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闻先生仙逝时，正在一号线的地铁上，车厢里人很多、很挤、很吵闹；但听到这个消息后，仿佛神思游离出了人群，觉得世界一下子静止了，安静了许多。

初识先生是在小学时，父亲喜欢读书，尤以武侠类为最，家中有不少武侠小说，其中就有许多金庸先生的书。记的比较清楚的是有一个寒假，有整整一天，除了吃饭外，我都趴在床上读他的小说，那是自然是为情节吸引，不懂得更多的东西。再后来他的作品有许多被拍成电视剧，印象就更加深刻了，但是只停留在他是一个小说家的认知上。

后来偶然从《物道》上读到对先生的介绍，方觉先生的可敬可佩之处——他不仅写出了侠士，他本身就是一个侠士，直言不阿，敢说真话。敢说真话的人在中国没有几个，面对强权能不屈服的就更少了，而先生却从未为此折腰。

1955年2月的寒冬的一个夜晚，一个男子写完成了他小说的开头，在为起一个笔名而深思。看着窗外皎洁的月光，他突然灵光一现，把名字的最后一个字“镛”一分为二，是为金庸。从此以后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中国小说界有两位名号响当当的小说家——金庸古龙。这个人是谁呢？他就是查良镛。

出身名门－少有才华

金庸本名查良镛，生于江苏海宁。海宁自古有文脉，查家是这条文脉中显赫的一环，康熙曾为查家祠堂题：“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

查家家风儒厚，柔中有刚。

他爷爷查文清任江苏知县，次年发生“丹阳教案”，百姓发现西洋教会埋了数十具儿童尸首，其状残忍。他们怒烧天主教堂，引起一系列反洋教运动。当局迫于列强压力只能抓捕，查文清虽为知县，立场却非常鲜明：放走肇事百姓，扛下“纵逸”罪名。

查家重气节，有侠气。

初中毕业后，金庸进入浙江联高读书，有一天他写了一篇《阿丽丝漫游记》发在校园壁报上。写阿丽丝漫游联高遇到眼镜蛇，眼镜蛇毒舌喷射着毒液，恐吓着学生们：“如果...你活得不耐烦了，就叫你永远不能超生...如果...如果。”联高的学生知道这个“眼镜蛇”就是训育主任，因为他有句口头禅“如果...”，而且带着一副眼镜，非常不近人情。如果男同学和女同学走近一点，开除；如果同学们休息时间下围棋，没收。大家敢怒不敢言。金庸少年侠气，敢做敢言，为同学们出了一口气，但结果是，他被“退学”了。

时代选择了他，他也成就了时代，知识分子世家的金庸注定要拿起他的笔，去写这个时代的伤痛。

投身报界－光风霁月

毕业后的金庸，拿起笔，带着一身侠气和仗义进入了报界。1946年11月20日，金庸正式进入杭州《东南日报》。负责收听国际广播，然后翻译，再写成国际新闻。很是无趣，便选择了离开。

1947年秋，金庸击败了一百多名竞选者进入了《大公报》，后南下香港版《大公报》。《大公报》在晚清创办时，就以敢言立世，随时局几度易主。1926年被张季鸾、胡政之、吴鼎昌接办后，提出了“四不”方针：不党、不卖、不私、不盲。这样的精神传统在报界独树一帜。最初直笔敢言、骨气凛冽的《大公报》让金庸武功精进，他兢兢业业地修炼着。

但骨气如《大公报》，也有质变的一天。十年后，“大跃进”运动开始，虚、假、大、空的信息充斥着香港版《大公报》的头条。“全国六十五县市粮食增产指标提前十年到达”、“我国煤、钢产量十五年内定超英国”。金庸在内地见过实景，知道这些都是假的。他说道：“我离开那里，是因为不能发表反对错误路线的意见，这实在太违反我作为新闻工作者的本意。”道不同，不相为谋。1957年冬，金庸离开了。十年，质本洁来还洁去，金庸还是当年侠气凛然、直笔敢言的金庸。

侠之大者 为国为民

从《东南日报》到《大公报》，金庸终成独当一面的侠客。在融汇两段报馆经验后，中年的他创立《明报》，确定了鲜明的立场：“不左不右，绝对中立”。同时，编辑方针要中立客观、公正真实。金庸说道：“报纸不应该歪曲事实，应该讲真话，不好讲的可以不讲。”《明报》中立敢言是其一，心系民生更是它作为文人报纸的精髓。

三年困难时期，内地许多人逃往香港，1962年5月达到高潮。香港弹丸之地，承载不了，只能将人堵在深圳的梧桐山一带，他们遭受着生命的威胁。一直保持中立的《明报》本不愿报道。但记者们从前方带回来的眼泪，让金庸不能视如不见，即便得罪一些人，他也要真实报道这些苦难。

《明报》开始与其他大报抢新闻，这是金庸第一次勇立江湖潮头。金庸派遣了所有记者在前线采访、拍摄，甚至每天都送食品给难民，读者也受到感染，连日捐款。其他大报在这场无声硝烟中渐渐失声了，使得《明报》仅5月平均日销量就达到三万份。期间金庸写了篇标题为“火速！救命！”的社评，一下子赢得民心。……想到那些陷身于苦难中的同胞，谁都会感到恻然难过。我们极盼中共当局派人去救援，也极盼本港当局派人去救援。最宝贵的，是人的生命！最大的仁政，是救人性命！

如果要问，金庸笔下的侠是什么？我想应该就是：“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风云际变－英雄铩羽

1963年，中国有一个“核裤论”，就是当了裤子也要造核子。文人金庸并不十分赞成造核武器，于是大笔一挥，写了一篇社评：“......请问几枚袖珍原子弹，有何用处？还是让人民多做几条裤子穿吧！”

众媒体无不觉得核武器对于积弱的中国是一剂强心剂，但金庸看到了国家积贫的一面。他如此敢讲敢言，报业震动了，香港五大报纸群起围攻金庸。各大报纸指责他，“是毒蛇嘴里的玫瑰”，“坏人”，“伪善面孔”，“不是中国人”，但并没指名。

大侠金庸单挑五大报，连日又发了几篇社评，表明自己反对核试验的立场，矛盾的种子因此种下。文革爆发后，香港工人暴乱，金庸发社评表示同情工人，也表明要克制暴力。但这遭到了政治异己的笔讨。报纸上出现了一些这样的词语：“汉奸”、“走狗”、“卖国贼”，甚至还有一篇奇怪的文章：绿村电台《特种狗经》介绍最佳汉奸狗胆豺狼镛，是一只反骨阴湿恶狗

而这些所指向的人，便是金庸。但他远没有想到的是，除了这些侮辱，更危险的还在后面。

大时代激烈变幻，“查良镛”登上了暗杀名单。金庸在家收到了一个邮包炸弹，幸好被警察引爆，他只好暂避海外。逃得了和尚，逃不了庙，《明报》大楼经常受到异己捣乱。

在这样的境地里，金庸时常想到自己笔下的英雄，“虽然害怕，但不可卑怯退缩，以致被我书中的英雄们瞧不起。”在连续遭到精神侮辱，生命威胁后，他依旧不改初衷：“每一个阶段中，在坚持自己的主张时，都面对沉重的压力，有时甚至成为暗杀目标，生命受到威胁，但是非善恶既已明确，我决不屈服于无理的压力之下。”时人常感叹，金庸武侠世界里刀光剑影、风云变幻多么精彩，殊不知，金庸的报业人生亦不输他武侠的江湖。

金庸本人便说过：“写小说是副业，办报纸是主业”。人们记住的是他“气寒西北何人剑，声满东南几处箫”的风月江湖、是“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的铁血英雄、是“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的侠义风骨。

唯独很少有人记住“为国为民，侠肝义胆”的报人查良镛。金庸之所以是金庸，固然因为他塑造了一个美丽的武侠世界，但更多的，也是因为他为时代发出的声音。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小说”。他为中国人构建了一个如此庞大传奇的江湖世界，承载了我们如此多的梦想，在那个世界里，我们永远不必长大，永远充满浪漫和诗意。郭靖，黄蓉，杨过，萧峰，张无忌，令狐冲，任盈盈……这些书中虚构的角色，早已成为我们最熟悉不过的人，他们的形象如此真切，以至于那个世界仿佛一直在我们身边。侠客的恣意恩仇，江湖儿女的悲欢离合，家国民族的大义情怀，在那个世界尽情演绎，永远吸引着我们。如今，那个带给我们如此多快乐和美好的老人离去了，——就像他笔下的大侠们，他退出了江湖，但江湖将永远流传他的传说。斯人已乘黄鹤去，白云千载空悠悠。

金庸参加家族同乐会

金庸之后，再无金庸。曾经的辉煌和灿烂已经不为后辈所知，但我们依然沉迷过去，时间带走的不仅是他们，还有我辈往昔的回忆，也许有生之年再不能笑傲江湖，狭路相逢我们哀悼金庸、时光和自己。

笔者始终以为，民国那个时代是不同于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的，那个时代人的精神也是独具一格的，兼具千年东方传统文明之精华，又吸收了西方自由开放之风气，那个时代的大师们，身上是有着“国士”的精魂的，而这些无比重要的东西却在这个浮躁的时代里，早已经被我们渐渐忘记，这是可悲可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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