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映之前，《中國機長》就引來了不少爭議。爭論的焦點就在於，這部電影到底拍得專不專業？從飛機的飛行姿態到空乘的穿着，被挑刺，看來是本片不能逃脫的宿命。誰讓它是一部涉及專業領域又根據真實事件改編的電影呢？

但是，藝術創作理應享有一定的彈性空間。正如本片在開篇字幕中所言，諸多情節，是經過戲劇化處理的。所以硬要用專業的眼光嚴格審視本片，不消說，漏洞是不會沒有的。

當然，要求劇組在創作過程中更爲專業也是無可厚非。沒有人願意觀看一部很“假”的電影，哪怕它描繪的是英雄壯舉。何況，民航領域一旦缺了專業性，就是在拿萬千旅客的生命開玩笑。電影，也就失去了說服力。

問題在於，藝術和專業之間應該求得的是某種程度上的平衡，而不是走到極端化的地步。囉囉嗦嗦說了那麼多，還是因爲，想要評價本片，實在不該跑偏了方向。它既不是《薩利機長》式的專業主義反思電影，也不是一曲英雄主義的讚歌。本片所要描寫的，還是一個個“接地氣”的普通人，包括主角中國機長。

出場時在浴室憋氣，進行自我測試，就暗示了機長劉長健高度的自律。從其後他對副駕駛的冷漠態度裏，顯示出其高冷、古板的一面。但一張冷臉之下，觀衆又不難讀出機長對年輕人的關心和愛護。再加上溫馨的家庭戲，一個人性化的機長形象就躍然屏幕之上。

其實，縱觀整個國慶檔，三部熱映電影儘管題材、視角皆不相同，但在手法上卻有一致的地方。《我和我的祖國》講述了共和國的7個高光時刻，落腳點則是不同時代普通人的生活。《攀登者》則挖掘了登山運動員的內心糾葛和矛盾。

如果再把眼光放遠，在國慶大聯歡的畫面裏，我們也不難發現，越來越多的鏡頭開始對準普通羣衆的臉孔。這不是一種偶然現象，而是一股文藝思潮的暖流。在主旋律文藝作品的舞臺上，普通人逐漸成爲主角，這足以表明，多元化、多維度的創作風格，將會帶來更多活力和動力。這一趨勢的到來，無疑是令人欣喜的。

當然，無論是《攀登者》的導演李仁港，還是《中國機長》的導演劉偉強，都還沒能把正能量的價值觀和人性化的表現方式完美結合在一起。就拿本片來說，副駕駛歐豪和第二機長杜江都被塑造成自帶撩妹性質的公子哥，就和整部電影的基調不相符合。或許導演的本意是突出年輕人的時尚感，但過於“油膩”的表現，反而造成了人物前後性格不統一的割裂感。

本片最出彩的人物，反倒是客艙裏的諸位空乘服務人員。尤其是袁泉，在戲份並不算太多的情況下，成功地讓觀衆見識了職業女性的堅強和自信。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她的光彩更勝過在駕駛艙裏駕駛飛機的機長。因爲，她要面對的是客艙裏同事有些慌張、驚恐的情緒，是乘客不理解、不配合的亂象。普通人在關鍵時刻的挺身而出，這或許纔是名副其實的英雄主義。

由於本片改編自真實事件，所以“劇透”事實上是不存在的。但令人眼前一亮的，倒是本片在飛機成功脫險後的處理。工作人員歡騰的場面不多，他們唸叨的是，儘快恢復通航，不讓早高峯的旅客受到過多影響。空管人員也沒有過度興奮，而是很快恢復到正常工作的狀態。就連挽救百人性命的機長在走出機艙時，也只是鞠了個躬，道了個歉。

這種剋制的表現方式，反倒讓觀衆肅然起敬，也能讓更多對民航領域不瞭解的人，懂得相關人員在工作中的辛苦和不易。從大英雄到普通人，從宏大敘事到冷靜客觀，這種創作方式上的轉變，纔是國慶檔電影最值得關注的地方。

不過，要真正在主旋律電影創作中做到剋制，顯然還有很多功課需要做。不管是《中國機長》還是《攀登者》，都沒能堅決地“做減法”，在某些橋段上的用力過猛，還是令人感到遺憾。比方說，《攀登者》中過多的感情戲，就使整部影片在後半段的感情濃度過度飽和，反倒令觀衆感到審美疲勞。

而在《中國機長》裏，主角劉長健一邊頂着惡劣氣候環境駕駛飛機，一邊還要在心中默唸口號——“一定要把119名乘客安全帶回”，這實在是沒有必要的。即使這些臺詞不出現，我們也能從演員的表演和劇情的氛圍中感受到這一點。很多時候，寧願用直白的臺詞表達而不相信鏡頭語言，就是對作品還不夠自信的表現。

對劉偉強、李仁港們來說，怎樣利用好自身在商業電影創作上的優勢，是一個值得研究的課題。但在《中國機長》結束時，本人在電影院裏親耳聽到的熱烈掌聲和親眼看到的熱淚盈眶，足以證明，人性化、接地氣的創作方式是能夠得到廣大觀衆的認同的。儘管，一些不足和缺點不容忽視，但怎樣把這條路走下去，走得更好，更是中國電影人應該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