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一本厚重的书，每一个人都是其中的字符。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亲爱的祖国用70年的时间，从积贫积弱走向繁荣富强。这段历程，离不开每一个中国人的努力，离不开每一个“平凡的人们”的付出。这其中，又有无数“平凡的爱情”为其点缀着星光。他们用半个世纪的努力，将黑发熬成银丝，写下与共和国同成长的篇章……

9月29日，复旦大学举行2019年敬老节庆祝大会，表彰先进，纪念金婚，引导离退休教职工在新时代、新征程发挥正能量，献礼新中国成立70周年。今年是复旦连续第二年开展金婚纪念活动，据统计，本年度学校有74对结婚50年整的金婚夫妇，其中32对夫妇来到大会现场，举行一场跨越时空的集体金婚纪念。

用四对“金婚”夫妇的故事来向你诉说，即便是平凡的爱情，也值得铭记。他们的精神，他们的品质，依然能给青年们带来一些历久弥新的东西。

在他们看来，爱是多样的，它是一种承诺，许下誓言，携手相伴，从黑发到白头；它是一种执着，信守着初心时刻，凝视对方的眼神一如从前的柔和；爱，它也是家国情怀，为了建设祖国，远度关山，不惧时空阻隔，你与我，心连心……

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我爱我的祖国，我也爱你！

六十年前擦肩而过，五十年前许下承诺

金邦秋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退休副教授

王爱琴上海市鲁迅高级中学退休高级语文教师

“老金啊，我觉得我们俩真的很幸运了。”王爱琴时常将这句话挂在嘴边，“我们结婚的日子是9月30日，第二天就是国庆二十周年，人生的大喜日子与祖国的生日碰在一起，真的感到荣幸。”

“我们的缘分啊，来得比二十周年国庆更早。”金邦秋解释，直到结婚以后，他们才得知，早在1959年十周年国庆时，两人就已经在人民广场擦肩而过了。

当时，上海各界群众汇聚人民广场，举行新中国成立10周年游行纪念活动。王爱琴是手拿鲜花的红领巾方队一员，金邦秋则是身穿戎装的海军方队成员。

“我们那时候根本就不认识，后来说起这件事，都觉得非常巧合。”王爱琴感慨，“我们不会过什么结婚纪念日，但因为与国庆相连，总能感受到每一年的微妙变化。”金邦秋是哲学系教授，撰写了不少书籍。在电脑尚未普及时，书稿都依靠金邦秋手写，在他定稿后，王爱琴又在夜里帮他誊抄一遍。直到有了电脑，加上两人退休后时间也更加充裕，誊抄的事务才少了一些。“生活变得好了，我们也一下子就老了。”

翻开复旦大学退管会为两位老人制作的金婚纪念册，两人从黑发到银丝，半个世纪的岁月在他们身上留下了痕迹。但想起这些时光，虽然生活曲曲折折，但不乏甜蜜的回忆。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喜庆时刻，回顾五十年前许下相守承诺的日子，对未来也更加充满期盼，那就是：两人身体健康，祖国繁荣富强。

为教育献言献计，给家人千里传书

王增藩：复旦大学退休研究员、苏步青原秘书

孙淑琴：复旦大学保卫处原办公室主任

五十年前的春天，王增藩和孙淑琴这两位党员走到了一起。风风雨雨五十年，他们见证了改革开放，见证了国家逐渐走向富强。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有近三分之一的时间，王增藩都在外地出差。作为苏步青老校长的秘书，每次人大、政协开会，王增藩都随着苏步青老校长一同赴北京，要处理各类事务，有时候也会帮忙献言献计，写一点纪要。当时的通讯不太方便，苏步青老校长等上海代表团的成员到达北京后，经由饭店打电话到复旦大学校长办公室，告知领导：苏老和王增藩已经平安到达北京。“他啊，从来不会给我一个电话。”孙淑琴笑道，“那时候最方便的就是写信了，所以啊，别看他好像不顾家，却写了一封长信，始终牵挂着我们。”在王增藩的家信里，根据事情的紧要情况，分门别类地写好，让孙淑琴在家里按照顺序去办。他的解释是，孙淑琴性子急，一忙起来，不分先后。虽然远在北京，可他的心仍然牵挂着家人。后来，王增藩可能是因为过度劳累生了场大病。休养了一段时间，逐渐康复，这时候，苏老又要到北京开会，问他：“小王啊，你能不能……”王增藩明白，苏老欲言又止，一方面是担心他的身体，一方面也是希望他能一起陪同去北京。王增藩坚定地说：“只要苏老需要，我随时待命。”就这样，王增藩当了23年苏步青老校长的秘书。

“不抱怨他，那是假话。”孙淑琴说，“可一想到他在外开会，是为了国家事务，为了教育系统的建设，也就逐渐释然了。”在外人看来，王增藩“不顾家”，却不知他始终对家人有所牵挂。在北京的会议里，王增藩见证了教师节的设立，见证了九年义务教育的政策推行，在他退休后，又撰写了大量与教育研究有关的文章，用他自己的方式，为祖国继续奉献……

风雨同舟，为医疗事业添砖加瓦

江忆芳：复旦大学护理学院退休讲师

吴熙曾：上海沪东造船厂退休高级工程师

在社区里，江忆芳是“大名人”。她是上海市首批“结婚登记特邀颁证师”，和丈夫吴熙曾被评为上海市十佳伉俪，更是连续五年被评为“五好家庭”……

今年，是江忆芳与吴熙曾结婚的第50个年头。两人经由亲戚介绍，一见面就“合了眼缘”，在1969年登记结婚。婚后的生活简单朴素，幸福忙碌。江忆芳在儿科医院非常忙，工作经常需要“三班倒”，吴熙曾在造船厂时常需要出差。两人的生活聚少离多，虽有摩擦，但夫妇彼此相互体谅，共同维持。

蜜月旅行（摄于无锡太湖）

1972年，国家的巡回医疗计划需要江忆芳前往江西宜春地区的农村医疗点服务一整年。当时的条件十分艰苦，寄一封信给吴熙曾都要一周以上才能收到，加上女儿才一岁出头，江忆芳始终牵挂着，到达江西后，她又因水土不服等原因生病了足足三四个月。这段日子里，她从不跟家人抱怨过，更没打过退堂鼓。她看见，当时的人民公社缺医少药，医生人手严重不足，江忆芳被深深地触动了，“我希望尽可能地多做一点事情。”

“她是个性子很倔的人，既然去了，就要尽可能做到最好。”吴熙曾说，这些事情自己也是后来才知道的。

现在，农村医疗的设施水平也变得越来越好，江忆芳对此深有感触。看见祖国在这些时间变得越来越富强，她越发感到荣幸，在这段历程中，自己也为祖国成长的大厦添砖加瓦，奉献了绵薄的力量。

因为这样认真、负责的态度。哪怕退休后，江忆芳也依旧是个大忙人，她是研究小儿佝偻病的儿科专家，街坊邻里、亲朋好友家的孩子若上门问询，她总是及时沟通并予以答复，尽可能提供有效的治疗方案，她会一直追踪，确保对方痊愈后才彻底放下这事情。吴熙曾的表现则是默默支持，他烧得一手好菜，退休后便担负起了家里的“买汰烧”工作，夫妇二人分工配合，琴瑟合璧。

毅然援藏，为国家建设贡献力量

徐君毅复旦大学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退休教授

余琦上海市钟山中学退休教师

1967年，徐君毅和余琦经人介绍相识，两年后，他们正式结婚。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他们结婚50周年。50年的风风雨雨，他们一路携手走来。

两人的生活平淡寻常，直到1978年底有了重大变化。当时，复旦大学计算机系有一个援藏名额，他在和余琦商议后，毅然决定援藏。经过报名，体检等程序，徐君毅通过了筛选条件。

“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一定要做几件有意义的事情。”徐君毅说道。

虽然不舍，余琦还是支持丈夫的决定。哪怕此后两人异地相隔4000多公里。

接下来的两年，徐君毅在西藏师范学院（现西藏大学）教书。当地环境恶劣，他是复旦援藏团队的负责人，也是上海第三批援藏教师的总领队，为了让大家吃得更好，他带领团队开创性种起了蔬菜。援藏的日子里，通讯不便，两人只能通过书信沟通，每次书信来回要三个星期，时间虽长，但从未断过。

1980年，徐君毅归沪，余琦亲自去车站接他，但是在归沪团队中怎么也认不出徐君毅。“人特别瘦，已经完全变了样子。”余琦回忆道。

援藏归来后，徐君毅顾不上休息，又立刻投入到复旦大学计算机系的建设中去，担任计算机系常务副主任，日常工作繁重和忙碌，此时余琦任教于钟山中学，几乎承担了所有的家务活，除此之外，她还要照顾孩子。“我这辈子最感谢的就是她的付出，不管是在援藏还是主管计算机系工作时，都是靠她一个人撑起了这个家。”

值得高兴的是，1987年，两人的儿子考上了复旦大学，之后也组建了属于自己的幸福家庭。

“结婚50年，我们见证了社会与国家的变化，物质越来越丰富，我们生活条件也在不断改善。”50年里，他们教书育人，桃李满天下，“我们很珍惜现在的生活。”

退休以后，徐君毅才有了“回报”余琦为家庭付出的机会。她身体不好，徐君毅每天都把各种药配好，放在药瓶的盖子里给她，20年来从未间断。而由于当年的援藏经历，徐君毅的心脏也留下了问题，余琦也要照顾他。夫妻二人就这样相互关心，相互帮助，共同克服困难。

“多少人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辰，爱慕你的美丽，假意或真心，只有一个人爱你虔诚的灵魂，爱你衰老了的脸上痛苦的皱纹。”

平淡的爱情，流淌在似水一般的故事里，缓缓融入时光，融入建设祖国的峥嵘岁月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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