政府的條件，而利益分配則是結盟的前提。

二十年來，總統只在社會民主黨和勞工黨中產生，前者致力於向國家提供所謂的有益的“資本主義休克療法”，在東北部的傳統寡頭集團和民主運動黨的永恆掠奪者中很容易就找到盟友，他們是自由保守派政權的天然盟友。當盧拉上臺時，勞工黨並不想依賴他們。相反，它開始從較小黨派的泥潭中組織國會多數席位，而這些小黨派一個比一個貪婪。爲了避免把太多的部門交給他們，不得不採取經常性的經濟獎勵獲得支持，暗地裏每月給這些人發放現金。當這個系統，所謂的 “每月津貼”在2005年曝光時，看起來好像可能導致政府垮臺。但盧拉在窮人中仍然飽受歡迎，通過裁撤關鍵助手，並轉而尋求民主運動黨的傳統支持，從而確保了國會多數席位，他在這場風波中倖存下來，並在適當的時機成功連任。在他的第二個任期內，民主運動黨是盧拉政府的穩定支柱，在中央和地方的政府機構享有大量肥缺。而這一任期結束後，民主運動黨在衆議院的議長米歇爾·特梅爾被盧拉選爲迪爾瑪·羅塞夫的副總統，將一個詭計多端的幕後老手與一個政治新人拴在了一起。

首先引爆的是經濟遺產。到了2013年，中產階級對政府感到不滿，價格上漲正在引發大城市的普遍緊張局勢。盧拉爲窮人提供了更高的工資、更低的信貸、現金轉移支付——滿足了窮人的私人消費，卻忽視了依舊很糟糕的大部分公共服務。冬天，公共汽車票價漲價點燃了聖保羅年輕左翼活動家領導的抗議活動。警察的鎮壓導致了席捲整個巴西的大規模街頭示威遊行。隨着右翼參與的增加和該國強大的建制派媒體的支持，他們迅速發展爲對所有政治人物，尤其是勞工黨的自由對抗。兩週內，迪爾瑪的支持率從57％降至30％。通過削減開支和進一步廉價的福利措施，她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裏恢復了活力。但是在2014年夏天，埋藏的政治礦井開始爆炸。聯邦警察打擊了在巴西利亞一個洗車場Lava Jato的洗錢活動，由此披露了巴西國家石油公司（Petrobras）的大規模腐敗，該公司當時號稱擁有世界上最大的股票估值之一。調查中的一連串泄密被媒體大肆宣傳，表明這個案子與勞工黨與的聯繫可以追溯到盧拉時期。2012年末，對七年前“每月津貼”案中該黨領導層的公審，已經讓氣氛變得高度緊張，而2014年的這個案子則引發了共鳴。

因此，當迪爾瑪在2014年競選連任時，她面臨着比2010年更加激進的反對派。和以往一樣，社會民主黨的候選人進入了第二輪總統競選，與她展開角逐。在一場激烈但笨拙的競選活動中，她在辯論中表現不佳，迪爾瑪以微弱優勢獲勝，她承諾永遠不會接受她指責的、對手計劃對民衆實施的緊縮政策。但她甚至在上任之前就遇到了困難。也許是想重施盧拉首次當選總統時的開局策略——當時盧拉遵循嚴格的經濟正統派學說，只有在鞏固公共財政後才擴大社會支出，用以安撫市場——迪爾瑪選擇了一位芝加哥培養的銀行高管擔任財政部長，以表明她將重新開始節儉政策，卻違背了競選時的承諾，也就是採取了傳統的緊縮措施，打擊了民衆的收入。在疏遠她的左翼支持後，她又對抗她的右翼支持，試圖阻止民主運動黨繼續佔據衆議院議長這個特梅爾2010年騰出來的重要職位，因爲立法的通過通常依賴於議長的合作，但最終卻被民主運動黨的候選人愛德華多·庫尼亞（Eduardo Cunha）徹底擊敗。勞工黨在國會中僅贏得13%的選票，至此在立法機構中極爲脆弱。

與此同時，社會民主黨並沒有放棄競選總統的努力。他們的領導阿埃西奧·內維斯（Aecio Neves）因爲期望的勝利落空而感到憤怒，向最高選舉法庭（Supreme Electoral Tribunal）提出了非法選票的指控，希望取消選舉結果並進行重新投票——由於普遍的幻滅感與迪爾瑪的經濟路線之間的聯繫——這次他志在必得。但是社會民主黨這個由富有的名流組成的集團，其他人都有自己的野心，卻沒有一個人支持他。該黨在2002年落選的總統候選人何塞·塞拉（Jose Serra）如今是聖保羅的參議員，他看到了驅逐迪爾瑪的另一條道路，既能擴大驅逐迪爾瑪的呼聲，又能讓他從中得利。阿埃西奧路線的缺點是，它也威脅到作爲迪爾瑪的競選夥伴特梅爾，因此對民主運動黨的吸引力很小。塞拉與特梅爾走得很近，他們長期以來是一直在聖保羅政治界共事。那麼，最好在國會發起對迪爾瑪的彈劾，庫尼亞會給出有利於他們的聽證會，成功讓特梅爾成爲總統，併爲塞拉取代阿埃西奧接替總統職位提供了一個理想的跳板。

二、“洗車”調查與勞工黨的敗落

盧拉。視覺中國圖

“洗車”案的調查是在第一個被抓獲的中層罪犯所在的州管轄之下進行的，這名罪犯就是黑市貨幣兌換商（doleiro）阿爾貝託·尤瑟夫（Alberto Youssef），來自巴西南部巴拉那省非典型的中產階級社會。莫羅是當地人，在“每月津貼”案審判中初出茅廬，當上了助理法官，時任巴拉那省首府庫裏蒂巴的首席法官。他的操作模式，正如他在“洗車”調查開始前十年發表的一篇文章中明確指出的那樣，參照的是馬尼·普利特（Mani Pulite）對腐敗的起訴。上世紀90年代初，馬尼·普利特的腐敗起訴摧毀了意大利的執政黨，終結了第一共和國。莫羅特別指出了他們活動的兩個特點：利用預防性的監禁來獲取告發，以及向媒體有針對性地泄露正在進行的調查情況，激起公衆輿論向目標和法院施加壓力。

一年來，“洗車”調查主要集中在國家石油公司的前董事身上，他們被控收受和分發鉅額賄賂。然後，他們供出了第一個勞工黨重要幹部——該黨的財務官若昂·瓦卡里·內託（Joao Vaccari Neto）。幾周後，該國最大的兩家建築公司奧德布雷希特（Odebrecht）和安德拉德·古特雷斯（Andrade Gutierrez）的負責人被帶走問話，這是兩家橫跨拉丁美洲大陸的大型企業集團。至此，支持莫羅、要求懲罰勞工黨並罷免迪爾瑪的遊行活動不斷增加，讓國會陷入困境。庫尼亞仍然是執政聯盟的正式成員，正在努力清查彈劾案的卷宗。受到孤立和削弱的迪爾瑪接受勞工黨部長們的建議，請盧拉出山挽救局勢。盧拉迅速與民主運動黨重修舊好。而就在這時，他忽然震驚地發現庫尼亞在瑞士擁有數百萬美元的祕密賬戶。於是，他提出了一項互保協議：如果政府阻止對庫尼亞的訴訟，那麼他將阻止對迪爾瑪的訴訟。盧拉敦促各方接受該協議，並在巴西利亞峯會上達成諒解。但是迪爾瑪拒絕了，總部設在聖保羅的勞工黨全國領導層擔心，這一安排的消息只會證實公衆對該黨完全腐敗的看法，於是指示其代表投票支持對庫尼亞採取行動。作爲報復，庫尼亞立即清查了對迪爾瑪的指控，並在國會進行了審議。

至此，要求彈劾的街頭壓力是巨大的：在巴西各地，有360萬示威者要求將迪爾瑪驅逐出境。然而，彈劾所需的三分之二多數票能否在國會取得還遠未明朗。在很短的時間內，“洗車”調查披露了奧德布雷希特公司掌握的賬簿，上面加密載有向200名巴西政界人士行賄的記錄，幾乎涉及所有的黨派。事情發展到這個地步，政治階層響起了警報。幾天後，社會民主黨的一位高層權力代理人對一位同事說，這種流血必須停止。然而，“最高法院的人”告訴他，只要迪爾瑪還在位，媒體還在全力追擊她，流血就不可能停止，除非特梅爾馬上取代她，並組織一個由最高法院和軍方支持的國民政府——他已經與將軍們交涉過了。只有這樣，“洗車”調查才能在危及社會民主黨之前被叫停。不到兩週，庫尼亞擔任議長的衆議院就投票支持彈劾迪爾瑪。而庫尼亞也就沒有了利用價值，莫羅開始着手幹掉他。最高法院命令國會罷免他的議長職務。過了不久，他被逐出衆議院，最終進了監獄。經過一段必要的時間間隔，參議院根據衆議院通過的起訴書認定迪爾瑪有罪，特梅爾接任總統。2017年初，盧拉因涉嫌在收購一套海濱公寓中的腐敗行爲而被指控，儘管他從未擁有過這套公寓。那年夏天，他在庫裏蒂巴受審，被判九年監禁，當他上訴時，刑期被增加到12年。由於該黨的第一任總統身陷囹圄，第二任總統被可恥地趕下了臺，勞工黨的民意支持跌至谷底，看起來奄奄一息，行將就木。

對監禁盧拉的反響開始表明，這個招數並沒有那麼奏效。社會民主黨裏的政敵曾指望他流亡而不是坐牢，出逃會讓他聲譽掃地。他們被他堅忍地接受監禁嚇了一跳，沒有考慮到他的監禁可能引起的同情。幾個月後，民意調查顯示，他再次成爲該國最受歡迎的領導人，甚至要讓他在2018年總統競選中因重罪被取消參選資格。然而，盧拉的個人魅力是一回事，勞工黨的未來又是另一回事。該黨遭遇了巴西曆史上前所未有的失敗。什麼樣的籌算才能力挽狂瀾？在執政期間，勞工黨幾乎沒有培養自我批評分析的文化，也很少反思它或這個國家的未來走向。在早期，知識分子一直是通向公衆視野的橋樑。一旦勞工黨執政，儘管他們中的許多人——也許是大多數人——繼續支持它，但該黨基本上忽視了他們，眼裏只有關於選舉的算計，這是一種目光短淺的庸俗作風。

三、盧拉主義的危機與分肥的政黨結構

但是，勞工黨還是有一個一流的思想家，儘管不被賞識，該黨也配不上他。安德烈·辛格的父親是奧地利猶太移民，後來成爲巴西著名的左翼經濟學家。1980年，辛格是聖保羅勞工黨的創始人之一。他一開始是個記者，逐漸在《聖保羅頁報》——該城兩份報紙中不那麼保守的那份——擔任高級職務，此後成爲盧拉在巴西利亞的第一個任期內的新聞祕書和總統發言人，爾後辭職投向作爲政治科學家的生涯。2012年，當勞工黨的統治還未被削弱的時候，他對盧拉的統治路線和社會支持進行了首個嚴肅研究。儘管這篇論文對已經取得的成就表示尊重和讚賞，但它過於冷靜地看待該黨所青睞的“軟弱的改革主義”的本質和原因，並沒有引起多大反響。去年夏天，他出版了續集《盧拉主義危機：迪爾瑪時期的難題，2011-2016》，儘管目前仍沒有什麼反響，但這本書可能希望人們多少給些反饋。在不同的國家，書籍不時被拿來與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對比，但是，作爲階級分析、政治敘事和歷史想象的令人眼花繚亂的綜合體，在這部來自巴西的力作問世之前，從來沒有人能真正望其項背。辛格的語調冷靜而節制，激情引而未發，與馬克思的辛辣諷刺和強烈的隱喻截然不同，而且到目前爲止，所討論的事件無論如何都沒有那麼血腥和險峻。但兩部作品中的智能及其眼界卻一脈相承。

辛格着手解決的難題是，爲什麼盧拉在其總統任期內，在成功的巔峯時期構建的權力公式，會如此災難性地全面瓦解？他的第一個論點是，這並不是人們想當然的總統辦公室的熵增（無序增長）的例子。迪爾瑪的執政不僅僅是對前任的拙劣模仿，畫虎不成反類犬。她自己有着與盧拉不同的目標。辛格稱其爲“唯發展主義”與“共和主義”的合體。他認爲，首先是更加雄心勃勃地使用國家可用的手段來加速增長：控制利率、公共貸款、財政激勵、進口關稅、社會支出——總之，較之勞工黨以往的執政，有着更多的經濟干預政策。其次，辛格認爲是經典意義上的共和主義，正如J.G.A.波科克（J.G.A. Pocock）所重建的那樣：這是17世紀和18世紀的一種信念，即腐敗對國家的完整和公民的安全構成永久的威脅，對腐敗保持警惕是自由的條件。盧拉的計劃是一個軟弱的改革主義，迪爾瑪的目標是一個更強大的版本。

與此同時，迪爾瑪拒絕參與巴西傳統的豬肉桶政治（pork barrel politics），並清理了政府中最公然做出妥協的部長，這是在對抗國會中的勢力，而她在立法機構中的多數席位都依賴於這些勢力，對後者而言，腐敗是生存條件之一。通過對資本構成的細密分析，辛格出色地概述了巴西從戰後至今的政黨結構，並將這些緊張關係置於這一結構中。從1945年到1964年，當軍方奪取政權時，出現了一個自由派政黨全國民主聯盟（UDN），代表銀行家、城市中產階級和部分的地方寡頭政治集團；一個位於光譜左翼的大衆政黨巴西工黨（PTB），吸引了工人階級和城市貧民；還有一箇中間黨派社會民主黨（PSD，不同於巴西社會民主黨PSDB），建立在農村和較小的地方城鎮的傳統地主階級及其下屬的基礎之上。辛格將最後一個戲稱爲“內地黨”（the party of the interior），這是一股阿米巴變形蟲般的力量，沒有明確的意識形態認同，向着臨時權力和好處的方向滑行，不在乎民主不民主。20年後軍方下臺，這三個政黨重新出現在巴西社會民主黨（PSDB）、勞工黨（PT）和巴西民主運動黨（PMDB）的三足形態中。沒有第三個黨派的寄生協助，前兩個黨派都無法執政。第三個黨派擁有廣泛的地方官員組成的毛細血管網絡，並幾乎持續控制着強大的參議院議長席位。任何共和主義的暗示都是對它的詛咒。

四、風暴中的中產階級與司法部門的登場

那麼勞工黨自己的選民呢？雖然從1945年開始，勞資雙方就在政治體系中分庭抗禮，但是他們之間的衝突又受到一個廣泛存在於城市與農村的巨大的貧民階級（sub-proletariat）所決定，後者的存在使這個體系從勞資之間的階級對抗轉向了富人和窮人之間的民粹主義對立。在這種對立中，窮人既可能接受保守派政客煽動和獻媚，也可能倒向激進派。到2006年，盧拉大幅減少貧困的社會政策第一次使這一羣體壯大起來，其中很大一部分人生活在非正式經濟中，這是迪爾瑪繼承的勞工黨的選舉堡壘。數以百萬計的人擺脫了極端貧困，知道他們應該向誰投桃報李。但是，受到當時利益相關的記者和意識形態的慫恿，政權開始吹噓自己在巴西創造了一個“新中產階級”的政績——提供正式工作和提高最低工資，造就一個類似於新工人階級的階層，儘管當時大多數受影響者的社會地位不僅鮮有提升，甚至更加不穩定。辛格認爲，在政治上，官方的宣傳適得其反：其效果是促使人們認同實際中產階級的消費主義個人主義，而不是現有的工人階級。

一旦經濟出現負增長，許多剛剛上升的人就會受到向下流動的衝擊。對這種預期逆轉的失望，在那些從高等教育大衆化擴張中受益的年輕人中間尤爲強烈，這本是勞工黨向窮人提供的另一項福利，儘管它對教育質量漠不關心。這些年輕人現在發現，他們無法獲得他們曾經被誘導期望得到的工作。在2013年6月的大規模街頭抗議活動中，這一易燃的羣體變得至關重要——在抗議活動達到高潮時，約有150萬人參加了抗議活動——這將成爲迪爾瑪及其政黨命運的分水嶺。辛格對參與者進行了細緻的分析發現——統計數據超出了馬克思時代的夢想——參加示威遊行的人中，80%的人不到40歲，80%的人曾經或正在接受某種形式的高等教育，而總人口中擁有大學文憑的人只佔13%，然而，有一半人的家庭收入不超過最低工資的2-5倍。而最低工資的兩倍是實際的貧困線，低於該線的人即真正的貧民階級，這些人反而在運動中處於邊緣地位，只佔到參與者的不到六分之一。然而，對抗議的進展和結果起決定作用的是其他三分之一遊行者的能力，即真正的中產階級，他們獲得了那些自以爲是或渴望成爲中產一份子的羣體的半數支持，他們對政府和其他事務懷有普遍的憤慨，年輕的新右翼活動家通過社交媒體動員將他們團結成一股力量，形成了一個作爲整體的政治階層。在辛格生動的描述中，從結構上來看，雖然不是社會學意義上的，2013年起義所處的位置與馬克思在1848年記錄中所說的“賤民”（la pègre）沒什麼兩樣。

勝利者是巴西南部新興的城市中產階級羣體，他們掌握了這場運動，並將其作爲一個跳板，在兩年後對政府發起了規模更大、殺傷力更強的衝擊。大企業、工人階級和窮人都受益於勞工黨的統治。專業人士、中層管理人員、服務人員和小僱主則不然。從比例上看，他們的收入增長低於窮人，他們的地位受到新形式的大衆消費和社會流動的侵蝕。這一階層由巴西社會形式上的“現代”部分組成，其規模之大，足以使其長期擁有對改革的否決權，儘管這些改革的目的是讓巴西其他部分不那麼落後。但是，一方面，它的規模大到足以阻礙窮人蔘與國家發展的社會進程，另一方面，戰後選舉權擴大之後，它的規模又沒有大到能夠控制選舉。因此，這種情況總是誘惑着切斷選舉的政變。1964年，許多城市中產階級與軍官密謀發動軍事政變。2016年，它發動了一場議會政變，在憲法框架內推翻了總統，而不是暫停總統職務。

這一次，發起顛覆的不是軍方，而是司法部門，然而這一羣體以選舉的方式組織，以一個政黨或一組政黨的面目出現，其實無法達成這一目標。地方法官在職業和文化上更接近中產階級的平民大衆，而非軍官，他們在共同事業中是更有機的盟友。法官在“洗車”調查中扮演的角色呈現出兩種截然相反的特徵：要麼對無所畏懼地嚴懲腐敗，公正無私地維護法治，要麼爲黨派政治目的冷酷無情地操縱法律——辛格認爲他們的行動實際上是真正的共和主義，然而在方向上卻毫無疑問是派系化的。當這片土地上最富有、最有權勢的大亨們被監禁時，除了叫“共和主義”還能怎麼形容呢？無怪乎，在巴西國家石油公司一名老闆被捕引發憤怒反響之後，“洗車”調查的另一項行動被命名爲“這是個什麼樣的國家？”（Que pais é esse？）在迪爾瑪下臺之前，對勞工黨的系統性打擊以及對其他政黨的縱容，除了叫“派系化”還能怎麼形容呢？更不用說在臉書上脫口而出的政治同情和反叛，以及莫羅美化社會民主黨和其他黨派的假笑照片。這一矛盾是一個無法解開的結，與勞工黨自身的矛盾糾纏在一起：法官們是“共和主義的和派系化的”，勞工黨“爲改變制度而創立，卻被這些制度吞噬”。

迪爾瑪·羅塞夫。視覺中國圖

五、迪爾瑪的強硬路線與腐敗的身邊人

在描述了迪爾瑪上臺時實施的路線，運轉時遭遇經濟和立法障礙，被裹挾其間的政黨制度，所面對的階級力量排列，以及最終將其包圍的司法圍攻後，辛格最終描述了這一連串攻防的結果——各路政治演員匆忙達成彈劾總統的共謀。迪爾瑪的人格在這裏被給予了充分的肯定，她的志業不僅僅是光榮的，她想要推進，而不僅僅是保護盧拉領導下的勞工黨所取得的社會成功，把它們從無可奈何的收買縱容中解脫出來。但是在政治上她並不輕鬆，只能用強硬來彌補。雖然私下裏她可以很放鬆，很有魅力，但在總統辦公室她不允許批評或建議。對於辛格而言，她必須爲兩個致命的、本可以避免的錯誤負責，在每個錯誤中，她都拒絕聽從導師的教導。第一個是她決定在2014年再次競選總統，而不是像盧拉所希望和盤算的那樣，辭職讓盧拉歸位。是出於該受譴責的自負，還是對工程自主權的天生驕傲？盧拉一度公開承認，如果社會民主黨有捲土重來的危險，他將成爲候選人，結果被他言中。但個性化的直率不是他的風格，他從來沒有直接向她提起過這件事。與美國一樣，巴西的政治慣例是現任總統競選連任，他對此表示尊重。

對迪爾瑪的倒臺過程進行權威重建的同時，這些結論似乎值得懷疑。辛格對迪爾瑪的批評，可以說是既過於不批判，又過於批判。無論如何，在開始的時候，都不該將她歸爲明確的共和主義者。她第一次競選總統時選擇的兩名關鍵顧問，在她獲勝後獲得任命：她的競選活動負責人，後來成爲在巴西利亞的幕僚長（相當於總理），是勞工黨內最臭名昭著的腐敗政客安東尼奧·帕洛奇（Antonio Palocci），他擔任盧拉的財政部長時廣受大企業的讚譽，直到2006年因爲一樁特別見不得人的醜聞而被迫辭職。2010年，他的復出受到了《經濟學人》的歡迎，但很快爆出，在此期間，他在諮詢公司和房地產業務中獲得了一筆來歷不明的鉅額財富，迪爾瑪不得不炒了他。可想而知，這個卑鄙的人物將是勞工黨領導層在“洗車”調查中唯一的告密者。在他走後，喬·桑塔納（Joao Santana）仍陪侍她的左右，是她最親密的顧問，在很多方面對她的決策有着至關重要的影響。他曾是卡塔諾·貝洛索（Caetano Veloso）幕後團隊的一名音樂家，後來成爲一名明星調查記者，再後來成爲頂級薪酬的銷售員，是一個多面手式的商業活動經理和品牌策劃者。在國內，桑塔納被帕洛奇安排到自己家鄉的市場勢力範圍，並在國際範圍內提供服務，他的客戶包括安哥拉的億萬富翁、劫匪總統愛德華多·桑托斯（Eduardo Santos）。他跟了迪爾瑪六年，直到“洗車”調查抓到他，要求他支付1000萬美元的賄賂，這筆錢是他在西印度羣島積攢起來的。當然，作爲一個唯利是圖的人，他也用拖延換來了寬大處理。在這兩個案例中，迪爾瑪的判斷都不太像共和主義者。她本人並不是勞工黨的產物，在成爲盧拉的幕僚之前，她未曾是勞工黨的成員，她無法輕易擺脫慣習。

另一方面，有人批評她2014年沒有把接力棒交給盧拉，從而損害了該黨，2016年又拒絕與庫尼亞達成協議，從而危及了國家。這些批評意味着，從歷史形勢的邏輯來看，有兩件事是不符合事實的。如果盧拉而不是迪爾瑪在2014年參選，他肯定會以更大的優勢獲勝，也不太可能突然轉向如此笨拙的疏遠窮人的緊縮政策。但是經濟上的危機不允許他重複2008年應對全球金融危機時採取的刺激計劃，當年這一計劃相當奏效，讓金融海嘯在巴西看起來只是“漣漪”。大宗商品超級週期已經結束，所有的經濟指標都在下降，他自己統治留下的毒丸正在被吞下。此外，“洗車”調查將以遠甚於迪爾瑪所遭受的力量衝擊他的總統任期。就個人而言，他更容易受到攻擊。彈劾將沒有必要訴諸技術性預算，彈劾將會更加猛烈，甚至會有更多震耳欲聾的呼聲出現在該國的街道和屏幕上。他在處理國會事務方面的傳統政治技巧，或許仍能讓他避免在“每月津貼”案中曾經逃脫的命運，在最好的情況下，他或許一瘸一拐地走到任期結束。但代價是他和庫尼亞成了一條繩上的螞蚱，在共同的道德-政治罪愆中被拷在一起三年。而在2018年的選舉中，很有可能遭到更大的報復。不僅迪爾瑪，勞工黨本身也有充分的理由拒絕與庫尼亞勾結。已經千瘡百孔的信譽不堪一擊，爲了短暫的回報付出的代價太高。

只要庫尼亞掌握着彈劾總統的關鍵，法官們對庫尼亞的容忍度不亞於落入他們法眼的政客。辛格對“洗車”調查中地方法官的觀點和影響的描述是冷靜分析的典範。不過，還有兩個問題有待解決。是的，他們既是共和主義者也是派系化的，但兩者之間的最終平衡是什麼——影響是相同的嗎？此外，這是構成巴西司法機構僅有的兩個因素嗎？辛格的關注點是庫裏蒂巴法院方面，但它在一個超越它的法律體系內運作的，在那裏，警察、檢察官和法官之間的關係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從形式上講，每一個都是相互獨立的主體。警察收集證據，檢察官提起訴訟，法官宣判（在巴西，陪審團只存在於謀殺案件中）。然而，在實踐中，“洗車”調查將這三種職能合併爲一種，即檢察官和警察在法官的監督下工作，法官控制調查、確定起訴和判刑。在這樣一種制度中，即使沒有莫羅對無罪推定的駁斥，對一般正義原則的否定也是顯而易見的，指控和定罪的權力已不再有區別。

除此之外，還有三種力量。“Delao premiada”原則（意爲“爲減刑而告密”）被引入實踐，成爲從法官到檢察官的通用做法，即以重刑威脅被逮捕的人，除非他們供出其他人，實際上就是司法勒索。從“洗車”調查對待最富有的富豪的行徑可以看出這種權力的濫用程度。馬塞洛·奧德布雷希特（Marcelo Odebrecht）被判19年監禁，罪名是腐敗，涉案金額高達3500萬美元。但他一成爲告密者，就減刑到兩年半，他毫不費力就從監獄裏出來。被告還可以爲地方法官尋求起訴的其他案件提供任何可能有用的信息，這種激勵效果是顯而易見的。法官甚至可以赦免他們。他們得到的另一項便利是廢除了必須走完上訴程序才能將被告監禁的規定。

六、製造緊張局勢的司法體系

正如辛格所說，在庫裏蒂巴進行的這些案子結合了共和主義的熱情和和派系化的偏見。但沿着司法階梯往上走向巴西利亞的最高法院，就會發現不一樣的情況。在那裏，既看不到倫理上的嚴苛，也看不到意識形態上的狂熱，動機是完全不同的，這是一個更骯髒的秩序。與世界其他地方的同行一樣，巴西最高法院肩負三項職能：解釋憲法，充當民事和刑事案件的最後上訴法庭，以及至關重要的是，單獨授予公共官員——國會議員和政府部長——在這片土地的所有其他法院免於起訴的豁免權，俗稱“foro privilegiado”。其11名成員由行政長官委任，與美國截然不同的是，委任只需得到立法機構形式上的批准，此前的法官經驗並不是必要的，現任法官中只有三人有相關經驗。作爲律師或檢察官的少量實踐以及假充內行的學術證書，是通常最高法院法官們所需的背景。

傳統上，最高法院的人選與其說是基於意識形態上的親近，不如說是基於個人關係：在當前這批人中，一個是盧拉的前律師，另一個是卡多佐（社會民主黨元老）的密友，第三個是聲名狼藉的前任法官費爾南多·科洛·德梅洛（Fernando Collor de Mello）的堂兄。法院待處理案件的數量也是怪誕的：每年有超過500個案子，通過抽籤的方式初步分配給具體法官，每個人都擁有隨心所欲的權力，可以隨意拖延或加速案件，既可以拖延多年，也可以火速加快——世界上沒有其他最高法院有這樣的專權特性。實際上，沒有最後期限。另一個獨特的特點是，當一件案件被全會決定通過時，聽證會不僅是公開的，而且只要法院現任院長認爲合適，可以通過電視直播。在這樣的會議上，端莊得體被降至最低限度，譁衆取寵則大行其道。

彈劾的壓力開始累積時，法院11名法官中已有8名被盧拉或迪爾瑪任命。但由於任命很少具有濃厚的黨派政治色彩，因此只有卡多佐的密友吉爾瑪·門德斯（Gilmar Mendes）是社會民主黨的鷹派人物，在意識形態方面有着鮮明的立場。其餘人都沒有什麼特別的政治色彩，利己主義和機會主義通常比其他任何主義都更重要。但是一旦法院的第三個職能——審判政治家——開始運作，法院發揮了前所未有的突出作用，從“每月津貼”醜聞案開始，那些將其任命歸功於盧拉和迪爾瑪的法官，氣概十足地表明自己獨立於勞工黨。法院的第一位黑人法官若阿金·巴爾博薩（Joaquim Barbosa）由盧拉任命，正是他在“每月津貼”案的審判中對勞工黨幹部做出了前所未有的嚴厲判決。但事實證明，與其說這是一種公正的司法獨立，不如說這是爲了擺脫對恩主名義上的依賴，而採取的順從媒體的策略。

從一開始，庫裏蒂巴方面就利用泄露信息的手段，在媒體上植入故事，以切斷正當程序，在審判前通過公衆輿論將目標定罪，這符合巴西人的智慧——這一智慧在全世界都適用——“輿論就是公開發表的東西”。這種泄密在法律上禁止，但莫羅系統地、毫無顧忌地加以運用。他之所以可以這樣做，是因爲被他當做擴音器利用的媒體對最高法院的法官起到了恐嚇作用，如果他們提出異議，將會遭到輿論譴責。當一位法官指示莫羅，基於人身保護令的理由，他必須釋放一名關押在監獄裏的巴西國家石油公司董事時，莫羅向媒體解釋，如果是這樣，他也必須釋放毒販。他的上司立即做出讓步。他在竊聽和公開盧拉和迪爾瑪之間通話的時候至少打破了三項規定，卻只受到同一個法官軟弱無力的譴責。莫羅用公共利益爲自己的行徑辯護，而且，自從他現在被媒體譽爲民族英雄以來，他甚至沒有受到任何懲罰。

最高法院遮掩下面的違法行動時懦弱無能，由於奴性和利己主義內鬥的原因，它在執行臺面上的任務時也沒有表現得更好。如果司法部長對國會議員或政府提出指控，法院決定是否舉行審判，其決定需要國會批准。庫尼亞的瑞士銀行賬戶一經披露，他就受到了指控。法院六個月來一直沒有動靜，直到他啓動了對迪爾瑪的彈劾。而且，它不僅在一夜之間接受了對庫尼亞的指控，而且——急於混淆它的不作爲——專橫地命令解除他的議長職務，這是憲法沒有賦予它的權力。正如庫尼亞一針見血的譏諷：“如果事情那麼急，爲什麼要花六個月的時間？” 當曾從屬於社會民主黨的勞工黨參議員德爾西迪奧·多·阿馬拉爾（Delcidio do Amaral）被拍到談論如何將一名巴西國家石油公司的老闆帶出監獄時，法院以閃電般的速度採取了行動，在24小時內將他逮捕。他無意中吐露他和法官們關係很好，正在試探他們對這個案子的看法。當他提出適當的緩期執行，指控被悄悄撤銷，他又回到了參議院。批評家康拉多·赫布納·門德斯（Conrado Hubner Mendes）指出，由於缺乏任何原則性的準則，一個在憲法中本應緩和緊張局勢的權力機構，已經變成了一個製造緊張局勢的膿腫。

七、代總統特梅爾的貪污醜聞

在被驅逐出總統府前，迪爾瑪的第二次任期堅持了不到18個月且毫無成就。特梅爾吞併的總統職務，持續的時間是它的兩倍，總體上來說，影響也更大。新政權的行動速度和決心表明了彈劾背後的計劃有多深，它很快就通過了三項經典的新自由主義治國方略，一舉修改了該國的經濟憲法。不到一個月，國會就通過了一項立法，將凍結社會支出長達20年——除了通貨膨脹率之外，沒有任何增加。幾乎同時，《勞動法》的全面廢除以三分之二的多數通過：法定的工作時長限制從8小時延長到了12小時；允許的午休時間從1小時減少到30分鐘；減少對全職或兼職僱員的保護；取消了工會會費的核銷；再加上對勞動力市場各種各樣的放松管制。第三項法律爲外包就業和零工時合同大開綠燈。接下來是以減少國家債務的名義，開展激進的養老金改革，增加繳款比例，提高退休年齡，降低憲法規定的社會保障的成本。由於在現有體系下，最有油水的薪酬受益者來自官僚機構和政治階層的高層，這是一個有點棘手的提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