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一名人文學科的研究者來說，閱讀文獻是門必備的基本功。但是面對年代久遠、甚至是來自遙遠的異國他鄉的文獻，我們真的讀懂了嗎？我們是否曲解了書寫者的意思？劍橋學派代表人物昆廷·斯金納以馬基雅維利《君主論》中著名的獅子與狐狸的比喻爲例，爲我們講解了如何運用“歷史語境主義”方法走進文本，走進書寫者的思想世界。

對於斯金納教授的學術貢獻，國內學界並不陌生。他是享譽世界的思想史家、歷史學家、劍橋學派三大師之一。他在思想史方法論研究、歐洲近代思想研究，尤其是馬基雅維裏和霍布斯研究等方面都有卓越的貢獻。由他所倡導的“歷史語境主義”業已成爲近幾十年來思想史研究中最具影響力的研究方法之一。斯金納教授的主要著作如《現代政治思想的基礎》《馬基雅維利》《國家與公民》《霍布斯與共和主義自由》《政治的視野》以及主編的多部文集已經被譯爲中文，在國內學術界有廣泛影響。

昆廷·斯金納（Quentin Skinner）

此次斯金納在北大的講座及座談展示了他幾十年來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的主要成果和最新思考。這些講座及座談生動地闡釋了歷史語境主義方法論，並以歷史語境主義爲基礎分析了他一直關注的兩個重要觀念：其一是國家，其二是自由。

關於歷史語境主義方法論，學術界介紹頗多。斯金納教授對傳統的觀念史研究提出系統性批判，並將語言哲學中的“語言-行動”理論引入歷史學研究，形成了“語境主義”研究方法。這一方法克服了傳統思想史研究中“文本中心主義”弊病，通過對歷史語境的精細梳理揭示思想家的意圖，真正實現了思想史研究的歷史性，極大地推進了思想史研究方法的更新。

《現代政治思想的基礎》（The Foundations of Modern Political Thought，1978）

不過，身臨其境聆聽他的演講，又有一番不同於讀書的味道。筆者2012年參加在日本千葉舉行的“劍橋學派時刻”會議時曾領略過劍橋學派學者生動展示語境主義的風範。當時，劍橋大學學者Raymond Guess曾用一個例子解釋劍橋學派的語境主義方法：英國駐美國大使在回憶錄中記載，英國首相布萊爾訪問美國之前，英國和美國的一批政府官員曾多次討論與訪問相關的事宜。一天，美國國防部副部長沃爾福威茨向英國的官員們提及當時正在討論中的建立歐盟軍隊問題。沃爾福威茨表示，“UK must be careful”。Guess分析道，如果不考慮語境，“UK must be careful”可能表達不同的意圖，可以是善意的建議或誠懇的提醒。但是，如果將這句話置於適當的語境中，考慮到沃爾福威茨作爲美國著名新保守主義鷹派人物對歐盟軍隊的強硬反對態度，那麼他說的“UK must be careful”就不是一種建議，而應該被理解爲一種對英國的威脅：英國必須遠離歐盟軍，否則後果相當嚴重。

保羅·沃爾福威茨，前美國國防部副部長，小布什陣營中著名鷹派人物之一

不錯，“意圖”對於理解文本固然十分重要，誠如斯金納所言，“找回意圖是最重要的詮釋任務”，但如何準確地理解文本作者的“意圖”，並非易事。劍橋學派方法最引人入勝之處也許是通過“語境”理解意圖。斯金納在訪談中解釋了這種語境分析的具體方法。他認爲，將文本置於語境中理解，有互相關聯的三個步驟：第一，我們首先應當確定，文本所關注的政治與社會問題是什麼。特定社會的政治生活本身爲政治思想家設定了問題，使得某些議題成爲需要關注的問題，成爲主要的辯論課題。第二，文本作者在展開論證時訴諸的思想資源是什麼。第三，文本在某種辯論光譜中所佔據的位置，即文本對那個時代的政治作出了何種介入（intervention）。

斯金納作爲一位十分優秀的老師，能夠將極爲複雜的方法論問題深入淺出地娓娓道來，讓聽衆立即理解他的意涵。在這幾次講座中，他舉出的兩個例子生動地展示了這種語境主義分析方法。

在他的演講第一講，講到方法論時。他舉出馬基雅維利《君主論》中著名的獅子與狐狸的比喻爲例：

“讓我們以馬基雅維利的政治理論爲例。在他最著名的作品《君主論》的第18章，馬基雅維利告訴我們，如果你想要保持權力，並且實現偉大的政治目標，你就應當效法獅子與狐狸。根據傳統的解釋方法，這段話就是馬基雅維利所表達的信念，因此我們要做的就是解釋這個隱喻，即政治事業的成功依賴於暴力與欺詐。”

“若想保持權力，既需要做可以防禦陷阱的狐狸，又要做可以抵抗豺狼的獅子。”

對於斯金納而言，這種從字面意義理解文本的方法並不夠。正確的方法是將文本置於特定的語境中。根據斯金納的分析，馬基雅維利的《君主論》屬於文藝復興時期廣泛流行的一種文體，即君主寶鑑（book of advice to princes）。而在這一領域，文藝復興時期的作家們廣泛地受到古典作品的影響，尤其是西塞羅的影響。西塞羅在《論責任》中告訴我們，要保持政治權力，就需要擁有virtus，西塞羅筆下的virtus包括勇敢、明智以及正義。西塞羅在《論責任》中分析了兩種不正義的行爲，其一是暴力，其二是欺詐，兩者都不值得人去效仿，因爲第一種屬於獅子，第二種屬於狐狸。藉助這樣的語境分析，就可以看到，馬基雅維利並不僅僅是在陳述自己的信念，他同時也在引用西塞羅，質疑與諷刺傳統的主張，反駁人文主義政治理論的標準觀點，從而提出對政治德性的新的解釋。

這裏的關鍵點在於，馬基雅維利的文本不只是在陳述自己的信念，同時是在介入（intervention）當時的政治辯論。根據斯金納的觀點，在解釋文本時，最富有成果的方法不是專注於作者確認了什麼信念，而是把作者看作是在介入不斷進行的社會辯論之中。“所有的哲學文本，不管它們有多麼抽象，都是一種論戰性的介入，都是在參與當時存在的辯論。因此在哲學與意識形態之間並沒有一種絕對的分別。其次，如果所有哲學文本都是一種朝向公共領域的社會行動，那麼我們最終得到的不是某個個別作家的文本，而是話語（discourse），要理解其中一個文本就必須同時理解其他所有文本。”

斯金納的語境主義闡釋方式不僅適用於通常意義上的哲學文本，而且也適用於寬泛意義上的文本，如繪畫。斯金納第三場講座“圖繪國家”通過分析霍布斯《論公民》和《利維坦》兩部著作中的卷首圖，形象地展示了霍布斯的國家觀念。

根據斯金納的解釋，西方傳統在論辯中有運用修辭方法的習慣。不過，到了藝復興時期，隨着印刷術的興起，一種新的方法，即繪畫變成“一種極爲有力而令人印象深刻的呈現觀念的形式”。

以這種語境爲背景，斯金納頗爲細緻地分析了霍布斯於1642年發表的拉丁文版《論公民》以及於1651年英文版《利維坦》兩部著作的卷首圖。他強調，兩部作品都有意義豐富且精妙絕倫的卷首圖。這些圖“最好地展現了兩本著作複雜的政治觀點。”

霍布斯於1642年發表的拉丁文版《論公民》卷首圖

斯金納分析的重點是《利維坦》卷首圖所表達的政治哲學涵義。爲了達到這一目的，他仔細地比較了《利維坦》和《論公民》兩幅卷首圖的佈局安排與構成要素。尤爲重要的是，他對那些可能影響了《論公民》與《利維坦》卷首圖的繪畫作品作了分析，諸如丟勒（Dürer）、克拉納赫（Cranach the Elder）與布魯蓋爾（Breugel the Elder）所繪的末日審判圖、文藝復興時期博洛尼亞人阿基勒·波齊（Achille Bocci）於1574年創作的寓意畫書本《符號議題》（Symbolic Questions）、切薩雷·瑞巴（Cesare Ripa）1611年的作品《圖像學》（Iconologia）以及流行於16世紀末17世紀初的人形地圖（anthropomorphic map）等。所有這些繪畫構成斯金納所謂的“思想資源”。通過對這些思想資源的分析，斯金納得以令人信服地展示霍布斯《利維坦》及《論公民》卷首圖中諸多要素的含義。這些分析構成分析霍布斯卷首圖所貢獻的“介入”部分的解讀。

通過如此細膩的分析，斯金納從《利維坦》卷首圖挖掘出霍布斯政治哲學所傳遞的核心要素：這些要素包括關於自然狀態是戰爭狀態的描述、關於社會契約的制定以及主權者人格的形成，當然，也包括利維坦作爲活着的上帝的想象。斯金納用這樣的描述來解讀作爲《利維坦》卷首圖核心的一個三角圖所展示的國家想象：

霍布斯於1651年發表的英文版《利維坦》卷首圖

“霍布斯展現的利維坦手中所執的利劍與牧杖形成了對角的強烈視覺標誌（圖18）。如果我們沿着這個假設繼續向前，把對角延長，我們就能畫出一個三角形，包圍了巨人和整個插圖。……但霍布斯那個縈繞在圖畫中的三角形要傳達出什麼樣的國家觀念呢？首先，非常重要的是，我們應該將國家視爲上帝。國家只是霍布斯所言的由人組成的‘有朽的上帝’，但儘管如此，他在第17章中說道，這是一個處於不朽的上帝之下的有朽者，我們的和平與安全都歸功於它。第二，霍布斯確證道，與不朽的上帝一樣，國家這個有朽的上帝是由三個位格組成的統一體。一個是國家首領/主權者的人格，無論男女——在圖畫中呈現爲男性，一個是雜衆的人格，雜衆經由他們同意被代表的行動轉換爲一個單一人格，他們授權主權者以他們的名義言說與行動，一個是聖靈一般的人格。如霍布斯所說，這個人格是由雜衆對主權者的服從行動創造的，是一個由主權者代表的人格，也就是國家的擬製人格。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是上帝傳達給我們的對待國家應有的態度，按霍布斯的話說，應該心存敬畏。這種態度也恰恰在畫中的人格看待政治體的方式中展現出來。”

斯金納教授以如此細膩的方式展示劍橋學派的歷史語境主義方法，確實令人感佩。治思想史能夠達到如此境地，何愁不理解文本的“意圖”！

在介紹了語境主義方法論的基礎上，斯金納在幾次演講中以馬基雅維利、霍布斯爲例，闡釋了在劍橋學派中至關重要的兩個觀念：國家的觀念與自由的觀念。

關於國家問題，斯金納在演講和座談中多次抱怨近代以來的政治理論忽略了國家問題的重要性。他甚至將這一點視作當代政治理論危機的基本特徵。

斯金納對國家問題有頗爲獨特的理解。如果把他在這次演講中的觀點和此前著述和演講中的觀點結合起來，可以大致勾勒出斯金納的國家觀念。斯金納拒絕接受韋伯式的將國家視作一種獨特機構（institution）的觀點。他強調，國家不同於政府。他以譜系學的方法勾勒出近代以來出現的三種國家觀念。其一是絕對主義的國家觀（absolute theory of state），體現在布丹的著作中。其二是，民權主義的國家觀（populist theory of the state）。這兩種國家觀的共同特徵是未能區分主權者和國家人格。第三種國家觀是以霍布斯爲代表的國家觀。霍布斯的偉大貢獻是提出了授權與“代表”的概念，人民通過訂立社會契約，創造出兩個原本在自然狀態下不存在的人格：一是作爲人民之代表的虛擬人格，即主權者；二是主權者的虛擬人格所代表的國家人格。

斯金納曾在其他場合講過，絕對主義與民權主義的國家觀在今天只剩下歷史價值，而霍布斯的虛擬國家觀則仍然有重要的現實意義。一方面，虛擬國家觀賦予國家極爲重要的價值，認定國家乃是一個擁有人造永恒生命的人格；另一方面，虛擬國家觀強調國家和主權行使者的區分，強調主權者地位不論如何崇高，終究不過是一授權代表而已，其行爲只有在爲國家人格的利益服務時才具有正當性。這種既強調國家重要性又堅持主權者權力代表性的觀點體現了現代政治的本質特徵。

與國家相關的另一個概念是自由。在北大的講演中，特別是在“霍布斯及其批評者：自由與國家”演講中，斯金納運用尼采的譜系學方法，勾勒出英語傳統中自由概念的不同類型。霍布斯的自由概念構成近代以來自由主義自由觀的基礎，也就是以賽亞·伯林所強調的消極自由。根據霍布斯的概念，個人在國家中欲享有公民自由，必須有力量去行動，以追求特定的選項（或至少其替代方案），而且在行使力量時不受外力的干涉。但是，這種消極自由概念顯然無法涵蓋所有阻礙自由的因素。斯金納舉出穆勒的《論自由》爲例。在《論自由》中，穆勒不僅注意到對自由的外在干涉，而且注意到對自由的內在阻礙，譬如激情、非本真性（inauthenticity）以及虛假意識（false consciousness）。所謂非本真性，穆勒指的是那種“心靈本身被束縛於枷鎖之下”的狀態。譬如，“英國人以爲自己是自由的，但他們寧願選擇合乎習俗的東西而不選擇自己的偏好，直到他們除合乎習俗的東西之外壓根不再有任何偏好。”順着穆勒的思路，後來以格林爲代表的一批新自由主義者受到黑格爾主義的影響，倡導所謂積極自由。根據這種自由觀，自由不是免於干涉，而是按照自由人的方式去行動。只有按照某一特定方式行動，人們纔是自由的。伯林在《自由的兩種概念》中曾將這種積極自由和極權主義統治聯繫在一起。斯金納贊成的既不是消極自由，也不是積極自由，而是第三種自由，即共和主義自由。這種自由導源於羅馬法，在文藝復興時期經馬基雅維利復活，並在英國內戰時期的共和主義思想家那裏進一步豐富。這種新羅馬的自由觀念強調，自由並非“沒有干涉”，而是“沒有依賴關係”，不受他人“支配”。按照這個觀點，唯有在共和國裏，纔可能免於專斷意志的支配，享有公民自由；只有不受帝國或其他外部強權的控制，擺脫殖民地處境，纔可能享有自由。也正是基於這種新羅馬的自由觀念，纔可能論證婦女的平等權利以及弱勢羣體在社會中的公平地位。

約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

斯金納在演講以及與教師、學生座談時，不時會涉及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另一個派別，即施特勞斯學派。應該說，施特勞斯學派在英國及歐洲學術界的影響頗爲有限，但在中國學術界的影響卻非同凡響。斯金納在幾次演講回答提問以及在幾次座談中，都直接或隱含地對施特勞斯學派作出評論。

斯金納承認施特勞斯學派在文本解讀方面的傑出貢獻，“任何研習思想史的人都無疑在一點上受益於施特勞斯，即他認爲西方哲學家們存在一系列經典文本，我們都應該熟讀，並且他始終堅持認爲這些文本應該得到非常仔細的研究，這當然是正確的。”不過，斯金納強調，施特勞斯學派文本主義方法的最大問題是將文本作爲作者信念的表達，而忽略了文本的歷史語境。而較好的文本解讀方法應該是，“如果我們尋求對這些文本的歷史理解，那麼任務之一便是努力將文本置於一個語境（context）中，讓我們能夠理解它們爲什麼寫成於那個時間，它們爲何有那樣的主題，它們何故會出現。這些是需要解決的各種問題。施特勞斯學派對這些問題不感興趣，他認爲文本就在那裏，文本需要解讀。”

列奧·施特勞斯（Leo Strauss）

由於施特勞斯學派不注重文本的語境主義解讀，斯金納對施特勞斯著作的學術價值頗有質疑。譬如，斯金納對施特勞斯關於馬基雅維利的著作評價不高。他甚至認爲施特勞斯寫一本關於馬基雅維利的書是不明智的，因爲他完全不懂意大利語。一切都是翻譯過來的，而翻譯在當時很糟糕。所以，這部馬基雅維利專著不是一本適當的學術作品。

唯一進入斯金納法眼的施特勞斯著作是《霍布斯的政治哲學》。斯金納稱之爲一部十分精彩的著作，精彩之處在於，它“是一本劍橋學派式的著作”。施特勞斯是最早研究霍布斯手稿的學者之一。施特勞斯從中發現霍布斯在貴族家庭中擔任家庭教師時的教學內容，從而發現霍布斯與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文化有深厚的關係。這種關係影響了霍布斯分析美德的方式、思考自然法的方式，並影響了他的公民哲學（Civil Philosophy）。斯金納認爲，施特勞斯的霍布斯著作以及稍早一些時期滕尼斯的霍布斯著作樹立了霍布斯研究的典範。他詼諧地說道，如果施特勞斯的學術貢獻到此爲止，我會非常欽佩施特勞斯。

除了方法論上的不同外，斯金納也對施特勞斯學派強烈的反現代主義立場持批評態度。在他看來，施特勞斯沿襲了從尼采、海德格爾以來的德國反現代性哲學傳統，拒斥個人主義、權利理論、現代國家等現代主義觀念。“他那本最著名的書《自然權利與歷史》，是對西方的巨大攻擊。”

《自然權利與歷史》（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 1953）

此外，斯金納也強烈批評施特勞斯學派所謂“隱祕寫作”的說法。他注意到，“施特勞斯專注於這樣一個觀念，偉大的經典是寫給精英的，而且含有一個隱微的信息，這個信息只提供給精英而不是別人。如果沒有領悟到這個隱微的信息，我們就不能理解這個文本。”斯金納並不認爲這是一個接近西方思想經典的有益方式。原因在於，“大多數的站在經典之列的作家，儘管施特勞斯並不同意，都明顯是無畏地表達自己想法的人。霍布斯、斯賓諾莎、盧梭、馬克思等與社會高度對立的作家，完全不是間接寫作的人，對自己的寫作和事業有着難以置信的熱情。”“所以我向來不能同意祕密寫作，從來沒有發現它作爲一個一般的說法是令人信服的，我從來沒有覺得它可以幫助我們理解經典。”

誠然，斯金納作爲一個英國式的具有紳士風度的學者，在言及施特勞斯學派時儘量用一種紳士式的語言。但是，就劍橋學派而言，他們對施特勞斯學派應該說充滿惡感。記得筆者2012年在日本參加“劍橋學派時刻”學術會議時，參加會議的不少劍橋學派的代表人物直接或間接表達過對施特勞斯學派的批評。爲了和施特勞斯學派相對比，一些劍橋學派的成員，如約翰·鄧恩（John Dunn）、伊思凡·洪特（Istvan Hont）等甚至否認存在一個“劍橋學派”。他們聲稱，所謂“劍橋學派”並不是一個排他的、類似宗教教派式的派別，而只是一些志同道合的“優秀歷史學者”形成的學術共同體。在他們看來，施特勞斯學派可以真正被稱作是一個學派。該學派有祖師爺、有虔誠的徒子徒孫，有隱祕的語言與隱祕的政治目標。他們以一種傲慢的方式顯示自己對隱祕語言的熟練掌握，對任何未能掌握並運用隱祕語言的同行嗤之以鼻。在這些劍橋學派的學者看來，施特勞斯學派這種類似幫派的行爲方式和傲慢、封閉的心態是與劍橋學派的旨趣格格不入的。

短短兩週的訪問，斯金納留給北大、留給中國思想史研究領域極爲寶貴的學術與思想財富。我們期待他對語境主義細緻入微的解釋能夠對我國學術界研究西方思想史、比較思想史、乃至中國思想史有所啓迪，期待更多的思想史研究能夠通過深入細緻的歷史語境分析解讀思想史文本的真實意涵，儘管這並不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情。

（本文轉載自《讀書》2018年第10期，收入昆廷·斯金納：《國家與自由》，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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