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新文化运动领袖，胡适与陈独秀有重合点，但两人思想区别也很明显。

两人都主张白话文，改良文学。陈独秀向文学改革，但没想到怎样改。正当此时，胡适提出了明确的见解，让陈独秀读后“快慰无似”，黛西国王，立即在《新青年》第2卷第5号发表。在下期刊物上，陈独秀又亲自撰写了《文学革命论》，为胡适的文章助威，陈独秀提出了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胡适来往信件

从胡适的“文学改良”，到陈独秀的“文学革命”，陈独秀显然更为激烈。北大教授陈平原认为前者之推崇“但丁、路得之伟业”，与后者的全面排斥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山林文学，各自心目中“庄严灿烂之欧洲”不尽相同，文学革命的取径自然也就有不小的差异。

陈独秀还在1917年5月1日《新青年》第3卷第3号声称，“改良文学之声，已起于国中，赞成反对者各居其半。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至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陈平原在《革命家与舆论家》中认为，“革命家的理想与勇气，得到学问家的性情及学识的滋养。以文学革命为例，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与陈独秀的‘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二者姿态迥异，互相补充，恰到好处。陈之霸气，必须有胡之才情作为调剂，方才不显得过于暴戾；胡之学识，必须有陈之雄心为之引导，方才能挥洒自如。这其实可作为新文化运动获得成功的象征。舆论家之倚重学问家的思想资源，与大学教授之由传媒而获得刺激与灵感，二者互惠互利，相得益彰。”

在最高统治者面前，胡适保持了尊严

但是，胡适与陈独秀在政治和思想上都存在很大分歧，这也导致了他们后来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胡适后来以国民党的诤友自居，在权力面前保持了独立人格和知识分子尊严。他一生坚持自由主义信念，强调自由、民主、宪政、人权等现代价值。按照李敖的说法，胡适是被蒋介石活活气死的。

陈独秀则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1919年3月26日晚上，北大浙江籍教师汤尔和、沈尹默、马叙伦等人排挤陈独秀，使得蔡元培（浙江人）同意他们的建议，4月8日免除陈独秀文科学长的职务，改任教授（张耀杰《历史背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五四运动中，陈独秀散发传单被捕，被营救出狱后仍被监视。1920年1月底，陈独秀摆脱监视，奔赴上海。此时，苏俄决定向中国输出革命。4月，俄共中央代表、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来华，并且在上海会见了陈独秀。维经斯基提供了经费，并指导陈独秀建党（唐宝林《陈独秀全传》235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安徽绩溪上庄村的胡适故居

1920年8月，《新青年》（第8卷第1号）在上海副刊，已经被选为党的书记的陈独秀全面负责建党工作。陈独秀发表《谈政治》，表明坚定拥护“无产阶级专政”的列宁主义，并用阶级分析、无产阶级专政观点，点名批评胡适、张东荪等人。此后，《新青年》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

胡适坚持《新青年》的文化运动方向，陈独秀转向了布尔什维克主义，两方矛盾已经不可调和。《新青年》的北京同人事实上已经与陈独秀在上海的阵营分裂。1922年，胡适创办了《努力》周刊。

自此，新文化运动的阵营已经分裂。陈独秀晚年反思，并回归民主，又与胡适在思想上一致，那是后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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