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中国迎来70华诞之际，各级政府机关前一个个鲜亮的国徽仿佛也散发着华彩，述说着共和国的威严。然而鲜少有人知道，国徽的诞生，竟与一位印刷专业的民盟盟员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他就是书籍装帧设计艺术家张慈中。日前，他的女儿张姗姗特地撰写纪念文章，让我们跟随她的记忆，一起走近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去了解张慈中和国徽的那段不解之缘。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在天安门城楼上并没有悬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徽，那是因为开国大典召开时我国还没有完成国徽征稿选定。从1949年6月15日在北平举行中国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决定向社会公开征集国旗、国歌和国徽等设计方案起，到1950年6月23日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全体会议上终于通过了国徽图案的设计，期间几经改稿，历时一年之久。1950年8月18日国徽的最终设计方案被采用，9月20日，毛泽东主席颁发了国徽定稿发行的命令。至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向全世界宣告诞生。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开始陆续与世界各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这就预示着我们要向这些国家递交国徽、国旗、国歌的样本。国旗、国歌的样本很快通过，而当国徽印制的样本送到周恩来总理手里时，总理却皱紧了眉头。红色不红、金色发灰，整体发暗没有生气，这样的国徽样本怎么往外送？要知道，这可关乎到新中国的对外形象啊！结果是印刷样本一次次的被否定，一次次的被退回重印。新中国成立已一年，但却迟迟不能向建交国递交国徽样本。忽然有一天，中国出版总署的领导想起在调我父亲张慈中的档案中，曾看到他有过开丝漆印刷厂的经历。于是，他急忙把父亲叫来，将印制国徽的任务交给了他。时年26岁的父亲深知此事的重要性，二话不说，当天就住进了印刷厂。

父亲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创新改进印刷工艺的人。当年国徽印制是选在印钞厂用凸版印制的，他到现场看了全部印刷流程后，就开始琢磨找问题。他和工人们吃住在一起，工作在一起，仔细观察他们的每一道操作步骤，反复试验，终于发现症结所在。然而，他提出改进工艺和操作的方案，却遭到厂长的坚决反对。父亲据理力争，丝毫不妥协。最后父亲说，自己是上边派来的，如果不按他的方案改进工艺，他就回去复命，拖延时间完不成政治任务的责任由厂长来承担。此言一出，逼得厂长做出了让步，同意他使用新工艺改版印制。父亲马上叫来工人重新制版，按照他的要求改进工艺。他根据我国当时现有的印刷技术和印墨、金粉及纸张等特点，大胆提出四版印刷工艺。将原简单的印刷程序改为第一版用满铺黄色打底；第二版不等第一版色干就撒上金粉印制，之后再用黄色印一遍，把金粉压牢；第三版用红色；最后一版再用黑色，并将原黑版层次由10%加大到90%。新印样出来后，金红色交映立体感强烈的国徽，一扫过去的灰暗。厂长乐得合不拢嘴，提出要他留下当技术副厂长，被他婉言拒绝。随即，父亲一刻不敢耽误，带着按新工艺刚印制出的国徽样本赶往单位交给领导审阅。领导看后很激动，没想到效果会这么好。于是，出版署领导火速派车把他送往中南海，让他亲自向周总理直接汇报。

父亲到了中南海后，跟随工作人员急匆匆来到西花厅前，将国徽样本交给周总理的秘书。几天的劳累使他疲惫地坐在了西花厅的台阶上等候消息。不久就听有人说：“出版社的同志在哪里？”他马上站起来转身应答：“我在这里。”随即，他看到周总理向他疾步走来。总理看着他微笑着说：“哦，还是个小同志嘛。告诉你们领导，国徽样本很好，你回去对领导说再加印200份给我。”这次与周总理的简短见面，给父亲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几年之后，在一个春节青年联谊会上，父亲与周总理不期而遇。周总理亲切主动地与他打招呼说：“你是出版社搞设计的小张同志吧。”父亲没想到一国的总理日理万机，还记得他这样仅见过一面的小人物，激动万分。而这一激动，直接让他高兴得在晚会结束后，只穿上了大衣就回来了。走到半路感到冻手冻耳，这才想起帽子和手套落在会场。

（上海历史博物馆中收藏的1950年代制作的国徽）

1952年的一天，善于思考发现问题、勇于创新挑战的父亲，走在大街上看到所有国家政府办事机构都是挂着一块白底黑字的长牌子，上面写着某某市政府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某单位等字样，总觉得少了一份庄严。譬如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等，这些机关单位都是代表国家行使处理国家外交事务和国家内部管理事务的权力单位，仅是一块长标牌挂在门口，甚至与一般普通的小单位和私营公司没有任何区别。从这些国家机构、政府部门的门前走过，不注意看牌子，还以为就是一家普通单位。父亲觉得这也太随意了，对外没有威严，对内缺少庄重。如何改变这种国家管理部门和一般单位、工矿企业混为一谈的无区别现象，让老百姓一看就清楚知道她的地位和作用呢？他一路走一路思索，要是在这些国家政府单位的大门上悬挂上国徽，就会给人的感觉不一样了。

国徽是代表国家的象征，这是神圣庄严不可侵犯的。于是，他回去后立即向出版总署领导提出建议：国家机关、人民政府部门要悬挂代表国家象征的庄严国徽，一是区分政府部门与其他单位的不同；二是显示政府部门的庄严性；三是对外宣示国家主权。他同时提出，国徽制作要有立体感，可永久悬挂。领导将他的建议上报到国家有关部门，很快，他们就收到上级反馈的意见，同意我父亲的建议。上级部门将国徽制作的任务交给父亲的同时，还给了他十根手指粗的金条当制作费。

那时，新中国成立不久，又逢抗美援朝，物资匮乏，十根金条绝不是小数目。“绝不能辜负领导的期望，国家的钱一定要做到物有所值，不能出一点纰漏。那么，用什么材质和技术加工使国徽悬挂在外长期日晒雨淋不变色呢？”深感责任重大的父亲，经思考再三，决定回上海，找他原来合作开厂的老板朱培德，用丝网印制的手段加工。他对朱说，这是为我们新中国政府部门制作的，必须要保证质量，只准做好不能做坏，并且要一步到位。父亲先画出国徽图样，用楠木雕刻好，再采用丝网印刷的工艺手段，经过无数次反复试验加工，终于试制成功。第一批国徽制作好后，父亲将制作好的样本带回北京，很快得到上级单位的认可，迅速通知全国各省市政府部门派人来京学习后期加工。也就是从那时起至今，我们国家规定所有国家机构和各级政府的大门上都要高悬起代表国家政权和使命象征的庄严国徽。

随着国家工业技术的进步，国徽的材质和工艺发生了变化，而不变的是永久高悬的那份神圣和庄严。每当我抬起头看到它时，就会想到我的父亲张慈中。高悬的国徽见证了我们共和国一路走来的风风雨雨，她伴随着我们的国家和人民从贫穷落后走向繁荣富强，在阳光下向全世界展示着人民共和国的神圣庄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