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一生學貫東西，可一生中沒有一張文憑，視文憑如廢紙，著名的國學大師鄭天挺先生稱他是“教授的教授”，著名歷史學家傅斯年說：“陳先生的學問近三百年來一人而已。”大師吳宓稱他是“全中國最博學之人”等等。

著名歷史學家傅斯年說：“陳先生的學問近三百年來一人而已。”

名家吳宓說：“宓於民國八年在美國哈佛大學得識陳寅恪。當時即驚其博學，而服其卓識，馳書國內諸友謂：‘閤中西新舊各種學問而統論之，吾必以寅恪爲全中國最博學之人。’今時閱十五、六載，行歷三洲，廣交當世之士，吾仍堅持此言，且喜衆之同於吾言。寅恪雖系吾友而實吾師。”

胡適在1937年2月22日的日記中稱：“寅恪治史學，當然是今日最淵博、最有識見、最能用材料的人。”

梁啓超也很尊重他，曾經謙虛地向人介紹：“陳先生的學問勝過我。

著名教育家高陽在《錦瑟詳解》一文中言：“我作考證，師法陳寅恪先生，以窮極源流爲尚。”

自視甚高的劉文典認爲真正的教授只有“兩個半”，陳寅恪便是其中的一個，他自己只能算半個。

著名歷史教授姚從吾說：“陳寅恪先生爲教授，則我們只能當一名小助教而已。

他是中國現代最負盛名的歷史學家、古典文學研究家、語言學家——清華百年曆史上，四大哲人之一，另外三位是葉企孫、潘光旦、梅貽貽。被學界尊爲“中國最後一位鴻儒通才。”

1890年7月3日清晨陳寅恪在長沙呱呱墜地。

陳寅恪是其父陳三立繼室俞明詩所生的第二子，陳氏門堂三代世家，祖父陳寶箴官拜湖南巡撫，其父陳三立爲詩文名家，是晚清著名的四公子之一。其長兄是著名畫家陳衡恪（師曾）。陳寅恪夫人唐筲，也出於名門，是臺灣巡撫唐景崧的孫女。

1898年，陳家發生了一件大事。戊戌變法失敗，慈禧垂簾聽政，陳寶箴父子因在湖南率先變法，被朝廷革職，“永不敘用”。陳寶箴便帶着全家返回祖籍南昌。陳三立從此遠離政治，一心寄情於詩詞。這是陳家之大禍，卻是寅恪之大幸。

在父親教育影響下，他遍讀典籍，十來歲時便已能出口成章。1902年，陳寅恪才12歲，陳三立就將他送到了日本，求學於著名的巢鴨弘文學院。1905年，陳寅恪因患足疾，遂回國治療，後考入上海復旦公學。復旦公學是新式學堂，相當於今之高中。在這裏，陳寅恪掌握了德語法語。1909年，陳寅恪自復旦公學畢業後，開始了長達十六年的西洋遊學之旅。

陳寅恪十歲不到，就目睹了一代世家如夢般消失。他到晚年還有詩寫道：“家國舊情迷紙上，興亡遺恨照燈前”。衰敗之痛和興亡之嘆，是陳寅恪心中的永遠的憂傷。

萬里獨步成絕學，世間再無陳寅恪。陳寅恪是中國文化史上的一座聳入雲端的高峯，被譽爲近現代最博學的人。

1919年，吳宓在哈佛剛剛認識陳寅恪時，就宣稱：“吾必以寅恪爲全中國最博學之人。”日本史學權威白鳥庫吉亦稱陳寅恪爲中國最博學的人。1938年白鳥庫吉研究中亞史遇到疑難問題，向德、奧知名學者求助，未能解決，柏林大學乃推薦陳寅恪。他向寅恪請教後，纔得到滿意解答。前蘇聯考古學家發掘一突厥文碑石，無人能辨識，請教寅恪後，終於得到準確破譯。摘節《劉繼興讀史》：

陳寅恪是一位怪才，他遊學西方二十三年，“奔走東西洋數萬裏”，足跡所至有日本、德國、美國、法國、瑞士等國，先後就讀於德國柏林大學、瑞士蘇黎士大學、法國巴黎高等政治學校、美國哈佛大學等著名學府，但未曾獲得一個學位。因爲文憑在他眼裏，不過是一張廢紙而已。

留學期間，陳寅恪學習並掌握了蒙、藏、滿、日、梵、英、法、德和巴利、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臘等十幾種語言，尤以梵文和巴利文特精。文字是研究史學的工具，陳寅恪國學基礎深厚，又大量吸取西方文化，故其見解，多爲國內外學人所推重，學問深不可測，獨步成絕學，在二十世紀中國學術史上空前絕後。

1925年起，陳寅恪與王國維、梁啓超、趙元任一道成爲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四大導師。當時的清華國學研究院是非常有名的高級學術機構，不論後來的有志者如何想重建這樣的機構，實際上誰也沒有重建起來。

在“四大導師”這樣的名師面前，培養了很多了不起的第一流學人。趙萬里、徐中舒、姜亮夫、劉盼遂等後來的大學者，都是當時國學研究院的高才生。他們在這裏的學習生活非常愉快，師生之間，如沐春風。陳寅恪曾經寫過一副對聯給他的學生，說他們是“南海聖人再傳弟子；大清皇帝同學少年”。

說國學研究院的學生是南海聖人的再傳弟子，是因爲梁啓超的老師是康有爲，而康有爲有“南海聖人”之稱，既然是梁啓超的學生，不就是南海聖人的再傳弟子嗎？而王國維是溥儀的老師，你們現在也是王先生的學生，豈不就跟溥儀是同學嗎？同學一聽高興得不得了。

最重要的是，陳寅恪講課，從不拾別人牙慧。他曾言：“前人講過的，我不講；近人講過的，我不講；外國人講過的，我不講；我自己過去講過的，也不講。現在只講未曾有人講過的。”因而，陳寅恪上課的教室，總是坐得滿滿的，一半是學生，一半是慕名而來的老師，就連朱自清、馮友蘭、吳宓那樣的名教授也一堂不漏地聽他上課，人稱他是“教授中的教授”。

陳寅恪先生一生追求真理，崇尚學術自由。和他同爲清華大學國學院“四大導師”之一的王國維因生命困惑而投湖自盡後，陳寅恪親自爲王國維撰寫碑文：“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章，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先生以一死見其獨立自由之意志，非所於一人之恩怨，一姓之興亡”。陳寅恪和王國維一樣，以生命捍衛了思想的奔放與學術的自由。他一生從未寫過一篇媚俗的文章，從未無感而發地去“遵命”寫作。這是中國文人學者最可寶貴的性格。

說到感情，比起徐志摩等人，陳寅恪的愛情故事似乎乏八卦可陳。在讀書界流傳的各種有關國學大師的段子中，與浪漫沾點邊的也就是陳寅恪關於“娶老婆”的一些言論了：“學德不如人，此實吾之大恥；娶妻不如人，又何恥之有？”“娶妻僅生涯中之一事，小之又小者耳。輕描淡寫，得便了之可也。”在他看來，如果志向不在學術和事業上，而一心只求得嬌妻美妾，是很愚蠢的事情。

雖如此，但當愛情來臨之時，書呆子也不是全然無動於衷的，他也會像所有陷入愛情的人一樣而滿心歡喜。

1926年，陳寅恪從國外遊學歸來到清華任教時，已經36歲大齡了，尚未成家，也沒有任何戀愛經歷。其父陳三立從好言催促，到厲聲警告“爾若不娶，吾即代爾聘定。”陳寅恪只好請求父親寬限時日。

一次閒談中，同事偶然提到曾在一位女教師家中，看到牆上懸掛的詩幅末尾署名“南注生”，他不知“南注生”是何人，特向陳寅恪請教。陳寅恪略顯喫驚，沉吟一會兒說：“此人定是灌陽唐公景嵩的孫女，住在何處？我要去登門拜訪。”

南注生便是唐景嵩的別號，他的《請纓日記》，陳寅恪早已讀過，每次讀來，都熱血沸騰，對唐景嵩也仰慕已久。陳寅恪當即決定冒昧登門拜訪這位女教師——當時在北京女子師範大學擔任體育教師的唐景嵩的孫女唐篔。

出身於書香門第的唐篔，從小飽讀詩書，能詩會畫，能唱會跳，是當時有名的才女。才子才女相見，情投意合，相見恨晚。1928年，他們締結了偕老之約。此時，陳寅恪三十八歲，唐篔三十歲。

陳寅恪與唐篔結婚後十年，生下三女：陳流求、陳小彭、陳美延。“流求”“小彭”，取自琉球、澎湖島名，都與《馬關條約》中割臺條款有關。可見陳寅恪骨子裏流淌着深沉的家國情懷。

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後的22天，日軍逼近清華園車站，北平即將不保。此時，陳寅恪父親陳三立已85歲。這位在夢裏狂呼“殺日本人”的老人，眼見無力無天，立馬開始絕食。五天後，他滿含悲憤，撒手西去。

陳寅恪正忙着爲父親辦理喪事，日本憲兵隊卻送來了請柬，邀請其到憲兵司令部做客。當時，日本人對外承諾：“留下來教學，保證豐厚年金。”作爲教授，像陳寅恪，可以有保姆、有廚師、有車伕，還可配兩文書，生活既舒適又體面。但陳寅恪冷哼一聲，拂袖而去。

在爲父親守孝的49天裏，他常常斜臥在走廊藤椅上，雙眼圓睜，一言不發。高度近視加悲慟過度，致使右眼視網膜剝離。醫生說：“必須儘快手術，否則將失明。”但做了手術，就需要相當時間休養。“一修養，就恐難逃出日本人之手。”於是陳寅恪放棄了治療，守孝期剛滿，他就偷潛出北平，直奔昆明西南聯大。

到達聯大後，陳寅恪右眼已失明。爲了教好學生，振興中華，他常常秉燭達旦，備課與寫作。燈光昏暗加上用眼過度，致使左眼也患上眼疾，只能微弱視物。

1939年，英國牛津大學致函陳寅恪，特聘他爲牛津大學漢學教授。這是300年來第一次由中國人擔當此任。陳寅恪接受了應聘，“順便到倫敦治眼睛”。要去英國，需借道香港。但萬萬沒想到，陳寅恪剛抵達香港，太平洋戰爭就爆發了，倫敦之行遂成泡影。

1941年底，國民政府派飛機抵達香港，以搶救困於香港的政府要員和學界名流。但孔祥熙夫人宋靄齡、二小姐孔令俊，爲把洋狗、香料和牀板等通通搬上飛機，竟率領幾十名保鏢阻止要員和名流登機，致使何香凝、陳寅恪等人被困香港。

日軍佔領香港後，設卡設障，陳寅恪一家想返內地已無可能，一天深夜，他們聽到撕心裂肺的哭聲。第二天得知，鄰樓五女生皆被日本兵強姦。唐篔立即給流求、小彭剪了短髮，再讓她倆穿上男裝扮成男孩子。然後含着眼淚，拿出一塊淺色布，用毛筆寫上家長姓名、親友地址，縫在四歲美延的罩衫大襟上，“怕萬一失散，盼好心人將她送還。”

陳寅恪一家就這樣過着擔驚受怕的日子。這樣的恐怖生活其實可以立馬結束，只要陳寅恪答應任何一個“小要求”。大漢奸汪精衛的老婆陳璧君，派人與一所大學校長前往陳家，要陳到上海等日佔區大學任教，被陳寅恪冷冷拒絕。

過去在清華任教時的同事錢稻孫，對陳寅恪許以每月千元的高薪，妄圖請他北上爲僞北大服務，又被陳寅恪冷冷拒絕。

日本駐香港總督出資20萬軍票，讓陳寅恪在香港籌辦東亞文化協會，同樣被陳寅恪冷冷拒絕。

威逼利誘不成，就拋糖衣炮彈。香港佔領軍司令知道陳家三日不炊後，立派憲兵隊給陳家送去多袋麪粉。但憲兵往屋裏搬，陳寅恪就往外拖，寧可典當衣物過活，寧可沒食物餓死，也不喫嗟來之食，也不爲五斗米折腰。

陳寅恪的愛國事蹟及危急處境，不脛而走，很快傳到內地。劉文典在西南聯大課堂上大聲疾呼：“陳先生若遭不幸，五十年內，不可能再有這種人才。”傅斯年等人四處奔走，籌集經費，後經中研院院長朱家驊打通各環節，陳寅恪一家才得以逃出香港，返回內地。

回到內地，陳寅恪立赴成都燕京大學任教。在燈光昏暗、警報不絕的情況下，他一邊教書一邊著書，完成多篇名作。學術沒盡頭，但他的眼睛卻走到了盡頭。

1944年12月12日，成都的清晨霧濃陰冷，陳寅恪睜開眼睛，卻發現什麼也看不見了。這時候，他想到的第一件事，竟是讓女兒去通知學生今天不能上課了。隨後一檢查——左眼視網膜脫落。陳寅恪仰天悲嘆：“天其廢我是耶非。”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後。陳寅恪再次奔赴倫敦治療眼疾。但因耽擱太久，雖經英醫開刀，也已迴天回力，雙目失明成定局。

1946年8月，陳寅恪重返清華時，已是盲人教授。校長梅貽琦勸他休養一陣子，陳寅恪不從：“不教書怎麼能叫教書匠？”梅貽琦不忍見失明的陳老來回奔波，便想了一個折中的辦法，讓學生到陳宅上課，陳寅恪應允。

每天上課，他便讓人先把要點寫在黑板上。然後坐到椅子上，閉眼或睜眼開始講課。他在課上叫學生朗讀課文，哪怕讀錯一個字，都必須重讀。再小的脫漏也逃不過他的耳朵，那些文章典籍就像長在他心裏一樣。

1949年前後，陳寅恪謝絕了一切關於移居海外的勸說，攜全家前往廣東嶺南大學，就是後來的中山大學，從此開始他最後二十年的嶺南生活。陳毅看望。陶鑄照顧。胡喬木、郭沫若、周揚過訪。許多重要人物到了廣州，總是以目睹陳氏風采爲榮，一慣狂橫的康生竟然被陳寅恪堵在門外。

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幾乎都在中山大學度過，失明與臏足的痛苦，並沒有消磨掉他噴薄欲出的創作才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兩篇著作，都是在這種情況下完成的。

1953年夏，陳寅恪病了一場。他讓歷史系的同學到中大圖書館爲他借回了一堆彈詞小說，其中有清代陳端生所作的《再生緣》。助手黃萱便在陳寅恪病中休養的那些日子爲他誦讀了這些彈詞小說。

於是，他那積蓄已久的生命感受終於找到了一個噴發口。他把生命情感體驗與感慨身世之浩嘆，全都傾瀉於陳端生身上，一篇意境氣象萬千、文采光芒四射的《論再生緣》誕生了。有趣的是，這篇氣如長虹、勢若飛瀑的佳作之創作過程，被陳寅恪謙虛地幽默爲“聊作無益之事，以遣有涯之生。”

柳如是緊隨陳端生步入陳寅恪的歷史之夢中。陳端生長於“承平之世”，柳如是活在動盪的時代；陳端生是深閨女子，柳如是則爲風流放蕩之，“不類閨房兒女”。活在盛世的陳端生憂傷而死，不爲世所容的柳如是因理想與人生倚托的消失而亡。陳、柳二人人生有異，但留給歷史的痛感卻相同。陳寅恪爲陳、柳而傷，也爲自己而傷。從1954年至1964年，足足十年時間，陳寅恪在跡近湮沒的歷史廢墟之中艱難地發掘。《柳如是別傳》全書八十餘萬字，此書猶如一堆需不停地添加燃料才能旺盛燃燒的火，耗盡了這位還有很多願望尚要去實現的老人的心血……

十年動亂期間，陳寅恪遭到殘酷折磨。

批判他的大字報鋪天蓋地，由大樓外一直糊到家房門，又從房門、牆上糊到衣櫃、牀頭。聽妻子唸完大字報，陳寅恪一聲長嘆：“我搞了一輩子學問，想不到落了個‘不學無術’的評語。”

一羣學生衝到樓下，要把陳老擡出去批鬥。所幸系主任劉節及時趕到：“我是他的學生，他身上有的毒，我身上都有，鬥我就行了！千萬別鬥他！”學生粗暴毆打劉節，還問他有何感受。劉節回答：“能夠代替老師來批鬥，我感到很光榮！”

陳寅恪曾預作輓夫人唐筲聯：“涕泣對牛衣，冊載都成腸斷史，廢殘難豹隱，九泉稍待眼枯人”。令人不忍卒讀。使他最傷心的是，他珍藏多年的大量書籍、詩文稿，多被洗劫。1969年10月7日，陳寅恪在廣州含恨離開人世。

在專業性上，陳寅恪乃三百年來一人而已。

在公共性上，陳寅恪有着深深的家國情懷。在獨立性上，陳寅恪有着桀驁的書生風骨。

所以說，陳寅恪不僅是做學問的標準，更是衡量知識分子的一個標杆。

陳寅恪死後，葬於廬山植物園。大畫家黃永玉在其墓前石頭上，手書了那句他最喜歡的話：“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泰戈爾有句名詩：天空不留痕跡，飛鳥已經掠過。

在知識分子市場化和犬儒化的今天，之所以重拾陳寅恪，就是想讓更多的人知道，曾經有一隻“飛鳥”，那麼震撼地掠過我們的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