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雄城尋訪賀英犧牲地。

《永遠的豐碑》，《永遠的景仰》，記者面前擺着這樣兩本書，副題都是“追尋烈士犧牲地”。兩書出版時間隔了兩年，一個是2016年9月，一個是2018年9月。兩書內容有交叉，後者包含了前者，後者可以看做前者的修訂本、增補本。

 “之所以在短時間內進行了增補，是因爲感覺《永遠的豐碑》追尋的烈士太少了，後來加快了追尋步伐，覺得很有增補的必要。”作者姜雄城說。

100處烈士犧牲地，烈士496位，這是《永遠的景仰》一書的內容。涉及烈士的時間跨度是從1921年到1949年，第一位是廖仲愷，最後面的是重慶歌樂山松林坡大屍坑裏的27名烈士。

作者姜雄城，1953年生人，教授級高級工程師，先後畢業於哈爾濱建築工程學院、大連理工大學，曾在日本神奈川研修，曾擔任大連某大型企業董事長、黨委書記。這樣一位理工男、退休同志怎樣開始了尋找、考察烈士犧牲地的旅程，並著文寫書的呢？

姜先生說：“在擔任企業黨委書記後，從黨史、軍史、中國革命史中，瞭解了在白色恐怖的年代，無數革命先烈的臨終遺言，慷慨就義壯舉，深深地感染着我，強烈地震撼着我，使我萌發了去追尋烈士犧牲地的強烈願望。

退休後，姜先生有了充足的時間，得以不斷地去追尋烈士犧牲地。這樣用了近四年時間，追尋烈士犧牲地50處，285位烈士，有了第一本書《永遠的豐碑》。

姜先生總結了一些追尋的經驗：首先要提前做好功課，上網查找有紀念碑的烈士犧牲地，還要通過當地民政部門給以確認，特殊的地方還要有嚮導，計劃好路線，爭取出去一次追尋多個烈士。之後的兩年裏，他再次追尋烈士犧牲地50處，211位烈士。

但有些時候，還是幾經波折。比如追尋楊開慧烈士就義地，他就先後去了四次，主要原因是烈士就義地沒有紀念碑和說明。第一次出租司機說：“大概是芙蓉中路吧”。2013年他路過長沙，識字嶺那裏還是如故，一位老大爺說是這裏，但沒有權威部門的意見，還是不能寫。2017年3月份再去，還是老樣子。於是去了開慧社區，社區同志告訴他：“我們去了板倉楊開慧紀念館，館長說就義地就在識字嶺，目前正在做計劃對這裏進行重建，等11月份重建好了再通知您。”2017年11月末，姜先生正在寫相關烈士章節時，手機微信裏突然收到:楊開慧烈士就義處的重建照片。12月初，他直飛長沙，瞻仰了剛剛修葺好的“楊開慧烈士就義處紀念碑”，熱淚盈眶。

還有在大雨中追尋方誌敏烈士被捕地、毛澤覃烈士犧牲地的經歷，追思着烈士艱苦卓絕的鬥爭過程，都令人淚下。

追尋的道路也是艱辛的。追尋楊子榮犧牲地那次，他們就在密林裏從上午8點走到了下午3點多。追尋抗聯英雄犧牲地的時候，有時冒着酷暑在大片玉米地裏穿行；有時在原始森林與同伴走散，手機沒信號，同伴是一路呼喊着他的名字才找到他。

也有很多遺憾之感。比如追尋林祥謙烈士的就義地、電影《從奴隸到將軍》的原型羅炳輝將軍的逝世地等，都無功而返，所以未能寫到書裏。

當然也有不費工夫的意外之喜。1992年姜雄城去日本神奈川研修，幾位日本朋友說；“領你去看一個重要的地方，你一定感興趣”。下了車，來到了一座紀念碑前，走近一看是：紀念聶耳的紀念碑。日文的碑文主要內容是：聶耳在這個海域不幸遇難，以及對聶耳的評價和日中友好人士多次修建紀念碑的情況。那時候，姜先生還不到四十歲。

從第一本書出版開始，姜先生就陸續受到中小學校和街道社區的邀請，去做愛國主義宣講工作。如今第二本書剛剛出版，影響已經出現。

就在記者採訪他的前一天，姜先生接到了陝西省洛南縣縣委書記的工作電話。原來，《永遠的景仰》出版後，姜先生有點冒昧地給洛南縣縣委書記寫了一封信並寄去《永遠的景仰》一書，信中代轉了烈士唐澍（西北工農革命軍總指揮，1928年7月1日犧牲於陝西洛南縣碾子溝）殉節處紀念碑守護人劉勤娃老人的願望，希望政府能修一修瞻仰烈士的路和紀念碑。沒想到幾天後當地縣委書記就回了電話，說看了姜先生的書很受感動，這感動既來自書中所寫烈士的事蹟，也來自姜先生的情懷和堅持不懈的追尋，並表示：對於劉勤娃老人的願望，他們很重視，正在落實。

放下電話，姜先生也很受感動。他對記者說，今後繼續多多爲後代宣講革命烈士事蹟，讓更多的人牢記歷史，仍是他生活的主題。

  文、圖/張明春       《大連晚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