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能使用中文爲幸

（節選）作者 | 余光中

我的中學時代在四川的鄉下度過，正是抗戰，儘管貧於物質，卻富於自然，裕於時光，稚小的我乃得以親近山水，且涵泳中國的文學。所以每次憶起童年，我都心存感慰。

高一那年，一位前清的拔貢來教我們國文。他是戴伯瓊先生，年已古稀，十足是川人慣稱的“老夫子”，舊學之好可以想見。冬天他來上課，步履緩慢，意態從容，常着長衫，戴黑帽，坐着講書。

至今我還記得他教周敦頤的《愛蓮說》，如何搖頭晃腦，用川腔吟誦，有金石之聲。這種老派的吟誦，隨情轉腔，一詠三嘆，無論是當衆朗誦或者獨自低吟，對於體味古文或詩詞的意境，最具感性的功效。

[拔貢：依清制科舉，每十二年由各省學政考選品學兼優的生員，保送入京，也就是貢入國子監，謂之拔貢。再經朝考及格，可充京官、知縣或教職。如此考選拔貢，每縣只取一人。]

有一次和同班的吳顯恕讀了孔稚珪的《北山移文》，佩服其文采之餘，對紛繁的典故似懂非懂，乃持以請教戴老夫子，也帶點好奇，有意考他一考。不料夫子一瞥題目，便把書合上，滔滔不絕，不但我們問的典故他如數家珍地詳予解答，就連沒有問的，他也一併加以講解，令我們佩服之至。

國文班上，限於課本，所讀畢竟有限，課外研修的師承則來自家庭。我的父母都算不上甚麼學者，但他們出身舊式家庭，文言底子照例不弱，至少文理是曉暢通達的。我一進中學，他們就認爲我應該讀點古文了，父親便開始教我魏徵的《諫太宗十思疏》，母親也在一旁幫腔。我不太喜歡這種文章，但感於雙親的諄諄指點，也就十分認真地學習。接下來是讀《留侯論》，雖然也是以知性爲主的議論文，卻淋漓恣肆，兼具生動而鏗鏘的感性，令我非常感動。

再下來便是《春夜宴桃李園序》、《弔古戰場文》、《與韓荊州書》、《陋室銘》等幾篇。我領悟漸深，興趣漸濃，甚至倒過來央求他們多教一些美文。起初他們不很願意，認爲我應該多讀一些載道的文章，但見我頗有進步，也真有興趣，便又教了《爲徐敬業討武曌[zhào]檄》、《滕王閣序》、《阿房宮賦》。

父母教我這些，每在講解之餘，各以自己的鄉音吟哦給我聽。父親誦的是閩南調，母親吟的是常州腔，古典的情操從鄉音深處召喚着我，對我都有異常的親切。就這麼，每晚就着搖曳的桐油燈光，一遍又一遍，有時低迴，有時高亢，我習誦着這些古文，忘情地讚歎駢文的工整典麗，散文的開闔自如。

這樣的反覆吟詠，潛心體會，對於真正進入古人的感情，去呼吸歷史，涵泳文化，最爲深刻、委婉。日後我在詩文之中展現的古典風格，正以桐油燈下的夜讀爲其源頭。爲此，我永遠感激父母當日的啓發。

後來父親又找來《古文筆法百篇》和《幼學瓊林》、《東萊博議》之類，抽教了一些。長夏的午後，喫罷綠豆湯，父親便躺在竹睡椅上，一卷接一卷地細覽他的《綱鑑易知錄》，一面嘆息盛衰之理，我則暢讀舊小說，尤其耽看《三國演義》、《西遊記》、《水滸傳》，甚至《封神榜》、《東周列國志》、《七俠五義》、《包公案》、《平山冷燕》等等也在閒觀之列，但看得最入神也最仔細的，是《三國演義》，連草船借箭那一段的《大霧迷江賦》也讀了好幾遍。至於《儒林外史》和《紅樓夢》，則要到進了大學才認真閱讀。

我一直認爲，不讀舊小說難謂中國的讀書人。“高眉”（high-brow）的古典文學固然是在詩文與史哲，但“低眉”（low-brow）的舊小說與民謠、地方戲之類，卻爲市井與江湖的文化所寄，上至騷人墨客，下至走卒販夫，廣爲雅俗共賞。

身爲中國人而不識關公、包公、武松、薛仁貴、孫悟空、林黛玉，是不可思議的。如果說莊、騷、李、杜、韓、柳、歐、蘇是古典之葩，則西遊、水滸、三國、紅樓正是民俗之根，有如圓規，缺其一腳必難成其圓。

五十年來，每逢獨處寂寞，例如異國的風朝雪夜，或是高速長途獨自駕車，便縱情朗吟“棄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亂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煩憂！”或是“長洪鬥落生跳波，輕舟南下如投梭，水師絕叫鳧[fú]雁起，亂石一線爭磋磨！”頓覺太白、東坡就在肘邊，一股豪氣上通唐宋。若是吟起更高古的“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意興就更加蒼涼了。

前年十月，我在英國六個城市巡迴誦詩。每次在朗誦自己作品六七首的英譯之後，我一定選一兩首中國古詩，先讀其英譯，然後朗吟原文。吟聲一斷，掌聲立起，反應之熱烈，從無例外。足見詩之朗誦具有超乎意義的感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