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這種迴歸是國家層面的戰略佈局,以往我們一向注重其愛國主義精神內涵的挖掘,但我覺得,在動員容國團回內地效力的時候,其決策過程很值得做更深入具體的研究,這對今天的中國體育改革具有相當的借鑑意義。容國團在第28屆世乒賽女團決賽中的排兵佈陣,是中國乒乓球這類經典戰例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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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房學峯

策劃/《乒乓世界》

圖片/本刊資料圖

“中國和日本相繼推出的乒乓球‘十二強’賽,具有強烈的復古意味。”

——當我這樣表達我的想法之時,受到了好幾位朋友的批判:分明是創新,你怎麼說是“復古”?

其實我這樣說有充分理由:“十二強”賽制,至今仍常被很多歐洲比賽採用,尤其是在排球、手球等大球項目的歐錦賽或者歐洲聯賽中。這種賽制起源於何時我沒做過研究,但我認爲它和基督教文明中的“耶穌十二門徒”情結有關。乒乓球的“歐洲十二強賽”是1971年創辦的,這兩年才改成單淘汰的“十六強賽”,今年的比賽,如果波爾不是在半決賽中3比4輸給奧恰洛夫的話,他將追平瓦爾德內爾7次冠軍的紀錄。

這個“創新還是‘復古’”的話題提示我們:

通常情況下,“創新”並不是空穴來風和異想天開,而是基於對前人成功經驗的繼承。而歷史經驗一旦具有經久不衰的意義,就會成爲遺產和文化傳承。

從容國團開始,乒乓球的中國故事也是這樣——它是體育版的“中國智慧”和“中國道路”,源遠流長、歷久彌新。

 快板的迴歸:國家戰略與體育成就

容國團的乒乓人生,像一部四樂章的交響曲,由“快板的迴歸、行板的奪冠、柔板的點睛、慢板的恨別”四部分組成。第一樂章的迴歸故事中,要點是國家戰略與體育成就之間那種“快板”式的關係。新中國體育最初的主旋律,是“爲了人民的健康和人民的國防”,那個時候,人們還看不到中國運動員在某個項目上取得世界冠軍的可能性。

但1952年發生的三件事,使乒乓球突然成爲最有可能贏得體育的國家成就的項目,分別擁有了亞洲舞臺、世界舞臺和舞臺上的演員。

第一件事是亞乒聯的成立,它接納中華全國體育總會爲會員,跟中國第一次舉行全國乒乓球比賽是同一天,賽後組建的中國乒乓球隊,是繼籃排足球之後的第四支國家隊。

第二件事是那年在印度孟買舉行的第19屆世乒賽,日本隊贏得了男子單打、男子雙打、女子團體和女子雙打冠軍,而兩年後的世乒賽,將在對新中國友好的羅馬尼亞舉行。

第三件事是香港男隊在世乒賽後的雙邊比賽中7比2戰勝日本隊,港隊出場的三位主力選手是姜永寧、傅其芳和薛緒初(他的胞弟薛偉初,後來是中國乒乓球隊的風雲人物之一),他們三人都在當年的世乒賽上進入了男子單打前十六名。

1955年全國第一屆乒乓冠軍賽1955年全國第一屆乒乓冠軍賽

國家對競技體育成就的迫切需要,使小小乒乓球與體育的國家意志、國家戰略發生了直接關係,姜永寧和傅其芳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回到內地的——新加坡拒絕發放簽證,使中國隊缺席了第一屆亞錦賽,但以姜永寧和傅其芳爲主力的香港隊,贏得了男子項目的全部金牌,完勝剛剛贏得世錦賽冠軍、以最強陣容參賽的日本隊。

但只有姜永寧和傅其芳的中國隊仍然沒得到世界冠軍,1957年斯德哥爾摩世乒賽,他倆雖然幫助中國男隊獲得團體銅牌,但在半決賽時以1比5負於日本隊。

世乒賽結束後,日本隊訪問香港,容國團兩次擊敗當時已經獲得了8個世界冠軍的荻村伊智朗。9月,香港乒乓球總會組成港澳聯隊(當時澳門的乒乓球水平也不錯,獲得過亞錦賽的女團冠軍)訪問北京,受到了極高規格的接待,賀龍元帥設家宴款待容國團等人,兩個月之後,容國團回到內地。

我不知道在哪裏能找到更詳盡的歷史材料,但“乒壇三英”的迴歸特別是容國團的迴歸,顯然是國家層面的戰略佈局,是爲了贏得國家體育成就而進行的特殊人才引進。類似這樣的情況,其實在今天的中國體育界仍然在發生,並且成爲“新型舉國體制”的組成部分。

1956年參加23屆世乒賽隊員1956年參加23屆世乒賽隊員

行板的奪冠:個體英雄與團隊榮譽

容國團故事的第二樂章是優雅的如歌行板。“乒壇三英”對中國乒乓球的貢獻是巨大的,特別是創造歷史的容國團。但中國乒乓球文化的精髓之一,在於個體榮譽與團隊榮譽的統一,即使在60年前也是這樣。

在某種意義上,如果中國選手不能在1959年世乒賽上獲得世界冠軍的話,那將是一個相當大的悲劇,因爲中國選手在男單八強中佔據了四席、男雙八強中佔據了三席(容國團是和他的單打決賽對手、匈牙利的西多以“跨國組合”的方式參加雙打比賽的),但在四分之一決賽中,七個席位輸掉了六個——包括徐寅生在《關於如何打乒乓球》中講到的痛定思痛的一場雙打比賽。

也就是說,容國團的那場決賽,對整個中國隊來說,更像是一場必須贏得的決賽。正是在這場比賽中,可以看到1.0版的“人生能有幾次搏”——

1958年春容國團閒時與隊友對弈1958年春容國團閒時與隊友對弈

進入前八名之後,容國團的三場比賽都是在先失一局的情況下反敗爲勝的,他的決賽對手西多雖然是老牌世界冠軍,但他最艱苦的比賽卻是四分之一決賽和半決賽,比賽過程驚人相似:四分之一決賽,容國團的對手是剛淘汰了李仁蘇的別爾切克(就是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作爲匈牙利隊主教練和中國隊聯袂演出了不少精彩故事的那個別爾切克),前四局戰平後,第五局的比分是21:5;半決賽,容國團的對手是剛淘汰了楊瑞華的邁爾斯(他逝世時被《紐約時報》稱爲“美國有史以來最偉大的乒乓球運動員”,他和楊瑞華在中美“乒乓外交”時代在上海打了一場友誼賽,以誰也不願意贏球而載入乒壇史冊),前四局戰平後,第五局的比分是21:8。

這種終點前的絕殺,能讓人想起容國團爲中國男團鎖定第一個世界冠軍時的那場比賽,它是“人生能有幾次搏”的2.0版——

比賽中的容國團比賽中的容國團

我始終覺得,有必要在一些比賽中“復古”當年那種九盤五勝的男團賽制,它有很獨特的觀賞價值,其中之一,就是容國團第三次出場時面對的情景:隊友各得兩分、自己一分未得,對手則和自己一樣兩戰皆北。換言之,如果贏了將再次創造歷史,如果輸了,容國團將同時成爲中國隊以及那場比賽中表現最差的選手。

想必容國團正是從自己這樣的經歷中,才提煉出了“人生能有幾次搏”的至理!

總之,多特蒙德的男單決賽和北京男團決賽的最後一盤,容國團的成功與他精湛的技藝和拼搏精神有關,同時,也是中國乒乓球整體實力提升的結果,更是今天人們常說的“凝心聚力”的結果。

在中國乒乓球的歷史上,這種“凝心聚力效應”曾經導致過很多奇蹟產生,個人奮鬥和團隊精神的完美結合,每每是創造歷史的充分必要條件。

柔板的點睛:中國智慧與統帥才能

容國團乒乓人生的第三樂章,是他作爲教練員率領女隊贏得團體冠軍的故事,這是一個四兩撥千斤式的柔板樂章。

今天看來,這個故事的旋律裏其實有兩個“主導動機”:第一個“主導動機”發生在思想、觀念、精神層面,就是徐寅生那篇講話引領的思想昇華;第二個“主導動機”發生在技術、戰術和臨場指揮層面,就是妙用削球手的“畫龍點睛”——這是一個立體的“中國智慧”故事,同時具有思想的意義和技術的意義。

在中國乒乓球運動的歷史上,每個年代的總教練或主教練都屬於團隊的統帥人物,他們取得的成就具有三個主要共性——

一是他們的人格魅力與指揮才能。從當年的容國團、徐寅生、李富榮,到後來的蔡振華、劉國樑,他們率隊時的威信都和其個體的人格魅力有關。所有體育項目都是這樣,教練員的人格魅力和其指揮才能、帶隊成績之間是成正比的。

二是他們的認知能力與思想水平。對乒乓球技戰術的深刻認知和對世界格局、對手實力的思考判斷,是每一代教練取得成功的另一個關鍵。容國團在第28屆世乒賽女團決賽中的排兵佈陣,是中國乒乓球這類經典戰例的開始。

三是團隊文化與歷史傳承。我很想把中國乒乓球歷史上的衆多經典戰例,分成“實力型經典”“、策略型經典”和“搏殺型經典”:實力型經典”是樊振東贏得“十二強”冠軍、莊則棟三連冠的那種;“策略型經典”是28屆世乒賽的林慧卿鄭敏之、43屆世乒賽的丁松那種;而“搏殺型經典”則以容國團的男單和男團冠軍爲代表。而中國乒乓球強大的文化基因就在於:每一次新經典的產生,都同時是傳承和發展、同時是“復古”和創新。

眼下,中國乒乓球面對的挑戰之一來自年輕的日本選手,而據我觀察:張本智和伊藤美誠他們衝擊中國選手的方式,其實是升級版的“搏殺型經典”——今天的乒乓球運動,同時需要實力強大、策略得當、搏殺到位這三大制勝要素。

這三大要素,恰好是從容國團開始積累的財富,其中的“搏殺”財富尤爲重要。中國乒乓球在新的挑戰面前,格外需要重溫這種拼搏精神。

  慢板的謝世:歷史研究與未來發展

從1958年回到內地,到1968年含冤辭世,容國團爲中國乒乓球奮鬥了十年多時間,正所謂“十年生死兩茫茫”。他人生的最後一個樂章,因此似一個悲傷的慢板。

今天的中國既然躬逢盛世,“盛世修史”就非常有必要。在容國團的故事裏,我就覺得上世紀50年代的迴歸故事很值得研究。這種迴歸是國家層面的戰略佈局,以往我們一向注重其愛國主義精神內涵的挖掘,但我覺得,在動員容國團回內地效力的時候,其決策過程很值得做更深入具體的研究,這對今天的中國體育改革具有相當的借鑑意義。

歷史研究的一個重要原則,是不要割裂歷史,並且需要努力發現歷史與現實之間的關聯。中國乒乓球現在面臨的格局,就和容國團年代有相似之處——

日本在世乒賽歷史上獲得過48塊金牌,其中半數是在1952年到1959年之間獲得的,乒乓球的世界冠軍是日本戰後最重要的體育成就之一。而其成就的頂點,正是容國團獲得男單金牌的1959年,當時日本隊獲得了7塊金牌裏的6塊,從中日兩國民族情感的角度看,容國團的金牌因此多了一分獨特的破冰意義。而在今天,日本在東京奧運會上從中國隊手裏奪走哪怕一塊金牌的慾望,和當年中國隊要從日本隊手裏奪走金牌的慾望是一樣的。

更重要的相似之處,是乒乓球因爲中國的緣故,會重新成爲一項具有世界級影響力的體育運動——

本文開頭談到的“歐洲十二強賽”誕生於1971年,那時因爲“乒乓外交”,乒乓球第一次成爲一項具有世界影響力的運動。而在今天,隨着中國經濟和社會的發展與國際話語權的提升,以及中國在全球體育市場中擁有的龐大力量,使乒乓球有望作爲中國文化的代表、象徵、符號,在世界上產生更大影響。體育的世界從來不是一成不變的,曾經的時尚運動乒乓球,在予以嶄新包裝之後未必不能成爲未來的時尚運動。

在容國團首奪世界冠軍60週年之際,上述的溫故知新顯然有現實意義。

——選自2019年第4期

《乒乓世界》紀念中國首奪世界冠軍60週年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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