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城內的聾啞人：對疫情反應遲緩求援都成難題

（原標題：無聲的戰“疫”：武漢城內的聾啞人）

在武漢，登記在冊的聽障人士有1.3萬人。對這個羣體而言，聽力的阻隔帶來不少困難，他們資訊獲取滯後，對疫情的反應比正常人慢，防護物資也告急，甚至求援都成難題。武漢市聾協2月11日的統計中，在漢聾啞人已有7例確診，9例疑似，另有2例病逝。

“守語者”志願者在物資派送過程中。受訪者供圖

2月10日，一張戴着氧氣面罩的蒼白麪龐出現手機屏幕上時，志願者盧小強被嚇得倒吸一口涼氣。屏幕裏，43歲的徐銀文一身藍白條紋相間的病號服，周圍病牀環繞。

聾啞人徐銀文因急性闌尾炎在武漢市中心醫院入院治療已6天，這天，核酸檢測結果呈陽性，他確認感染新冠肺炎，轉入後湖院區。

“我要口罩20個”，這通視頻，徐銀文希望爲妻兒準備20個口罩，“沒有口罩，他們怎麼來醫院看我？”他有點着急，用手語表達着。

在武漢，登記在冊的聽障人士有1.3萬人。對這個羣體而言，聽力的阻隔帶來不少困難，他們資訊獲取滯後，對疫情的反應比正常人慢，防護物資也告急，甚至求援都成難題。武漢市聾協2月19日的統計中，在漢聾啞人已有24例確診，10例疑似，6例死亡。

當下，“如何幫助武漢聾啞人”成爲30歲的崔竟現在最爲棘手的問題。她也是一名聽障人士，另一個身份是“守語者”公益小組的負責人，這個組織致力於改善聽障人羣溝通狀況，團隊成員也多爲聾啞人，因爲精通手語，且文字能力尚好，疫情期間，崔竟帶領盧小強在內的7名志願者，爲武漢受困的聾啞人羣提供定向幫扶。

聾啞

入院的第一天，徐銀文就感受到不便利。陪牀的弟弟短暫離開的半個小時裏，有護士進來詢問，他未做一字回應。

“（哥哥）是外地人嗎，好像聽不懂本地話？”護士在弟弟返回病房後問道。此後每當穿着防護服的醫護人員進入病房，弟弟都會解釋哥哥徐銀文的特殊情況。

確診新冠肺炎轉入後湖院區後，家屬再不能陪牀。一個人住院期間，徐銀文和醫護人員的交流全部依靠紙筆。

“聾啞人就醫不易”，崔竟深有體會，疫情之前，她時常受聾啞人病患委託前往醫院做手語翻譯，藉助助聽器，她可以把醫生的話用手語轉達給病患。醫生的專業詞彙和病人的病症表達對雙方而言都是困難所在，崔竟在翻譯過程中也會格外注意準確。

但沒有了手語翻譯，大部分聽障患者只能通過讀脣、觀察對方表情來輔助溝通。但防護衣和護目鏡斷送了這一可能，對於不擅書面語寫作的徐銀文來說，紙筆費時費力，卻是當下唯一可行的溝通方式。

和家人的溝通也只能通過微信消息。徐銀文打字慢、句式短，很多表達需要用圖片替代。對家人，他報喜不報憂，每天的餐食、藥品等都被他拍下照片傳給家人，表達：自己營養均衡、恢復良好。

但是在打給志願者盧小強的視頻裏，徐銀文卻難抑憂慮，他用手語告訴盧小強：因爲自己在醫院表達困難，和醫護人員紙筆交談有些內容看不懂，便不懂裝懂。

“不懂裝懂是聾啞人最常見的表現”，崔竟說，就疫情期間聾啞人的就醫問題，“如何找到一種方式實現安全性和實用性的平衡？”她曾考慮過視頻在線翻譯，但最終因爲實用性不佳而擱置計劃。

疫情下的武漢，對聾啞羣體而言，聽力的阻隔帶來不少困難。不僅是就醫困難，他們連基本的資訊獲取都比正常人滯後，對疫情的反應也來得晚。防護物資告急，甚至求援都成難題。

30歲的崔竟出生在聾啞人家庭，父母都是聾啞人，崔竟在依靠助聽器獲得聽力後，文字能力和資訊獲取能力與正常人無異。

她的另一個身份是武漢“守語者”公益小組的負責人，在她900名微信好友中，聾啞人士超過六成。自1月22日以來，她不斷收到來自聾啞人羣的線上諮詢，“我的社區在哪裏？”“怎麼在網上買口罩？”“殘聯電話，我要怎麼打？”

“因爲交流的不便，在過去很多聾啞人幾乎是與社區脫離的。”崔竟還提到，因爲疫情而不得不面臨的線上購物、快遞收付等問題，也在很多中老年聾啞人的生活習慣之外。

“他們對疫情反應遲緩”

“守語者”的抗疫行動，便是從新聞資訊的普及開始的。“守語者”和其他公益團隊先後翻譯製作了“如何居家隔離”、“如何預防糞口傳播”、“如何使用防疫物資”等多條手語視頻。這些都是崔竟挑選的“實用”、“權威”、“重要”的資訊。

2月5日，崔竟在朋友圈發佈了一條手語視頻。這一天，她被朋友告知，朋友的聾人父親不顧家人勸阻聚衆打麻將，直到家人無奈報警，數位聚衆打麻將的聾啞人才被遣散。

視頻裏，崔竟眉頭緊蹙、手勢飛快，用手語強調：“疫情嚴重，人傳人，聚衆打麻將易感染，明知故犯，無異於犯罪！”

在武漢，登記在冊的聽障人士有近萬人。聾人圈子小，事情傳得快，聚衆打麻將的聾人父親一天接了數個視頻電話。他一進門就揮舞雙手跟女兒吵起來：“全武漢的聾人都跑來跟我視頻講道理！”

崔竟製作的手語視頻截圖。受訪者供圖

這都歸結於聾啞人羣體對疫情的反應遲緩，從疫情的剛開始，他們獲取資訊就顯得比正常人要滯後許多。

1月20日前後，在鍾南山發佈新冠肺炎“人傳人”後，崔竟已然重視起來，除夕夜的“團年飯”，親戚齊聚，在她的強調下，菜盤和火鍋盆裏都備好了公筷。

她不斷把相關的新聞資訊分享到家族羣和聾啞人羣裏，告知大家要防護。但得到回應卻是——“小題大做”，她的聾啞人父母並沒有當回事；而在同城的聾啞人微信羣裏，崔竟的建議不但沒有被重視，甚至被指“添亂”。

1月23日，武漢關閉離漢通道，市內公共交通暫停。不少老年聾啞人在這天出門乘公交，發現公交久等不至，來羣裏詢問，被羣友一通視頻電話解釋之後，這才明白出了什麼事。

盧小強是“守語者”的線上志願者，他發現，自己的聾啞人母親同樣信息滯後。平日裏54歲的母親獨自在家，盧小強忙於工作，此前未曾跟母親強調任何疫情資訊。直到1月23日，盧小強從外地回到老家，母親才問起他，“爲什麼外面很多人都戴起了口罩？”

“守語者”針對聾啞人的疫情需求登記工作中，問到“爲什麼沒有及時準備物資？”得到的回答幾乎如出一轍：“新聞頻率太快，沒有手語翻譯”；“我們聾人看不懂新聞，不清楚外面發生什麼事，等反應過來，所有的藥店都買不到口罩了”。

崔竟說，在聾啞人羣體中，中老年聾啞人資訊尤爲落後，“他們更喜歡看手語，對文字理解能力會不及年輕聾啞人”。

最讓她放心不下的是66歲的大姨，聾啞、獨居，住所位於漢口火車站附近，那裏確診人數多，是疫情“高危地”。而且大姨從不使用網絡，幾乎與所有的新聞資訊絕緣。

崔竟唯一的辦法是每天用短信和大姨保持聯繫，在瞭解老人的身體狀況的同時幫她普及疫情資訊。即使如此，2月14日，大姨還是瞞着崔竟出門了，並在事後表示驚訝，“店鋪怎麼都關門了？”

崔竟氣極了，大姨至今仍不明白疫情“輕重”，但細想之下她又覺酸楚，還有多少聾啞人有着和大姨一樣的處境呢？

2月10日，崔竟和志願者在物資派送的過程中。受訪者供圖

無聲的救援

2月初，由崔竟主導，三位聽人（聽力正常的人）、五名聾人組成的抗疫隊伍臨時集結了起來，計劃在疫情期間爲受困的湖北聾啞人提供支持。

“看到找到我的老年聾啞人，我會想起獨自在家的大姨，我老去的聾人父母，還有我自己。”事後，崔竟在“守語者”公衆號提到這次志願活動的初衷。

8名成員精通手語且文字能力尚好，均來自“守語者”公益小組，這一組織由崔竟在2014年創立，旨在爲聽覺特殊的人羣創造平等溝通的機會。

行動之初，爲摸清聾啞人羣的困難和需求，“守語者”和其他志願團隊合作，一份面向湖北殘障人士的問卷在網絡發放。但事後崔竟發現，回收的200餘份問卷中，只有一份是來自聾啞人。

事實上，“聽”“說”的障礙無處不在，“尋求幫助的聾人很多是完全使用手語的、且文字能力不太好的，在他們的日常生活中，問卷很少見，基本上不會遇到，他們也不會填寫。”崔竟在事後總結。

2月8日，募集到一批物資後，崔竟在“守語者”的微信公號上發佈一則自己錄製的手語視頻，她鼓勵有困難的湖北聾啞人士報名申領物資、進行需求登記。

與以往不同的是，填寫問卷不再是唯一渠道，添加志願者的微信後，聾啞人士可以直接和志願者視頻進行需求登記，有三名志願者20小時在線提供手語溝通支持。

不到兩天的時間裏，超過150名聾啞人前來求援。在崔竟的統計中，求助者有95%都是老年人，“他們以手語作爲母語，在文字交流上存在較大困難”，這些老人，後來成爲崔竟和志願者們主要的幫扶目標。

求助者收到志願者派送的物資。受訪者供圖

2月9日這天，視頻通話不斷，志願者盧小強有些應接不暇，經常是在打字的過程中，文字還沒發出，他就被突然彈出的視頻電話邀請“抖”進了新的聊天界面。

電話接通，不出意外，屏幕上大多是中老年人的臉。在盧小強例行的文字詢問中，老人往往文字回覆速度慢，句式短，大多更習慣手語溝通。這時候盧小強就會主動邀請對方進行視頻通話。

“我要檢查針”，9日，微信上一名聾人向盧小強發來文字。

“檢查針？”盧小強心裏疑惑，立即發出了視頻邀請。

“發熱去醫院，檢查用到”，舉起手機面對面的時候，這名聾啞老人用手語跟他解釋，“不知道叫什麼詞，看起來像一根針”，老人補充。盧小強明白了，是體溫計，他也瞭解到，老人71歲了，夫妻都是聾啞人，兒女不在身邊。

駛向聾啞人的物資車

多日來，8名志願者幫助的中老年聾啞人有百餘名，雖然數量不大，但過程並不容易。

有聾啞人快遞丟件，打來視頻求助，崔竟需要和對方花費1小時回溯派件過程，最後發現問題出在數天前，因爲聾人無法聽到來電提示，忽略了派件信息；一個46歲的聾人在豐巢的快遞櫃前犯了難，崔竟通過微信視頻在線“教學”，花費半小時，對方纔終於取回了快遞；即使是關於快遞單號的修改，只要打開視頻手語交流，往往也要花費半小時……

此前崔竟募集到一批愛心物資，因爲溝通疏忽導致它們均以到付的方式被寄往武漢各聾啞申請人家中，而“守語者”服務的中老年聾啞人大多不會接收快遞，更別說到付。崔竟在第一時間要來了所有的快遞單號，以便隨時跟蹤進程。

同城的物資派送，崔竟會盡量避免使用快遞；如果遇上給聾人寄件，崔竟一定會在收件人名字後面備註：聾人，請發信息。

2月10日，在收到中國紅十字會基金會救援分隊捐贈的一批物資後，崔竟決定第一時間內派送給求助的聾啞人士。

“守語者”志願者接受中國紅十字會基金會救援分隊捐贈。圖源受訪者

崔竟的聾人父親不放心，也跟着一起出了門。一輛鄂A牌的物資車，貼上了社區開具的通行證，載着父女倆和志願者三名聽障者，橫跨武漢的各個城區。

一路上，負責聯繫的崔竟忙個沒停，“完全沒辦法將視線移開手機”。

不管什麼時候，“通知”對聾人而言都是個大問題。是發短信呢還是打電話？“電話鈴聲聽不到，如果手機不在身邊，不論如何我們都是無法聯繫上聾人的”，如果短信通知就意味着更長的時耗，因而這一天，崔竟需要提前幾個小時聯繫聾人，視頻電話不接就一遍遍發短信，以確保他們在派送的時間段注意手機。

考慮到潛在的交叉感染風險，派送物資的過程避免直接接觸，84消毒片和口罩往往會由崔竟的父親提前放置在小區的板凳上、窗戶口、路燈下等一些固定位置，待對方趕來取走後，再由崔竟在安全距離內當場用手語告知其使用方法。

派送前，崔竟和父親在分配物資。受訪者供圖

在到達武漢市漢陽區賽博園小區門口後，崔竟站在遠處，看見自己事先放置在門衛處的袋裝84消毒片被對面的人拿到手後，這才走近。眼前的女人一身黑棉衣，露出紅色家居褲，藉着車前燈，崔竟在距離她2米左右的位置停住腳步。

“一顆消毒片，一瓶水，500ml，靜置完全溶解。”崔竟打着手語，一個空的礦泉水瓶被她緊握在手，作出84消毒片的使用示範。

“謝謝你”，對面的女人也揮手回應，“注意安全”。

類似的無聲對話重複在武漢的各個小區上演，從下午6點至凌晨1點，經過7小時的派送，84消毒片、口罩和體溫計等物資最終被分贈給30個聾人家庭。

這是崔竟在疫情期間爲數不多的一次外出，車輛載着她駛過武漢三鎮，在城區中心的高架橋上，作爲唯一行駛的車輛，崔竟第一次發現，高架橋一側成幢的30層高樓房，家家戶戶都亮堂。而曾經的武漢中心城區，如今人車寥寥，崔竟戴着助聽器的耳朵也聽不到城市聲響，她懷念起街市的熱鬧，還有每週二週五，在漢口江灘的手語角，那曾是聾啞人的盛事。

（文中徐銀文爲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