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孫無忌是袁公瑜“逼令自縊”的嗎？

長孫無忌是唐太宗文德皇后的兄長。他不僅與唐太宗是布衣之交，而且也是決定唐太宗登上帝位的玄武門事變的策劃者。

正因爲如此，長孫無忌極受唐太宗的信任。貞觀（627年—649年）年間，長孫無忌歷任左武侯大將軍、吏部尚書、尚書右僕射、司空、司徒、侍中、中書令，封趙國公，在凌煙閣功臣中位列第一。太宗臨終，任命長孫無忌爲顧命大臣。對唐高宗而言，長孫無忌不僅是他的親舅，又是他儲位的建言者和皇位的捍衛者。高宗即位後，長孫無忌權傾朝野，是皇帝頭上的皇帝。永徽年間（650年—655年），長孫無忌由於反對高宗立武則天爲皇后而成爲高宗的羈絆。不言而喻，長孫無忌的存在是阻擋高宗獨立自主地處理朝政的一道高大門檻。顯慶四年（659年），高宗以謀反罪將長孫無忌削爵流放黔州（治所在今重慶市彭水縣鬱山鎮）。五年，長孫無忌自縊而死。

對於長孫無忌之死，《舊唐書卷六十五•列傳第十五•長孫無忌傳》稱：顯慶四年（659年），“敬宗尋與吏部尚書李義府遣大理正袁公瑜就黔州重鞫無忌反狀，公瑜逼令自縊而死，籍沒其家。”而《資治通鑑·唐紀十六》“顯慶四年”條也說：秋，七月，“壬寅，命李勣、許敬宗、辛茂將與任雅相、盧承慶更共覆按無忌事。許敬宗又遣中書舍人袁公瑜等詣黔州，再鞫無忌反狀，至則逼無忌令自縊。”

長孫無忌是袁公瑜 “逼令自縊而死”的嗎？恐怕不一定。

第一，長孫無忌不一定死於顯慶四年。

據《舊唐書·韓瑗傳》：“（顯慶）四年，（韓瑗）卒官，年五十四。明年，長孫無忌死，敬宗等又奏瑗與無忌通謀，遣使殺之。”意思很明白，長孫無忌死於顯慶五年。另據《舊唐書·褚遂良傳》：“遂良卒後二歲餘，許敬宗、李義府奏言長孫無忌所構逆謀，並遂良扇動，乃追削官爵，子孫配流愛州。”褚遂良死於顯慶三年，“遂良卒後二歲餘”自然是顯慶五年。另外，《舊唐書》所說“敬宗尋與吏部尚書李義府遣大理正袁公瑜就黔州重鞫無忌反狀……”也有問題。據《資治通鑑·唐紀十六》：顯慶三年，“十一月，乙酉，貶正倫橫州刺史，義府普州（治所在今四川省安嶽縣）刺史。” 顯慶四年，“八月，壬子，以普州刺史李義府兼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這說明，顯慶四年七月，高宗“命李勣、許敬宗、辛茂將與任雅相、盧承慶更共覆按無忌事”時，李義府被貶普州還沒有被召回京，何以能參與其事？所以，長孫無忌應該卒於顯慶五年。

第二，沒有利益驅動，袁公瑜不會害人性命。

人犯罪是要有動機的。試想，沒有皇命，而且袁公瑜與長孫無忌也素無仇怨，逼他幹啥？何必要幹這缺德事？

第三，袁公瑜素以耿直聞名，恤刑無訟。

據狄仁傑撰書的《袁公瑜墓誌銘》：

君諱公瑜，陳郡扶樂（治所在今河南太康）人也……年十九調補唐文德皇后挽郎、授晉州司士，郡有事每命君奏焉。君音儀閒雅，聲動左右，唐文武皇帝（太宗李世民）嘆曰：“朕求通事舍人久矣，今乃得之。”時以寺獄未清，因授君大理司直……尋遷大理寺丞。宰劇有聲，恤刑無訟。人賴厥訓，朝廷嘉焉。遷都員外郎。

狄仁傑的人品是封建史家一致公認的。狄仁傑稱頌的袁公瑜，恐怕不會是一個酷吏吧？再說，狄仁傑又是在袁公瑜和長孫無忌作古的當朝說這些話的。也就是說，當時朝中沒有袁公瑜逼令長孫無忌自縊的任何流言。所以，完全可以相信，在沒有聖命的情況下，袁公瑜不會逼長孫無忌自縊。

第四，史書所稱袁公瑜此時的職務不統一。

兩《唐書•長孫無忌傳》都說“大理正袁公瑜”，而《資治通鑑·唐紀十六》則說“中書舍人袁公瑜”。可是，查《袁公瑜墓誌銘》，袁公瑜沒有擔任過大理正的職務。

第五，很可能朝廷“覆按無忌事”與無忌之死不在一年。

封建史家寫史爲了強化自己的觀點和追求轟動效應，有時會把兩件事經剪裁後合併到一起寫，雖然很雷人，但也會出現混亂。按照史書提供的以上史料，我們其實是可以這樣理解其順序和細節的：顯慶四年，高宗下詔，“命李勣、許敬宗、辛茂將與任雅相、盧承慶更共覆按無忌事”，袁公瑜等受命“詣黔州”，看望並聽取了長孫無忌的申訴，但維持原來的意見。第二年，也就是顯慶五年，最大的可能是，已經年邁的長孫無忌在孤獨中自然死亡；或者是，長孫無忌原以爲通過自己的再次申訴，會喚回高宗對他的恤憫，召他回京，但是過了一年依然沒有動靜，於是極度失望，遂自縊而死。

兩《唐書》，包括《資治通鑑》，在寫唐高宗——武則天時代的歷史時，錯誤之多，性質之嚴重，已經到了不能不懷疑他們能夠秉筆直書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