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吴自牧在《梦梁录》中云：

“焚香点茶、挂画插花，

四般闲事，不适累家。”

焚香、烹茶、插花、挂画，

被文人雅士称之为“四艺”。

元人张贞居有散曲《水仙子》：

“归来重整旧生涯，潇洒柴桑处士家。草庵儿不用高和大，会清标岂在繁华？纸糊窗，柏木榻。挂一幅单条画，供一枝得意花，自烧香童子煎茶。”

把这四种雅艺的神韵呈于纸上。

“四艺”之中，

花事最为清雅，

而最具意境的当属

不受形式约束且清高脱俗的文人花。

文人爱花，

花又与精神之崇高相应，

正如君子自惜其才，

士人自珍其名。

文人插花，

源自唐宋，盛于元明，

讲究清新脱俗，不拘形式。

“插花”一词是今时之称呼，

在古代则称之为瓶花、瓶供。

沈复《闲情记趣》的初开句写道：

“余闲居，案头瓶花不绝”。

自古以来，瓶中供花，

是幽栖闲居时的赏心快事，

也是文人性情雅俗的体现。

花之事

古人爱花，

由此便产生了插花这门艺术。

插花，就是将花木剪裁插置在花器里，

欣赏花木姿容之美。

从唐代到五代，

是文人插花的发展期，

最早关心插花的文人，

从六朝开始，

有庾信、竹林七贤等人，

当时的插花，主张返璞归真，

宣泄胸中的文人逸气，杂花野草，

就地取材，信手拈来。

文人插花，

是以文学诗词之心，

观察自然，以花影人，

寓感万物，物我两忘时，

以花草为媒介，

宣泄胸中诗意，抒怀寄情。

文人插花，

从一枝花、一方木，

一角山、一汪水里，

细微处见宏大，

清浅中见深刻，

即成为了玩赏的幽栖逸事，

又是别具意蕴的心象之花。

花之器

“器可载道，花可明意”，

在文人插花中，

花器尤为重要。

正如《中国插花简史》所言：

“花器就像一方小天地，

容纳了山川、池沼、湖泊等景致，

提供了一个无限变化的空间。”

明代张丑的《瓶花谱》有云：

“铜器之可用插花者，

曰尊、曰瓶、曰觚、曰壶。

古人原用贮酒，今取以插花，极似和宜。

古铜瓶钵，入土年久，受土气深，

以之养花，花色鲜明如枝头，

开速而谢迟，或谢则就瓶结实，

陶器入土千年亦然……

春冬用铜，夏秋用瓷，因乎时也。

堂厦宜大，书室宜小，因乎地也。

贵瓷铜，贱金银，尚清雅也。”

文人插花的花器，

以瓶为主（古铜尤佳，陶瓶次之），

忌金银华丽；

以典稚、朴实、温润为要，

忌刺眼粗俗、勿太大或太小、勿形色繁褥；

以简明、实用、美观合乎自然本性为原则。

文人插花追求的摆设环境，

以朴实、雅致、简明、自然为意境，

最忌重装饰、花俏、人工、夸张等风格，

天然几案、藤床、笔砚等均是不可或缺的配件。

花之道

对文人插花来说，

形式反倒在其次，

而意蕴是至关重要的。

每一种花材、每一个造型、

每一处弯折，

都与文人的心境息息相关。

无外乎明代文学家袁宏道

在《瓶史》中写道：

“花妙在精神，精神人莫造，

寓意于物者，自得之。”

古代的儒士总是把哲思与花木、

与大自然相联系，

所以，

文人雅士常以花材影射人格。

如以梅之傲雪凌霜、兰之幽怀若谷、

竹之虚心有度、菊之玉洁冰清，

作为“四君子”；

或以傲骨铮铮的青松、高风亮节的竹、

刚强不屈的梅，

组成“岁寒三友”，

比拟文人雅士清高、孤洁的性格。

将花卉赋予花德，

以花寓意人伦教化，

成为文人插花的重心。

对花悟道，弄花修身。

自古爱花之人多平和淡然，

想来应是浸染了大自然的灵气吧！

文人插花善取舍，

多留白，讲究主次、疏密、

高低、扬抑的变化与平衡，

不争不抢，中和统一。

它师法自然，

不事雕琢，

轻描淡写中但见意境悠远。

或柔或刚，或繁或简，

或秀丽或苍古，

一束花在不同人的手中可以有无数种表达方式。

心与手应，思与境谐，

如此便可关照内在，亦能滋养身心。

愿你室有花香，禅意飘然。

一花一枝一瓶，真正的插花之美

抛却繁琐，回归自我

需要一颗真正宁静的心

去感受、去品味

在静寂中，澄明自我，清净身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