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星紅旗一直飄揚在心頭

■龔丹韻

2019年，上海汽輪機廠原副總工藝師吳天明特意來到上海華山路、長樂路口，尋找原華山路466號。這個地址，曾經是現代經濟通訊社宿舍，住過一名職員，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設計者，他叫曾聯松。

十字路口，高樓林立、人羣匆匆，城市一如既往地繁忙，但這一刻，70年的歷史彷彿從過去走來。

那是1949年春夏之交，曾聯松一家剛從浙江瑞安來到上海。7月的一天，他照例拿起當天的《解放日報》，忽然注意到有一則啓事《徵求國旗國徽圖案 新政協籌備會制定條例》。短短400多字的文章，讓曾聯松有一種衝動：我能不能試試投稿？

他借了圓規、買了彩色油光紙，憑藉幼時酷愛書畫的基礎，在悶熱的上海小閣樓裏開始了圖案設計。

午夜時分，許是繁星讓靈感閃現。他想起曾經讀過的埃德加·斯諾的《西行漫記》，紅軍戰士的帽檐上有顆五角星。他想起上海解放時，大街小巷哼唱的革命流行歌曲：“東方紅，太陽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他爲人民謀幸福，呼兒嗨喲，他是人民大救星。”星星，中國共產黨正是中國人民的大救星！32歲的曾聯松在小閣樓裏剪出了一顆大五角星，象徵偉大的中國共產黨，大星周圍以四顆小星象徵廣大人民。

稿件寄出後，曾聯松幾乎把這件事拋諸腦後。直到9月29日，翻開《解放日報》，他呆住了。

《解放日報》1949年9月29日1版

當日《解放日報》頭版，用大半版面的紅色刊出國旗圖案。那圖案，除了鐮刀和錘頭沒有以外，其餘部分跟自己的設計圖完全一樣。報上當時並未刊登設計者的名字，這到底是不是他設計的那幅？

10月1日，第一面五星紅旗在天安門迎風飄揚。

直到一年後的９月，曾聯松才得知自己確實是國旗的設計者。1950年10月1日，他被邀請登上天安門城樓，在看臺右側的97號座位上參加國慶大典。

此後，曾聯松返回上海，繼續當一名普通上班族，沒有活動，沒有宣講，一切歸於平靜。

時光匆匆如流水。1979年，新中國成立30週年，剛恢復上海市日用雜品公司副經理職務不久的曾聯松，再一次回到公衆視野，應邀進京，再次登上天安門參加國慶觀禮。也是在那年，集郵愛好者吳天明通過報道，記住了這位同住上海的設計者曾聯松。

1984年10月1日，郵電部發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三十五週年》郵票中，第3枚“光輝的前程”郵票主圖正是飄揚的五星紅旗。當天，吳天明貼此郵票，銷國慶三十五週年紀念郵戳，掛號寄到曾聯松的單位。

時隔一週，曾聯松回信了。只見裏面是寄出的國慶三十五週年郵票首日封。曾聯松在信封左邊用毛筆自上而下簽名。

此外，曾聯松還在吳天明附上的J105-3郵票左邊紙上簽名，鈐印換成“曾聯松印”的迴文印章；

在另外2枚“國旗”郵票左邊紙上簽名、鈐印。

從此，這組國旗首日封和郵票被吳天明小心翼翼地珍藏起來。

歲月如白駒過隙。當時間走到2019年，新中國成立70週年，已經退休的吳天明應街道、學校、單位等各機構邀請，開設郵票黨課講座，其中一部分內容恰恰就是講述國旗誕生的故事。

國旗的設計者與講述者，因一套郵票而牽起的緣分，讓歷史在這一刻交織和延續。

也是2019年，94歲的陳震中坐在華東醫院的病房裏，對媒體回憶曾經的歷史。他想起70年前，自己作爲全國學生聯合會副主席、上海市學生團體聯合會主席,與父親陳巳生一起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一起參加開國大典。彼時，陳震中風華正茂，在政協籌備會的100多名代表中，是最年輕的一位。

那時候，政協籌備會共收到來自海內外的國旗應徵稿件約3000份。爲了更好地進行評選，北京飯店特闢了一間臨時評審室。第一輪初選時，曾聯松的設計圖因有蘇聯國旗中的鐮刀和錘頭圖案而遭淘汰。但幸好，負責擬定國旗方案的第六小組認爲這份圖案很有新意，最終與其他稿件一起編入《國旗圖案參考資料》，發給代表們再一次討論。曾聯松的五星紅旗成了這本資料中的第32號。

陳震中記得，當時的民主協商氛圍濃厚，關於國旗等方案的討論，大家不是簡單舉手，而是充分發表意見。在充分討論的基礎上，9月25日，毛澤東、周恩來在中南海豐澤園召開國旗、國徽、國歌、紀年、國都等協商座談會。郭沫若、沈雁冰、黃炎培、陳嘉庚、張奚若、馬敘倫、田漢、徐悲鴻、李立三、洪深、艾青、馬寅初、梁思成、馬思聰、呂驥、賀綠汀等出席座談會。

毛澤東首先談了對國旗的意見。他拿起由曾聯松設計的五星紅旗的方案說：“這個圖案表現了我國革命人民的大團結。現在要大團結，將來也要大團結。現在也好，將來也好，又是團結又是革命。”毛澤東講完，與會者一致鼓掌同意。

9月27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一致通過了關於國旗、國歌、紀年、國都的四個決議案。確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旗爲紅地五星旗，象徵中國革命人民大團結。”

70年過去了，那份激動依然歷歷在目，難以忘懷。

9月，陳震中的身體開始每況愈下，幾乎說不出話來，“伯父每次提到第一屆政協會議，都跟我們說，當時心情如何激動，如何興奮，他若是能說話，一定會這樣表達自己的心情。”陪同記者前往華東醫院的陳震中侄子陳鋒這樣說；

有回憶文章提及，1949年9月29日的《解放日報》此後一直被曾聯松精心收藏；

曾聯松家住虹口區山陰路145弄，在他誕辰100週年時，虹口區把中共四大紀念館門口的廣場命名爲“國旗廣場”以作紀念；

而吳天明這幾日正在給學生們上黨課，“你們知道國旗是誰設計的嗎？”一雙雙好奇的年輕眼睛盯着他細說下文；

……

國旗的故事是永遠說不完的。無數人、無數事，平凡或不平凡的，有意或無意的，隨歷史的車輪共同訴說着，薪火相傳。

它從70年前走來，走向未來。

天安門城樓飛檐之間亮了

■王一

1949年10月1日，在天安門廣場舉行的開國大典上，伴隨着雄壯的《義勇軍進行曲》，五星紅旗冉冉升起。但作爲共和國另外一個重要標誌的國徽，卻沒有在大典中出現。之前設計好懸掛國徽的天安門城樓兩重飛檐之間，也只能掛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禮”幾個大字。

國徽爲什麼沒有如期出現？

曾經，這個疑問一直縈繞在劉守華心頭。

從檔案學專業畢業，劉守華也沒想到自己在北京市檔案局、國家檔案局等檔案系統一干就是36年。這些時光，她一直與共和國的資料檔案相伴。這也讓她有機會沉下心，尋找國徽背後的故事。

“當年的資料太多了，要將一個個批示、一次次會議記錄、一份份設計方案看下來，梳理出時間線，才能瞭解國徽的誕生”，劉守華解釋。

要回答本文開頭的問題，劉守華這樣說：“其實原因很簡單，就是當時還沒找到好的方案。”

其實，在開國大典之前，1949年7月，全國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就在《人民日報》登出徵集國徽的啓事，明確提出對國徽設計的要求是：甲、要有中國特徵；乙、要有政權特徵；丙、形式要莊嚴富麗。

截至1949年8月20日，共收到國內外的國徽稿件112件，圖案900幅。但由於種種原因，均未採用。

直到9月25日，距離開國大典只有短短的五天了，還是沒選出合適的國徽圖案。毛澤東提議:“國徽是否可慢一點，再去設計，等將來再決定。”

就這樣，一場國徽方案的設計競賽開始了。

10月23日，梁思成所在的清華大學設計組拿出初稿。這個設計團隊擁有超豪華的陣容，除梁思成外，參與的同志還有梁思成的夫人、清華大學雕飾學教授林徽因以及清華大學教授莫宗江、高莊、鄧以蟄、王遜。

另一個設計團隊由中央美術學院張仃率領，他們選擇的圖案是以天安門爲主體的建築。此外，還有其他設計者提供了5個仿政協會徽制發的圖案。

多年後，張仃夫人理召在採訪中說道：“當張仃團隊提出將天安門作爲國徽主體時，出現了不少反對的聲音。基本的意見是把建築物當作國徽太容易變成風景畫了，但張仃不以爲然，天安門對新中國的意義不同，何況也有很多國家的國徽是以建築物爲主體，然而就算其他國家沒用過，我們用又如何呢？”

1950年6月10日，由周恩來主持的全國政協一屆常委會第八次會議通過了國徽修正案，決定採用以天安門爲主要內容的圖案，由國徽組討論修改意見，梁思成負責設計修改。

“接下來，清華大學新林院8號梁思成夫婦的家，就成了國徽設計中心”，劉守華說道。

夜以繼日，用來形容梁思成團隊的狀態再恰當不過了。

按照梁思成團隊的理解，國徽不是尋常的圖案花紋，在處理方法上，要強調這個實物的象徵意義，所以不注重寫實，而注重實物形象的簡單輪廓，強調它的含義。不要使天安門成爲一幅風景畫，一切都需要圖案化和象徵化。

這樣的圖案得到了國徽審查組大部分人的贊成，獲得的評價是“莊嚴，藝術結構完整、統一”。

6月28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八次會議上，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表決通過。國徽圖案說明這樣寫道：“國徽的內容爲國旗、天安門、齒輪和麥稻穗，象徵中國人民自‘五四’運動以來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鬥爭和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爲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新中國的誕生。”

《解放日報》1950年9月20日1版

國徽圖案選定了，如何製作就成了大問題。劉守華在檔案中發現了一份報告。報告中這樣寫道：全國各地應懸掛的國徽浮雕，應由中央人民政府統一製作，其尺寸分爲大、中、小三種，大號直徑爲1米，中號直徑爲80釐米，小號直徑爲60釐米；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懷仁堂、外交部、各駐外大使館使用的國徽一律用木刻，其餘大行政區、省市懸掛的國徽因數量較大，而內地尚無製作鋼模的辦法，建議與香港合衆五金廠聯繫，製作鋼模，然後在上海用壓板機壓成銅片浮雕，再加以塗色噴漆，這樣可以標準化地迅速完成。

中央人民政府分別致電廣東省人民政府主席葉劍英和上海市市長陳毅，瞭解香港和上海的製作條件。兩地答覆均可製作。上海比較近，便成了製作國徽所在地的最佳選擇。

然而，時間非常緊迫。

1950年9月17日，中央人民政府辦公廳立即委派科長丁潔如前往上海接洽，辦理首批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製作事宜。由於時間加上工藝技術和材料的制約，原“擬第一批先制大號八個，中號六十個，小號八十個”的計劃擱淺。後經中央同意，1950年9月28日，上海趕在建國一週年慶典前完成直徑100釐米的大號銅質國徽8枚和直徑60釐米的鋁質國徽1枚。6枚大號銅質國徽被分送到各大行政區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其餘2枚銅質國徽和1枚鋁製國徽被帶回了北京。

此時，已臨近國慶節，雖然1950年10月1日天安門城樓懸掛上了第一枚國徽，但質地卻是木質的。而全國廣大地區，尚沒有可供懸掛的國徽。各地紛紛致函、致電中央，表達渴望懸掛國徽的急切願望，大批量製作國徽變得更加緊迫。

爲了快速製作國徽，有關方面給中央打報告，請示分區製造、分發國徽的原則。分區製造的可能性完全具備，由上海方面提供製作經驗。力爭1950年年底製出並分發完畢，1951年元旦全國同時懸掛。

1951年5月1日，天安門城樓終於正式懸掛上了一枚銅鋁合金國徽。在五月陽光的映照下，這枚直徑達2.4米的巨型國徽，莊嚴富麗，熠熠生輝。

如今，由劉守華梳理成稿的“國徽誕生記”被廣泛轉載引用，她則覺得這是一種緣分，“國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經典徽記標識，華夏兒女心頭的祖國標誌象徵，瞭解國徽是每個中國人應該做的事情”。

兩代指揮傳頌國家最強音

■陳俊珺

1999年，10月1日上午10時，天安門廣場。“高唱國歌”一聲令下，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樂團團長於海舉起了指揮棒。此刻，整個天安門廣場肅靜無聲，於海清晰地聽見自己的心跳，他的面前是由1000多人組成的中國人民解放軍聯合軍樂團，他穩住雙手，用力劃下一道優美的弧線，激昂澎湃的《義勇軍進行曲》隨之響徹天地。

於海精準地控制着樂隊的速度———每分鐘96拍。國歌結束的同時，鮮豔的五星紅旗正好升到旗杆頂部，46秒，分秒不差。

國歌的84個字、37小節早已滲透進於海的生命。1970年，年僅15歲的他第一次站在天安門廣場上，那時的他是一名單簧管演奏員，也是聯合軍樂團中最年輕的隊員之一，他面向毛主席與樂隊一起奏響了國歌。14年後，作爲聯合軍樂團最年輕的分指揮，於海第一次在天安門廣場上指揮國歌。

國慶60週年的大閱兵上，於海再度被任命爲聯合軍樂團的總指揮。近50年來，他幾乎親歷、見證了每一次國家重大慶典活動的重要時刻，成爲指揮演奏國歌次數最多的人之一。

83年前，也有一位指揮，他的手中沒有精緻的指揮棒，面前也沒有整齊劃一、身着制服的樂團，他甘願冒着生命危險，指揮上千人高唱《義勇軍進行曲》。

他的名字，叫劉良模。

1932年，劉良模畢業於滬江大學社會學系。求學期間，他就決心“用歌唱的方法來喚醒民衆，使整個民族奮發起來”。1934年，他在上海四川路基督教青年會辦了上海第一個民衆歌詠會。劉良模教大家唱的第一首救亡歌曲是他重新填詞編寫的《救中國》：“救、救、救中國！一起向前走。努力啊，努力啊！救國要奮鬥！”

1935年5月，田漢作詞、聶耳作曲的《義勇軍進行曲》在上海百代公司錄製唱片。隨後，以《義勇軍進行曲》爲主題曲的電影《風雲兒女》在上海金城大戲院首映。

1936年1月，“上海各界救國聯合會”成立，劉良模是救國會的骨幹之一。從此，凡是救國會發動的抗日愛國活動、遊行示威活動，都能看到劉良模帶領歌詠會高歌《義勇軍進行曲》的身影，人們親熱地稱他爲“救國會的啦啦隊長”。

那一年的6月7日，上海民衆歌詠會準備在南市區大吉路的公共體育場裏舉行抗日救亡歌詠大會。國民黨爲了阻撓這場大會，臨時在體育場裏組織了一場足球比賽。參加歌詠大會的人們只得先佯裝看球，時間一到，歌詠會及其組織的來自上海各行業的上千名愛國人士一起擁進足球場內，在劉良模的帶領下，他們齊聲高唱《大路歌》《開路先鋒》。

此時，大批警察衝進體育場將他們包圍，劉良模鎮定地走上裁判用的高凳，從容地拿起話筒向警察喊話：“弟兄們，我們今天開會是爲了唱抗日救亡歌曲，因爲我們大家都是中國人，我們都愛國，都要抗日，請聽我們唱。”當《打回老家去》的歌聲響起時，一些來自東北的軍警忍不住流下了眼淚。當唱到《義勇軍進行曲》“我們萬衆一心，冒着敵人的炮火，前進！前進！”時，警察、民衆已唱成一片了。

劉良模指揮歌詠隊合唱《義勇軍進行曲》

1937年7月，抗戰全面爆發，劉良模赴抗日前線教軍民學唱抗日歌曲。1939年，他在寧波被國民黨無辜扣押。1940年，劉良模被迫遠赴美國。他在那裏建立起了一支華僑青年歌唱團，繼續傳播抗日歌曲。

在一位美國朋友的介紹下，劉良模認識了“美國歌王”保羅·羅伯遜。他向這位黑人歌王講述了中國羣衆歌詠運動的情況，併爲他演唱了幾首中國革命歌曲。羅伯遜被這些激昂的旋律深深打動，他提出要跟劉良模學唱《義勇軍進行曲》。

幾個月後，在紐約的一個音樂晚會上，羅伯遜用中英文演唱了《義勇軍進行曲》。從此，這首歌成爲他在美國各地舉行的音樂會或紀念活動上經常演唱的保留曲目之一。

1941年，羅伯遜和劉良模指揮的“華僑青年歌唱隊”一起錄製了一張唱片，名爲《起來：新中國之歌》，其中收錄了包括《義勇軍進行曲》在內的一組中國進步歌曲。在唱片的附頁上，宋慶齡寫下了這樣的序言：“中國已經從新的羣衆傳唱運動中發現了抵抗敵人的力量源泉……願我們的這些融匯東西方風格的古老民間旋律和新歌曲，成爲又一條聯繫自由人民的紐帶。”

1949年9月，劉良模應邀回國參加第一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在由毛澤東、周恩來主持召開的國旗、國徽、國歌、紀年、國都協商座談會上，馬敘倫等人提出暫用《義勇軍進行曲》代國歌。輪到劉良模發言時，他介紹了《義勇軍進行曲》在國外的傳播情況，認爲這首歌曲獲得了國內外的一致頌揚，應採用作爲國歌。許多委員表示贊成。

有人建議，歌詞“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應當修改一下。但張奚若、梁思成認爲這首歌曲是歷史性的產物，爲保持其完整性，詞曲最好不做修改。周恩來說：“用原來的歌詞才能鼓動情感。修改後，唱起來就不會有那種情感。”最終，毛澤東拍板，歌詞不改。從此，《義勇軍進行曲》正式成爲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

《解放日報》1949年9月29日3版

於海告訴記者，由於最初在傳唱過程中，《義勇軍進行曲》的歌詞被一些愛國人士做了個別改動，導致新中國成立後，公開發行的國歌版本多達十多種，一直沒有統一的版本。比如在升國旗儀式上，國歌放完了，國旗還沒升到頂，原因就是使用了錯誤的版本，導致國歌時長偏短。甚至在一些外交場合，個別國家的軍樂團所演奏的中國國歌也不規範。

從2008年起，於海連續10年遞交了有關國歌立法的提案。2017年9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法》正式頒佈。

從劉良模到於海，他們身處兩個不同的時代，中華人民共和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兩代指揮的拳拳愛國之心是相通的，他們儘自己的全力傳播國歌、維護國歌，維護國家與民族的尊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