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當然,患者們還沒達到完全好轉的情況,不能把話說得太早,我們會根據疫情需要去工作,等武漢的整體情況可以控制住、本地醫療資源能夠解決問題的時候,我們纔會撤離。鄰牀就是患者的丈夫,同是新冠肺炎患者,看到妻子情況危急、醫生遲遲未用藥,一時情緒激動,徑直朝張健走了過來。

原標題:他們,在安靜的火線上穿梭

2020年1月23日,張健第一次用手機拍下了“全副武裝”的自己。他是中國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簡稱“中國醫大一院”)重症醫學科的住院醫師,當時正要參與救治一名瀋陽的新冠肺炎確診患者。

此後,中國醫大一院陸續派出多支醫療隊支援武漢。2月9日,張健加入院內第三批醫療隊,當晚,30名醫生、30名護士由中國醫大一院黨委書記王振寧帶隊,從瀋陽出發,抵達“風暴眼”武漢。

經過一個白天的準備,2月11日,醫療隊正式接管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附屬協和醫院西院(簡稱“武漢協和西院”)13樓東病區的50位病人。他們的工作是降低疫情病亡率的關鍵——在重症隔離病房,救治重症和危重症病人。

兩小時的賽跑

醫生們步伐很快,來往於17個病房和醫生辦公室之間,眼睛盯着患者、儀器上的參數,以及走廊上那塊滾動着呼叫信息的屏幕。

張健沒有心思計算每個班次自己要走動多少次。在重症隔離病房工作,就像在安靜的火線上穿梭。

醫療隊進駐的病區位於武漢協和西院的一棟大樓裏,整棟大樓因疫情需要經過了系統改造。

接班前的兩三個小時,張健就不再進食和飲水,這是進入隔離區的必要選擇。穿戴防護設備一般要花半個多小時,進了隔離區,就儘量不回頭。

厚重的防護設備、起霧的護目鏡,讓張健覺得自己像是在高原工作,有時會出現乏氧狀態。

“醫生一個班次6小時,鑑於護理強度大、暴露風險高,護士一個班次4小時。”張健對《瞭望東方週刊》介紹。

2月14日,張健與中國醫大一院麻醉科主治醫師王俊、心血管內科副主任醫師張心剛,以及武漢協和本院的醫生王曉靜,迎來了接管病區後的第三次合作。經過前兩次的磨合,這個臨時組隊的小組已有條不紊。

快速磨合是爲了應對可能隨時到來的危機。

當天交接班時,一名危重症患者病情告急——新冠肺炎導致了急性呼吸窘迫綜合徵,患者氧合指數持續下降,在上了呼吸機、吸入氧濃度達100%的情況下,病情仍未改善,指脈氧最低降到了72%。

診療方案靠微信交流,手機屏幕上的對話密集而緊迫。在病房外,治療組專家欒正剛、劉璠向王振寧彙報並提出“上ECMO治療”的建議。

ECMO即體外膜肺氧合,也稱“人工肺”。這種醫療急救技術創造過許多轉危爲安的奇蹟,但是,ECMO上機相當於一場手術,不僅考驗技術,也考驗配合。

“盡全力救治,做好ECMO治療的預案。”王振寧的話言簡意賅,前半句說給病房內,後半句說給病房外。

病房外,領隊、專家、護理領隊,進行着緊急人員集結和物資調動。病房內,一線值班醫生正調整着治療策略。

王俊的專長是麻醉,要通過對鎮靜鎮痛及肌松藥物劑量的調整,避免人機對抗,防止呼吸機與患者自主呼吸不協調而造成危害。鎮靜後,患者血壓下降,又通過應用血管活性藥物治療等來穩定病情。

指脈氧逐漸上升至96%——這是一個好現象,暫時不需要ECMO治療了。

實際上,病房外的ECMO團隊已集結待命,患者隨時可以上機,就連上機後的護士排班都安排好了。

患者從病危到病情平穩,只過去了兩個小時。

“雖然沒上ECMO,但患者病情穩定,一切的努力就值得。”張健說,“實際上,整個團隊中很多人之前都不熟悉,卻能在這麼短時間裏默契配合、快速準備,讓我很驚訝。”

意料之外的事件

“14號的白班,病房裏就像‘開鍋’一樣。”護士們不停呼叫醫生。張健說,“我們四人在病區裏走來走去,每個人都有活幹,剛回到辦公室把醫囑加上,馬上就去處理別的問題。”

重症和危重症患者多爲高齡,基礎病多,診療比單純的病毒性肺炎複雜。病區裏兩個相對年輕的患者則更加特殊:一名35歲的女性患有紅斑狼瘡,另一名40多歲的男性慢性腎功能不全,需要規律性透析。

這些情況,團隊在接管前已有所瞭解,尚能在診療指南的框架下有的放矢。但意料之外的事件則直接考驗着醫生的臨場判斷能力。

一名處於恢復期的64歲女性患者,在張健值班時突然出現呼吸困難。

張健趕到她的牀邊時,患者呼吸極度窘迫,嘴脣發紫,他一邊讓護士將雙鼻道吸氧改爲面罩吸氧,進行心電血氧監護,一邊篩查病因。

這時,患者忽然喪失意識。鄰牀就是患者的丈夫,同是新冠肺炎患者,看到妻子情況危急、醫生遲遲未用藥,一時情緒激動,徑直朝張健走了過來。

“你要冷靜一點,現在只有我能救她!”張健的話,鎮住了焦急的丈夫。

在無法聽診的狀態下,問和看是瞭解情況、明確病因的主要手段。仔細詢問過後,張健得知,患者剛剛去過衛生間,回來之後便喘不上氣。

“患者以前得過什麼別的病嗎?有過敏或哮喘嗎?心臟有沒有問題?”張健問。

“以前聞到農藥味喘不過氣來,休克過。”冷靜下來的丈夫說出了關鍵線索。

張健判斷患者是過敏性休克。搶救開始推進:腎上腺素、甲強龍靜推,快速擴容。同時請示上級醫師,完成氣管插管準備。有針對性的及時搶救讓患者逐漸好轉,恢復了意識,也避免了氣管插管這一有創治療。

完成搶救後,張健去查看了衛生間——原來患者對含氯消毒液過敏。回到辦公室,他才發現自己的手在隱隱顫抖。如果患者的丈夫和他有了肢體衝突,自己很有可能有暴露風險,患者也會失去救治機會。

“出了意外,醫生可能會受害,但患者是一定會受害的。”張健說,“能把她救過來是我很欣慰的事,患者甦醒之後,家屬也對我表示了歉意和感謝。”

在數萬名新冠肺炎患者中,任何小概率事件都有可能發生,這種時刻,對細節的關注和迅速的判斷,將決定診療成功與否。

對於醫患關係,張健對本刊記者說:“救治時我沒有及時解釋。新冠肺炎在武漢死亡率較高,家屬很焦慮,我非常明白他的想法。人與人之間出現誤會,互相迴避和針鋒相對都不是解決辦法,把話說開,相互理解、彼此接受纔是最好的。”

結束了“開鍋”一樣的白班後,張健迎來了自己的生日。他在朋友圈裏寫道:“無數次幻想過30歲會如何,沒想到今天到來得這般不同。”

重症隔離病房裏的高效運轉

科學的治療與患者的意志,是與新冠肺炎搏鬥時的左右手。

身處重症隔離病房,患者更易陷入恐懼與焦慮之中。“醫生除了第一時間去看患者,也要了解是病情真正有變化,還是心理因素造成了心因性不適。如果是心理問題,就需要我們勸慰。‘話療’在日常工作裏也佔了很大一部分時間。”張健說。

病毒性肺炎本身是一種自限性疾病,但對於基礎病較多的患者來說,感染帶來的問題不僅是肺炎,而是一觸即發的“系統性危機”,因此,這些患者格外需要精細化管理和密切治療。

進駐病區後,醫療隊需摸清每個患者的基本狀況,根據病情將患者分爲重症、危重症。在診療指南的指導下,專家負責總體統領,起“秤砣”作用,而主治醫師會制定治療方案,值班醫生在值班狀態下執行治療方案,保障患者安全。

另外,醫療隊採取分組值班制度與三級醫師查房制度相配合的手段,對病區患者進行管理,每個值班醫生除了要診治交接班患者,也要對自己所管牀位的患者進行精細化管理和診療。

張健所在的值班醫生小組裏,四個人各有所長。“值班時互相取長補短,有需要時挺身而出。”

需要氣管插管,王俊是第一人選;張心剛處理心衰、控制血壓更有經驗;張健在重症醫學科常常處理重症病毒性肺炎患者,接觸危重症較多;王曉靜熟悉所在地情況,同時可以幫助其他醫生儘快熟悉病區配機系統。

張健所在醫療隊於重症隔離病房裏的高效運轉,是全國馳援下武漢醫療一線的縮影。每支醫療隊管一個醫院病區的患者,進行“承包制”般的分工,這對於降低死亡率意義重大。

武漢已處於抗擊疫情的“大會戰”階段,此前醫療資源超負荷運轉的緊張局面,逐漸趨於緩和。僅在張健加入醫療隊那天,全國共有41架包機運送了約6000名醫護人員降落在武漢,僅在武漢協和西院,就有11支醫療隊前來支援。

“武漢的情況比我們來之前預想的好很多。城市雖然封閉,但整體有序,救治體系也建立起來了,我們一線的生活和醫療物資也有所保障。病房之外,在看不見的地方,很多人都在爲此努力。”張健說。

馳援武漢的不同醫療隊,也在交流着經驗。“大家的感受是,患者經過支持治療,有明顯好轉。”

讓張健感到欣慰的是,目前醫療隊接管的50位患者,還沒有不幸去世的,且有部分患者第一次核酸檢測轉陰,有望出院。他在瀋陽參與救治過的患者,也都痊癒出院了。

“我感覺可能還要在武漢待一個多月,這是一個比較樂觀的情況。當然,患者們還沒達到完全好轉的情況,不能把話說得太早,我們會根據疫情需要去工作,等武漢的整體情況可以控制住、本地醫療資源能夠解決問題的時候,我們纔會撤離。”張健說。

來源:瞭望東方週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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