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重要的是，我始終有自己的專業而不是僅僅批評政策。我在學術界有牢固的地位。我不怕失業，不怕受到迫害。

—— 米爾頓·弗裏德曼（1912.7.31—2006.11.16）

百鍊成鋼

曾獲諾貝爾獎的米爾頓·弗裏德曼是二戰後至今世界上最具影響力的經濟學家。然而世人真正意識到他對經濟學的貢獻、承認他的歷史地位，是最近10年到15年的事。

弗裏德曼現年85歲，依然健在，已從美國芝加哥大學退休。但弗裏德曼仍被經濟學界尊爲泰斗。

弗裏德曼從50年代開始鼓吹“自由市場經濟”，批評政府幹預市場。在當時一個篤信政府幾乎可以解決一切社會問題的時代，他挺身而出，慷慨激昂地宣揚自己的獨特經濟見解。由於堅信自己理論的正確性，他隨時隨地與人展開辯論，遭到當時世人的嘲弄，受盡白眼。

時代不同了，數十年後，歷史終於向這位經濟學偉人低頭，承認他與凱恩斯齊名，爲本世紀最具影響力的經濟學家。弗裏德曼幾乎是個人赤手空拳地讓這個世界承認了“貨幣數量化理論”，即通貨膨脹起源於“太多的貨幣追逐太少的商品”。一旦政府接受了這一理論，就可以通過放慢貨幣增長率來達到控制通脹的目的。

在美國國內，弗裏德曼在50年代提出的低稅、教育憑證和負所得稅等主張正被公衆廣泛討論，而在國外，他的政府不應干預經濟運行的理論已被髮展中國家的政府普遍接受。

走過孤獨

也許是作爲對偉人失敬後的補償，也許是有勇氣再次證明自己這個民族敢於承認和改正過錯，美國芝加哥大學出版社最近出版了《兩個幸運兒》一書，這本自傳由弗裏德曼本人和與其相伴近60年的妻子露茜一起撰寫。美國《商業週刊》評價說，此書是一部充滿頑強不息精神的出色著述。弗裏德曼早期所受到的精神上的冷遇非常人所能忍受。50年代中有那麼一段時間，弗裏德曼的經濟學思想被人視爲荒誕不經，像杜克大學這樣的名校圖書館甚至連弗裏德曼的著作都不擺放在書架上。

雖與凱恩斯齊名，但弗裏德曼的經濟學理論卻與凱恩斯的背道而馳，這恐怕也是弗裏德曼當時倍受經濟學界排擠的原因之一，因爲在當時的經濟學界，凱恩斯的主張政府幹預經濟的理論正如日中天。而弗裏德曼的理論卻恰恰相反，他反對政府幹預經濟，認爲政府的干預常常加劇了經濟波動。

比較而言，凱恩斯推崇知識對經濟的影響，嘲笑資本家的投資行爲，例如他把股票市場比喻爲“賭場”，而弗裏德曼卻認爲，個人所具備的無限創造力恰是社會進步的源泉。

一代宗師

像多數二戰後的經濟學家一樣，弗裏德曼也將經濟學等同於物理學類的自然科學——其基本理論可以通過事實加以證實。他的大多學術著作對凱恩斯經濟理論提出了相反觀點。1957年，弗裏德曼發表了《消費函數理論》，對凱恩斯經濟理論中的邊際消費遞減規律進行駁斥。凱恩斯認爲，隨着社會財富和個人收入的增加，人們用於消費方面的支出呈遞減趨勢，與此同時儲蓄則越來越多。這一理論的基礎是人們的慾望已得到滿足。

如果這一理論成立，那麼政府就可以通過增加公共支出來抵消個人消費的減少，從而保證經濟的持續增長。然而通過分析歷史消費模式，弗裏德曼指出，這一理論站不住腳，因爲人們的慾望實際上永無止境，原有的得到滿足後，新的隨即產生。

更重要的是弗裏德曼對美國1929年到1933年的經濟大蕭條的解釋。凱恩斯當時認爲，出現大蕭條的原因是由於美國經濟的私有化性質，換言之，是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必然產物，因此僅憑私有經濟本身的力量，並不能走出景氣循環的低谷，相反，還會越陷越深。凱恩斯由此提出政府幹預經濟的理論。

1963年，弗裏德曼與施瓦茨兩人合作發表《美國貨幣史》，對凱恩斯的這一觀點提出駁斥，認爲造成美國本世紀30年代經濟大蕭條的原因，與凱恩斯所提出的恰恰相反，並非是美國私有化經濟所造成的，而是美國政府過於干預經濟運行規律的過錯。

從1929年到1933年的4年多大蕭條時期，約有1萬家美國銀行破產倒閉，造成美國國內貨幣供給量下降三分之一。弗裏德曼和施瓦茨注意到，美國國會於1913年就成立了聯邦儲備局，以此防止出現銀行倒閉事件。兩人在文中指出，如果美聯儲能在這次大蕭條中發揮作用，那麼大蕭條原本是可以避免的，最多也不過是一次小規模的經濟衰退。

1968年，弗裏德曼與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家菲爾普同時提出“自然失業率”理論。在此之前，凱恩斯理論一直認爲，輕度失業只會帶來輕度通脹，在一個穩定的經濟運行過程中，失業與通脹可以相互共存，例如，在有4%的失業率的情況下可以有4%的通脹率。這一理論實際上等於說，政府可以選擇自己認爲最合適的失業與通脹混合比例。

弗裏德曼卻明確指出，事實並非如此。如果政府試圖把失業率壓到“自然失業率”之下，通脹就會上升得更高。這一理論很快得到驗證。在60年代和70年中，美國政府因爲要達到全民就業的目標，結果使國內通脹率從1960年的1%上升到1979年的13%。

老驥伏櫪

弗裏德曼不僅是有影響力的經濟學家，也善於推銷自己的經濟理論。1962年，他出版了《資本主義與自由》一書，提出了在當時被人認爲是左道邪說的新經濟理論；1966年，他與另外兩位著名經濟學家同時被邀請爲《商業週刊》經濟專欄撰寫文章，弗裏德曼一直堅持爲該週刊寫作到1984年才歇筆。

1980年，他還主持過一套十集的公共電視教育片，片名就是《自由選擇》，內容涉及的當然是經濟問題。在主持這一節目的同時，弗裏德曼還與同是經濟學家的妻子合著一本經濟學專著。夫妻二人在發表自己的經濟觀點，抨擊經濟中的不合理現象時，還特別對福利政策和中央計劃經濟模式提出尖銳批評。

身爲經濟學家，弗裏德曼還自覺不自覺地把經濟與政治聯繫了起來。他自己承認：“我有溫和的社會主義傾向。”但出於科學態度，他不相信知識分子能夠改變現狀。“只有危機才能帶來真正變革。”對時政的鍼砭也爲他帶來聲譽。不過他真正在經濟學界奠定自己的地位是在70年末，即美國經濟出現如他所預言的高通脹之後。而90年代之後許多發展中國家放棄中央計劃經濟，實行市場經濟，只不過使他的理論更爲深入人心，個人名聲進一步上升而已。

《兩個幸運兒》按年代講述了弗裏德曼的故事。他出生在一對貧窮的俄羅斯猶太移民家庭，在美國的新澤西州長大。全家人當時就居住在由母親經營的一個服裝店樓上，父親則在紐約的曼哈頓打工。弗裏德曼至今還能回憶起當時父母常爲錢吵架的情景。

得益於美國社會的各種福利條件，弗裏德曼的成長過程平穩順利。家庭所在地的公共圖書館成爲他如飢似渴追求知識的寶庫；一位高中時代的老師對他寄與予厚望；他靠獎學金上完大學，畢業時間恰巧在1932年，正是美國經濟大蕭條中最黑暗的日子。

弗裏德曼把自己的成就歸功於在芝加哥大學所受的研究生教育。當時的芝加哥大學裏，有一批經濟學家並不認同整個經濟學界的看法，認爲大蕭條的發生與不可避免的資本主義危機二者之間並無必然聯繫。這對弗裏德曼經濟思想的形成產生了相當的影響。

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弗裏德曼在美國政府中任公務員，從事對稅收政策和武器問題的研究，這種經歷對他的經濟理論形成也在很大的促進作用。弗裏德曼爲在美國政府裏的任職感到自豪，但也親眼目睹了官場的爾虞吾詐。

希望政府不干預經濟，是弗裏德曼經濟學理論的核心所在。但是懷疑政府管理經濟的能力，並不是說他對政府充滿仇恨。政府在消除貧困，推行教育以及其它社會生活方面所發揮的作用有目共睹，但倡導限制和監督政府權力與強調私營企業對經濟的影響力也是應該的。

有人稱弗裏德曼爲“保守”，但弗裏德曼卻自認爲是一個自由主義者，甚至是一個激進分子。由於十分熱衷於倡導經濟自由主義，弗裏德曼寧願採取政治劇變的方式來實現自己的經濟學主張。比較而言，一個真正的保守主義者只是不情願改變社會現狀，而對於弗裏德曼，他的雄心卻從未如此溫順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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