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中國迎來70華誕之際，各級政府機關前一個個鮮亮的國徽彷彿也散發着華彩，述說着共和國的威嚴。然而鮮少有人知道，國徽的誕生，竟與一位印刷專業的民盟盟員有密不可分的關係——他就是書籍裝幀設計藝術家張慈中。日前，他的女兒張姍姍特地撰寫紀念文章，讓我們跟隨她的記憶，一起走近這段鮮爲人知的歷史，去了解張慈中和國徽的那段不解之緣。

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在天安門城樓上並沒有懸掛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徽，那是因爲開國大典召開時我國還沒有完成國徽徵稿選定。從1949年6月15日在北平舉行中國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上決定向社會公開徵集國旗、國歌和國徽等設計方案起，到1950年6月23日在全國政協一屆二次全體會議上終於通過了國徽圖案的設計，期間幾經改稿，歷時一年之久。1950年8月18日國徽的最終設計方案被採用，9月20日，毛澤東主席頒發了國徽定稿發行的命令。至此，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向全世界宣告誕生。

新中國成立後，我國開始陸續與世界各國建立了外交關係，這就預示着我們要向這些國家遞交國徽、國旗、國歌的樣本。國旗、國歌的樣本很快通過，而當國徽印製的樣本送到周恩來總理手裏時，總理卻皺緊了眉頭。紅色不紅、金色發灰，整體發暗沒有生氣，這樣的國徽樣本怎麼往外送？要知道，這可關乎到新中國的對外形象啊！結果是印刷樣本一次次的被否定，一次次的被退回重印。新中國成立已一年，但卻遲遲不能向建交國遞交國徽樣本。忽然有一天，中國出版總署的領導想起在調我父親張慈中的檔案中，曾看到他有過開絲漆印刷廠的經歷。於是，他急忙把父親叫來，將印製國徽的任務交給了他。時年26歲的父親深知此事的重要性，二話不說，當天就住進了印刷廠。

父親是新中國成立後第一個創新改進印刷工藝的人。當年國徽印製是選在印鈔廠用凸版印製的，他到現場看了全部印刷流程後，就開始琢磨找問題。他和工人們喫住在一起，工作在一起，仔細觀察他們的每一道操作步驟，反覆試驗，終於發現癥結所在。然而，他提出改進工藝和操作的方案，卻遭到廠長的堅決反對。父親據理力爭，絲毫不妥協。最後父親說，自己是上邊派來的，如果不按他的方案改進工藝，他就回去覆命，拖延時間完不成政治任務的責任由廠長來承擔。此言一出，逼得廠長做出了讓步，同意他使用新工藝改版印製。父親馬上叫來工人重新制版，按照他的要求改進工藝。他根據我國當時現有的印刷技術和印墨、金粉及紙張等特點，大膽提出四版印刷工藝。將原簡單的印刷程序改爲第一版用滿鋪黃色打底；第二版不等第一版色幹就撒上金粉印製，之後再用黃色印一遍，把金粉壓牢；第三版用紅色；最後一版再用黑色，並將原黑版層次由10%加大到90%。新印樣出來後，金紅色交映立體感強烈的國徽，一掃過去的灰暗。廠長樂得合不攏嘴，提出要他留下當技術副廠長，被他婉言拒絕。隨即，父親一刻不敢耽誤，帶着按新工藝剛印製出的國徽樣本趕往單位交給領導審閱。領導看後很激動，沒想到效果會這麼好。於是，出版署領導火速派車把他送往中南海，讓他親自向周總理直接彙報。

父親到了中南海後，跟隨工作人員急匆匆來到西花廳前，將國徽樣本交給周總理的祕書。幾天的勞累使他疲憊地坐在了西花廳的臺階上等候消息。不久就聽有人說：“出版社的同志在哪裏？”他馬上站起來轉身應答：“我在這裏。”隨即，他看到周總理向他疾步走來。總理看着他微笑着說：“哦，還是個小同志嘛。告訴你們領導，國徽樣本很好，你回去對領導說再加印200份給我。”這次與周總理的簡短見面，給父親留下終生難忘的印象。幾年之後，在一個春節青年聯誼會上，父親與周總理不期而遇。周總理親切主動地與他打招呼說：“你是出版社搞設計的小張同志吧。”父親沒想到一國的總理日理萬機，還記得他這樣僅見過一面的小人物，激動萬分。而這一激動，直接讓他高興得在晚會結束後，只穿上了大衣就回來了。走到半路感到凍手凍耳，這纔想起帽子和手套落在會場。

（上海歷史博物館中收藏的1950年代製作的國徽）

1952年的一天，善於思考發現問題、勇於創新挑戰的父親，走在大街上看到所有國家政府辦事機構都是掛着一塊白底黑字的長牌子，上面寫着某某市政府或中華人民共和國某單位等字樣，總覺得少了一份莊嚴。譬如說，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檢察院等，這些機關單位都是代表國家行使處理國家外交事務和國家內部管理事務的權力單位，僅是一塊長標牌掛在門口，甚至與一般普通的小單位和私營公司沒有任何區別。從這些國家機構、政府部門的門前走過，不注意看牌子，還以爲就是一家普通單位。父親覺得這也太隨意了，對外沒有威嚴，對內缺少莊重。如何改變這種國家管理部門和一般單位、工礦企業混爲一談的無區別現象，讓老百姓一看就清楚知道她的地位和作用呢？他一路走一路思索，要是在這些國家政府單位的大門上懸掛上國徽，就會給人的感覺不一樣了。

國徽是代表國家的象徵，這是神聖莊嚴不可侵犯的。於是，他回去後立即向出版總署領導提出建議：國家機關、人民政府部門要懸掛代表國家象徵的莊嚴國徽，一是區分政府部門與其他單位的不同；二是顯示政府部門的莊嚴性；三是對外宣示國家主權。他同時提出，國徽製作要有立體感，可永久懸掛。領導將他的建議上報到國家有關部門，很快，他們就收到上級反饋的意見，同意我父親的建議。上級部門將國徽製作的任務交給父親的同時，還給了他十根手指粗的金條當製作費。

那時，新中國成立不久，又逢抗美援朝，物資匱乏，十根金條絕不是小數目。“絕不能辜負領導的期望，國家的錢一定要做到物有所值，不能出一點紕漏。那麼，用什麼材質和技術加工使國徽懸掛在外長期日曬雨淋不變色呢？”深感責任重大的父親，經思考再三，決定回上海，找他原來合作開廠的老闆朱培德，用絲網印製的手段加工。他對朱說，這是爲我們新中國政府部門製作的，必須要保證質量，只准做好不能做壞，並且要一步到位。父親先畫出國徽圖樣，用楠木雕刻好，再採用絲網印刷的工藝手段，經過無數次反覆試驗加工，終於試製成功。第一批國徽製作好後，父親將製作好的樣本帶回北京，很快得到上級單位的認可，迅速通知全國各省市政府部門派人來京學習後期加工。也就是從那時起至今，我們國家規定所有國家機構和各級政府的大門上都要高懸起代表國家政權和使命象徵的莊嚴國徽。

隨着國家工業技術的進步，國徽的材質和工藝發生了變化，而不變的是永久高懸的那份神聖和莊嚴。每當我抬起頭看到它時，就會想到我的父親張慈中。高懸的國徽見證了我們共和國一路走來的風風雨雨，她伴隨着我們的國家和人民從貧窮落後走向繁榮富強，在陽光下向全世界展示着人民共和國的神聖莊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