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上世纪60年代，曾经有一支队伍令人赞叹，他们克服万难，第一次到达世界之巅。

而这其中，还隐藏着不为人知的故事。

中国和尼泊尔交界处的珠穆朗玛峰，海拔8848.13米（2005年公布为8844.43米），是世界最高峰。

1960年5月25日凌晨4时20分中国登山队从北坡登顶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实现了人类历史上首次从北坡登顶珠峰的壮举。

不像如今登珠峰已经商业化，有钱人将其当成一种可以炫耀的阅历，用来显示自己的地位。

通过专业化的公司运作，有先进的装备和后勤保障，有成熟的路线和营地，向导甚至可以安排好一切，使得登珠峰的难度最小化，变成一场做秀。

半个多世纪前，中国登山队第一次攀登珠峰却是要克服前所未有的艰难险阻，挑战人类生存极限。

同时还是关系到国家主权和尊严的大事，有着深远的政治意义。

当时，对于中国和尼泊尔两国边境的珠峰的归属问题，中尼双方是存在分歧的。

在划分变界的谈判中，中方提出将边境线划在珠峰的顶端，还建议将其命名为“友谊峰”。

可是尼方却认为珠峰全部处于尼泊尔境内，竟然认为“你们中国人都没有上去过，怎么能说是你们的？”

尼泊尔人的底气来源于1953年，这年5月29日，一个尼泊尔夏尔巴人向导丹增.诺盖与新西兰登山家爱德蒙.希拉里从尼泊尔一侧的南坡登顶珠峰，成为历史上首次成功登上世界屋脊的人。

这也就成了尼方认为珠峰与中国无关的依据。

在这种“逼上梁山”的情势之下，攀登珠峰就成了中国人必须完成的任务。

起初，攀登珠峰的活动是和苏联合作的，苏方提议由两国共同组队。

两国约定1958年开始选拔登山队员，开展训练工作。

​中国登山队员选自全国各行各业，其中，后来成为登顶主力的有以下几位：

队长 史占春，1957年任中国登山队队长，登上海拔7556米的贡嘎山顶峰；

副队长 许竞，1956年中苏混合登山队中方副队长，登上海拔7546米的慕士塔格山顶峰。

王富洲，北京地质学院1958年毕业生；

贡布，西藏军区班禅警卫营战士；

屈银华，四川西部森林伐木工人；

刘连满，原哈尔滨电机厂消防员，教练兼队员，参加过登顶慕士塔格山和贡嘎山。

此后，队员们在北京香山集训，再往苏联进行高山训练，一切准备工作都在按计划开展。

可是1960年7月，苏联政府撤走所有援华专家。

这也给攀登珠峰的计划带来很大的困难，按照原先的约定，苏方负责提供登山所需所有高山物资装备和食品。

苏方撤出后，只能先从香港换回外汇再去西欧国家购买。

当时中国正值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可是国家还是尽可能创造条件，为此还特地修建了从日喀则到珠峰大本营380公里长的公路。

​1960年3月，大队人马进驻珠峰大本营，其中有90多名登山队员，按照计划分四次逐步升高适应，最后完成登顶。

第一次行军，登山队带着物资和装备前进到6400米高度建立了营地，并派出一个小组侦察北坳路线，然后撤回大本营修整。

第二次行军，登山队打通了从纵贯北坳的“登山公路”，在7007米高度建立营地。

​这次行动中一位来自兰州大学的青年教师因为高原反应牺牲。

第三次行军，按计划是侦察突击顶峰的路线并且建立突击营地，相机直接登顶。

行动中由于天气突变，登山队损失惨重，一名北京大学教师高原反应牺牲，50多人冻伤，导致队长史占春等多名主力队员退出，好在三名队员在8500米建立了突击营地。

第四次行军突击组由副队长许竞任组长，队员有刘连满和贡布，原来一直担任运输任务的王富洲也进入突击组。

5月17日，开始第四次行军。

6天后，4名突击队员到达8500米突击营地，运输队员随后赶到，其中包括后来登顶的屈银华，他的任务是随突击组从突击营地到达“第二台阶”底部，拍摄这一段行军的纪录片。

他们在突击营地遇到了大麻烦，原来建立的营地两顶帐篷只剩下一顶，很多生活设备不见了，他们无法烧水做饭。

更加要命的是，氧气不够了。

按原计划在从8500米突击营地出发时应该有10筒容积为4升，压力为170－180的氧气筒。

或许因为运输过程中出了问题，几筒氧气不满，其中两筒干脆就是空的。

在这种情况下，登山队只好改变计划，屈银华留守突击营地，拍摄工作由王富洲兼任。

5月24日上午9点，4名突击队员钻出帐篷向顶峰出发。

可是刚刚走出几十米，许竞突然两次倒下，作为登山队副队长，他每次行军都是担任为全队开辟道路的侦察工作，使得自己体力早已严重透支。

时间紧迫，突击组迅速做出调整，王富洲担任组长，屈银华顶替许竞加入冲顶。

中午12点多，突击组来到登顶最艰险的“第二台阶”，一个高约30米，平均坡度80度左右的岩石，它的下部有一条仅容一人通过的裂缝，爬上去最后一段是3米多高，几乎垂直的陡壁，光滑得无处下脚。

​攀爬能力最好的刘连满试了几次都摔了下来，体力消耗极大。

这时刘连满想起消防队搭人梯的办法，他蹲到岩壁前，让屈银华踩在他的肩膀上，然后慢慢地站起来，屈银华双手抓住岩壁顶端的支撑点攀登上去。

然后又如法将贡布托了上去。

屈银华在岩石上砸进冰锥，穿上保险绳，王富洲和刘连满借着上边放下来的保险绳帮助，也爬了上去。

为了攀登“第二台阶”他们花掉5个多小时，最后这岩壁就花费了3个小时。

队员身体也付出巨大代价，刘连满耗尽了体力已经非常衰弱，接连摔倒，无法继续往前攀登。屈银华为了防止踩伤刘连满，同时攀爬方便脱掉登山靴，导致全部脚趾和脚后跟肌肉冻掉。

在8700米高度，王富洲，贡布，屈银华三人将刘连满安置在一块避风的岩石旁边，继续向顶峰进发。

刘连满在这“死亡地带”等待时，冒着生命危险停掉自己的氧气，把仅有的氧气瓶留给突击顶峰的队员回撤时用，他顾全大局，舍己为人，此后一直为人称颂。

天气预报表明，第二天天气将开始变坏，为了轻装前进突击组没有携带扎营装备，所以必须在风雪到来之前完成冲顶并下撤。

突击组决定连夜冲顶，他们借助微弱的星光和雪光，用手摸索着一点点前进。

长时间没有进食的他们体力下降很快，到达8830米左右的地方，三人的氧气已经全部用完。

​他们抛掉背上的空氧气筒，大胆而果断地开始了从未有过的艰难而危险的攀登。从8700米高度到8848米的顶峰，100多米的高度花费了10个多小时之久。

5月25日凌晨4点20分，夜色中三人发现眼前只剩下星空，群峰到了脚下，已经无路可走。

他们这才确信自己站在了世界之巅，中国人完成了人类历史上从北坡登顶珠峰的壮举！

​于是：中尼双方于1961年10月5日签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尼泊尔王国边界条约》，条约明确规定：边界线经过珠穆朗玛峰（萨迦玛塔）峰顶，边界线把峰顶南部划入尼泊尔王国境内，同一条线把峰顶北部划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