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聞先生仙逝時，正在一號線的地鐵上，車廂里人很多、很擠、很吵鬧；但聽到這個消息後，彷彿神思遊離出了人羣，覺得世界一下子靜止了，安靜了許多。

初識先生是在小學時，父親喜歡讀書，尤以武俠類爲最，家中有不少武俠小說，其中就有許多金庸先生的書。記的比較清楚的是有一個寒假，有整整一天，除了喫飯外，我都趴在牀上讀他的小說，那是自然是爲情節吸引，不懂得更多的東西。再後來他的作品有許多被拍成電視劇，印象就更加深刻了，但是隻停留在他是一個小說家的認知上。

後來偶然從《物道》上讀到對先生的介紹，方覺先生的可敬可佩之處——他不僅寫出了俠士，他本身就是一個俠士，直言不阿，敢說真話。敢說真話的人在中國沒有幾個，面對強權能不屈服的就更少了，而先生卻從未爲此折腰。

1955年2月的寒冬的一個夜晚，一個男子寫完成了他小說的開頭，在爲起一個筆名而深思。看着窗外皎潔的月光，他突然靈光一現，把名字的最後一個字“鏞”一分爲二，是爲金庸。從此以後越來越多的人知道，中國小說界有兩位名號響噹噹的小說家——金庸古龍。這個人是誰呢？他就是查良鏞。

出身名門－少有才華

金庸本名查良鏞，生於江蘇海寧。海寧自古有文脈，查家是這條文脈中顯赫的一環，康熙曾爲查家祠堂題：“唐宋以來巨族，江南有數人家”。

查家家風儒厚，柔中有剛。

他爺爺查文清任江蘇知縣，次年發生“丹陽教案”，百姓發現西洋教會埋了數十具兒童屍首，其狀殘忍。他們怒燒天主教堂，引起一系列反洋教運動。當局迫於列強壓力只能抓捕，查文清雖爲知縣，立場卻非常鮮明：放走肇事百姓，扛下“縱逸”罪名。

查家重氣節，有俠氣。

初中畢業後，金庸進入浙江聯高讀書，有一天他寫了一篇《阿麗絲漫遊記》發在校園壁報上。寫阿麗絲漫遊聯高遇到眼鏡蛇，眼鏡蛇毒舌噴射着毒液，恐嚇着學生們：“如果...你活得不耐煩了，就叫你永遠不能超生...如果...如果。”聯高的學生知道這個“眼鏡蛇”就是訓育主任，因爲他有句口頭禪“如果...”，而且帶着一副眼鏡，非常不近人情。如果男同學和女同學走近一點，開除；如果同學們休息時間下圍棋，沒收。大家敢怒不敢言。金庸少年俠氣，敢做敢言，爲同學們出了一口氣，但結果是，他被“退學”了。

時代選擇了他，他也成就了時代，知識分子世家的金庸註定要拿起他的筆，去寫這個時代的傷痛。

投身報界－光風霽月

畢業後的金庸，拿起筆，帶着一身俠氣和仗義進入了報界。1946年11月20日，金庸正式進入杭州《東南日報》。負責收聽國際廣播，然後翻譯，再寫成國際新聞。很是無趣，便選擇了離開。

1947年秋，金庸擊敗了一百多名競選者進入了《大公報》，後南下香港版《大公報》。《大公報》在晚清創辦時，就以敢言立世，隨時局幾度易主。1926年被張季鸞、胡政之、吳鼎昌接辦後，提出了“四不”方針：不黨、不賣、不私、不盲。這樣的精神傳統在報界獨樹一幟。最初直筆敢言、骨氣凜冽的《大公報》讓金庸武功精進，他兢兢業業地修煉着。

但骨氣如《大公報》，也有質變的一天。十年後，“大躍進”運動開始，虛、假、大、空的信息充斥着香港版《大公報》的頭條。“全國六十五縣市糧食增產指標提前十年到達”、“我國煤、鋼產量十五年內定超英國”。金庸在內地見過實景，知道這些都是假的。他說道：“我離開那裏，是因爲不能發表反對錯誤路線的意見，這實在太違反我作爲新聞工作者的本意。”道不同，不相爲謀。1957年冬，金庸離開了。十年，質本潔來還潔去，金庸還是當年俠氣凜然、直筆敢言的金庸。

俠之大者 爲國爲民

從《東南日報》到《大公報》，金庸終成獨當一面的俠客。在融匯兩段報館經驗後，中年的他創立《明報》，確定了鮮明的立場：“不左不右，絕對中立”。同時，編輯方針要中立客觀、公正真實。金庸說道：“報紙不應該歪曲事實，應該講真話，不好講的可以不講。”《明報》中立敢言是其一，心繫民生更是它作爲文人報紙的精髓。

三年困難時期，內地許多人逃往香港，1962年5月達到高潮。香港彈丸之地，承載不了，只能將人堵在深圳的梧桐山一帶，他們遭受着生命的威脅。一直保持中立的《明報》本不願報道。但記者們從前方帶回來的眼淚，讓金庸不能視如不見，即便得罪一些人，他也要真實報道這些苦難。

《明報》開始與其他大報搶新聞，這是金庸第一次勇立江湖潮頭。金庸派遣了所有記者在前線採訪、拍攝，甚至每天都送食品給難民，讀者也受到感染，連日捐款。其他大報在這場無聲硝煙中漸漸失聲了，使得《明報》僅5月平均日銷量就達到三萬份。期間金庸寫了篇標題爲“火速！救命！”的社評，一下子贏得民心。……想到那些陷身於苦難中的同胞，誰都會感到惻然難過。我們極盼中共當局派人去救援，也極盼本港當局派人去救援。最寶貴的，是人的生命！最大的仁政，是救人性命！

如果要問，金庸筆下的俠是什麼？我想應該就是：“俠之大者，爲國爲民。”

風雲際變－英雄鎩羽

1963年，中國有一個“核褲論”，就是當了褲子也要造核子。文人金庸並不十分贊成造核武器，於是大筆一揮，寫了一篇社評：“......請問幾枚袖珍原子彈，有何用處？還是讓人民多做幾條褲子穿吧！”

衆媒體無不覺得核武器對於積弱的中國是一劑強心劑，但金庸看到了國家積貧的一面。他如此敢講敢言，報業震動了，香港五大報紙羣起圍攻金庸。各大報紙指責他，“是毒蛇嘴裏的玫瑰”，“壞人”，“僞善面孔”，“不是中國人”，但並沒指名。

大俠金庸單挑五大報，連日又發了幾篇社評，表明自己反對核試驗的立場，矛盾的種子因此種下。文革爆發後，香港工人暴亂，金庸發社評表示同情工人，也表明要剋制暴力。但這遭到了政治異己的筆討。報紙上出現了一些這樣的詞語：“漢奸”、“走狗”、“賣國賊”，甚至還有一篇奇怪的文章：綠村電臺《特種狗經》介紹最佳漢奸狗膽豺狼鏞，是一隻反骨陰溼惡狗

而這些所指向的人，便是金庸。但他遠沒有想到的是，除了這些侮辱，更危險的還在後面。

大時代激烈變幻，“查良鏞”登上了暗殺名單。金庸在家收到了一個郵包炸彈，幸好被警察引爆，他只好暫避海外。逃得了和尚，逃不了廟，《明報》大樓經常受到異己搗亂。

在這樣的境地裏，金庸時常想到自己筆下的英雄，“雖然害怕，但不可卑怯退縮，以致被我書中的英雄們瞧不起。”在連續遭到精神侮辱，生命威脅後，他依舊不改初衷：“每一個階段中，在堅持自己的主張時，都面對沉重的壓力，有時甚至成爲暗殺目標，生命受到威脅，但是非善惡既已明確，我決不屈服於無理的壓力之下。”時人常感嘆，金庸武俠世界裏刀光劍影、風雲變幻多麼精彩，殊不知，金庸的報業人生亦不輸他武俠的江湖。

金庸本人便說過：“寫小說是副業，辦報紙是主業”。人們記住的是他“氣寒西北何人劍，聲滿東南幾處簫”的風月江湖、是“十步殺一人，千里不留行”的鐵血英雄、是“一點浩然氣，千里快哉風”的俠義風骨。

唯獨很少有人記住“爲國爲民，俠肝義膽”的報人查良鏞。金庸之所以是金庸，固然因爲他塑造了一個美麗的武俠世界，但更多的，也是因爲他爲時代發出的聲音。

“有華人的地方，就有金庸小說”。他爲中國人構建了一個如此龐大傳奇的江湖世界，承載了我們如此多的夢想，在那個世界裏，我們永遠不必長大，永遠充滿浪漫和詩意。郭靖，黃蓉，楊過，蕭峯，張無忌，令狐沖，任盈盈……這些書中虛構的角色，早已成爲我們最熟悉不過的人，他們的形象如此真切，以至於那個世界彷彿一直在我們身邊。俠客的恣意恩仇，江湖兒女的悲歡離合，家國民族的大義情懷，在那個世界盡情演繹，永遠吸引着我們。如今，那個帶給我們如此多快樂和美好的老人離去了，——就像他筆下的大俠們，他退出了江湖，但江湖將永遠流傳他的傳說。斯人已乘黃鶴去，白雲千載空悠悠。

金庸參加家族同樂會

金庸之後，再無金庸。曾經的輝煌和燦爛已經不爲後輩所知，但我們依然沉迷過去，時間帶走的不僅是他們，還有我輩往昔的回憶，也許有生之年再不能笑傲江湖，狹路相逢我們哀悼金庸、時光和自己。

筆者始終以爲，民國那個時代是不同於歷史上任何一個時代的，那個時代人的精神也是獨具一格的，兼具千年東方傳統文明之精華，又吸收了西方自由開放之風氣，那個時代的大師們，身上是有着“國士”的精魂的，而這些無比重要的東西卻在這個浮躁的時代裏，早已經被我們漸漸忘記，這是可悲可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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