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號病人”

令人談虎色變的艾滋病和北美可謂淵源深厚：這裏是第一例正式艾滋病感染案例的通報地（1981年6月6日，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也是第一種切實有效應對艾滋病療法（1995年，華裔美國籍科學家何大一“雞尾酒療法”）的誕生地。

長期以來，法裔加拿大人迪加（Gaetan Dugas）因爲系1981年6月6日第一例通報病例的“實名”患者，他也長期揹負着“北美艾滋病傳播第一人”的惡名（由於他是全球第一例被公佈名字的艾滋病患者，他甚至一度被稱作“全球第一個艾滋病人”、“零號艾滋病患者”。

直到2016年10月，《自然》（Nature Magazine）雜誌才披露了由基因專家、亞利桑那大學沃羅比（Michael Worobey）領銜團隊所獲得的研究結論，通過基因測序法研究1978至1979年採集的超過2000例美國男性血樣，從中獲得8例完整艾滋病毒基因序列，令人信服地表明艾滋病早在1970年左右就進入美國並開始傳播，最早的傳入渠道很可能是從加勒比海島國傳播到紐約等港口城市。

沃羅比指出，上述8例樣本中艾滋病病毒基因已發生高度變化，“其在美國的傳播不可能晚於20世紀70年代初，確切的時間可能爲1970-1971年”，而迪加的血樣“並無任何特別之處”，也就是說，他僅是湊巧被第一個公佈出名字的、當時衆多活躍在北美的艾滋病患者之一，並非真正的第一人。

而艾滋病進入中國的“帶路者”則很可能是一名北美人：1984年底，中科院院士曾毅通過血清檢測法證明，1982年艾滋病病毒就通過沿海口岸進入中國內地，1983年開始感染首批中國人，但並未透露輸入者國籍；1985年6月，一名外國籍艾滋病患者被確診爲艾滋病後死於北京協和醫院（併發症發作），一些資料稱，這名至今未公佈姓名的外籍人士系阿根廷人，但實際上他是美國人，爲來自阿根廷某大學的外籍交換生。

北美大流行與“垮了的一代”

事實上北美許多科學家和社會學家早就懷疑，艾滋病在北美的大流行很可能遠早於“零號病人”被發現的1981年。

上世紀60年代末，北美社會因“越戰綜合症”和歐洲“五月風暴”的綜合影響，產生了所謂“垮了的一代”（嬉皮士）生活方式，突出特點包括生活頹廢、性交紊亂、羣聚式吸毒和酗酒蔚然成風等等，並隨着社會運動和搖滾樂等的流行，影響了整整一代北美青年，艾滋病作爲一種“社會性瘟疫”，正是在這種“大潮流”下在北美迅猛傳播。

到了80年代初，隨着里根（Ronald Reagan）的上臺和“新保守主義”（雅皮士）思想、生活方式佔據上風，“垮了的一代”成爲明日黃花，不再年輕的昔日“嬉皮士”們開始反省、檢討當年的輕狂，以及由此所付出的代價，艾滋病這種致人死命、具有高度傳染性且當時沒有任何特效藥和確認有效治療方式的“社會瘟疫”也因此被曝光，併產生了社會恐慌效應。一些社會學家指出，80年代初美國社會風氣從放縱轉趨保守，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自1981年艾滋病曝光開始的“艾滋病大恐慌”也無形中起到了警示作用——“要瀟灑還是要性命”。

在這個時期死於艾滋的北美名人層出不窮，包括科幻小說一代宗師阿西莫夫（Issac Asimov，死於1992年）、著名網球運動員阿什（Arthur Ashe，死於1993年）、“嘻哈教父”Eazy-E（死於1995年）、著名塗鴉藝術家，號稱“垮了的一代形象設計師”的哈靈（Keith Haring，死於1990年），著名攝影師和藝術節寵兒梅普爾索普（Robert Mapplethrope死於1989年）、世界上第一位超模卡蘭芝（Gia Carangi，死於1986年）、著名好萊塢明星帕金斯（Anthony Perkins，死於1992年）……

他們“中招”的方式五花八門：同性戀伴侶間的肛交、無防護的性交、因輸血和輸液而感染或交叉感染、因吸毒共用針頭而導致的感染……在此期間，加拿大紅十字會爆發了舉世震驚的血庫血液污染案，據1989年12月14日加拿大官方公佈的調查結果，由於管理混亂，加拿大紅十字會所組織的輸血和使用污染血液製品在1986-1989的3年間共計造成全加拿大1250人感染艾滋病（另有約2萬人感染丙肝），1998年3月27日加拿大聯邦衛生部宣佈向受感染患者賠償12億加元，同年剝奪了加拿大紅十字會經營血站的權利，這次驚天大案的餘波至今尚未完全平息。

從“隔離檢疫”到“正常對待”

由於艾滋病疫情洶湧而來，一時間在北美造成極大恐慌，許多人開始有意無意疏遠、隔離和排斥艾滋病者和高危羣體，不和他們同行、同桌喫飯，甚至連握手都不敢。而於此同時，社會上各種似是而非的“預防知識”不脛而走，製造了一種人人自危的“隔離檢疫”氣氛，卻對實質性預防艾滋病並無裨益。

就在這種氛圍下，一些科普人士和公益組織開始勇敢地站出來，一方面普及正確的預防知識，包括普及避孕套，杜絕不安全性交，推廣一次性注射器和針頭，強化輸血、輸液和血站管理，禁絕有償輸血，等等，另一方面通過各種方面打消社會上流傳的某些“不必要禁忌”，一些名人主動走近艾滋病患者身邊，在鏡頭前和他們握手、擁抱，和他們共同參加公益活動，用行動告訴全社會，艾滋病並不可怕，雖然它暫時還是不治之症，但只要選擇正確的生活方式，採取有效的防護措施，“談艾滋而色變”是毫無必要的。

艾滋病疫情發現之初，北美社會同樣經歷了一段將艾滋病患者視作“墮落者”，認爲他們犯有“原罪”的過程，這一方面讓許多艾滋病感染者、帶菌者自慚形穢，惟恐公佈真相後在社會上遭到歧視，因此或自我閉塞，或諱疾忌醫。這不但令許多艾滋病患者和病毒攜帶者的身心健康的惡化變本加厲，也無形中加大了抑制艾滋病疫情傳播的難度——因爲你根本不知道身邊究竟誰是艾滋病患者和病毒攜帶者。

1991年，NBA著名球星魔術師約翰遜（Earvin Johnson Jr.）被確診成爲艾滋病病毒攜帶者，當他公開病情並宣佈將繼續籃球生涯後，昔日好友馬龍（Karl Malone）等公開反對他復出，新賽季寄前訓練時他不慎受傷流血，結果身邊隊友和對手球員一個個避之唯恐不及，巨大的壓力迫使約翰遜退出了新賽季。

阿什的患病和加拿大“血庫事件”，讓更多社會工作者意識到必須改變這一狀態：阿什並沒有所謂“放縱的生活方式”，他的患病是因爲心臟搭橋手術而感染，得知患病後他勇敢地公佈真相，並身體力行地投入艾滋病防治公益活動中直到去世，他死後被授予“總統自由勳章”，在很大程度上扭轉了當時社會對艾滋病患者的歧視。而加拿大“血庫事件”更無聲地提醒人們，“患艾滋病”並不一定和“生活方式墮落”有關，“羣體性歧視”於事無補，不會消弭、反倒可能放大對您自身安全的威脅。

在那之後許多知名人士都踊躍投入到艾滋病防治相關公益事業中，這其中既有自身患病者（如已故的梅普爾索普和仍然健在的約翰遜，都創立了基金會，資助艾滋病相關醫學研究，並積極投身公益，1992年約翰遜出版了《你可以爲艾滋病防治做些什麼》一書，並將所有版稅收入捐贈給艾滋病防治），也有和病症無關者，如比爾蓋茨基金會就多次向艾滋病防治和醫學研究工作捐贈鉅款，數額動輒高達數億美元。

成就和侷限

經過幾十年的努力，北美的艾滋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社會對這種“社會瘟疫”的看法也客觀了很多。

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DC）2017年發佈的報告顯示，2015年全美新的艾滋病毒感染病例爲38500例，比2010年（41800例）減少8%，2011-2015年平均每年發病率減少5%；加拿大艾滋病信息中心（CATIE）2017年發佈的報告顯示，截止2016年底加拿大艾滋病患者總數爲63110人，自2014年起新增2945人（增加5%），艾滋病毒感染率爲十萬分之一百七十三。這些數據都給人以樂觀的感受。

但這種樂觀只是硬幣的一面。

首先，特定人羣感染率居高不下，甚至有較大幅度回升。

簽署報告中顯示，美國艾滋病新感染者中男同性戀/雙性戀佔比高達67%，在男性患者中佔比高達83%；加拿大艾滋病感染者中有32762名男同性戀/雙性戀者，佔比高達51.90%，使用注射方式吸毒的癮君子高達10986人，佔比17.4%，9438名患者系來自艾滋病高危地區（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和加勒比島國）的新移民，佔比15.0%。很顯然，雖然輸血、輸液、性接觸和手術感染等傳播途徑得到較大程度控制，但同性戀、吸毒感染這兩個最早被發現的艾滋病疫情傳播途徑非但未得到有效控制，反倒隨着近年來北美LGBTQ羣體的聲勢浩大和“自豪化”（從非罪、非刑發展到平權甚至“特權”）有較明顯的抬頭趨勢。

對此美加兩國社會存在激烈的、兩極分化的爭論。

一派意見認爲，在艾滋病找到有效、易於普及的特效藥、特效療法和預防疫苗前，人們不應過於放任LGBTQ社區的“自豪化”，畢竟該社區是“高危性交方式”的高發地帶，任由他們保持和推廣其生活方式中某些不恰當、有助於艾滋病疫情傳播的特質，是不負責任的，同樣，對吸毒、尤其注射吸毒方式應予以取締和打擊。前加拿大總理哈珀（Stephen Harper，在任時曾停止聯邦政府撥款支持當時全北美唯一的、設在溫哥華市唐人街邊上的“毒品安全注射屋”，希望藉此迫其關閉）和美國現任總統特朗普（Donald Trump，他停止執行了諸如允許同性戀參軍等行政命令和立法，並堅持在美國聯邦層面禁毒）屬於這一派。

另一派意見則認爲，對LGBTQ社區“過於打壓”只能掩蓋、而不能解決矛盾，而針對癮君子傳播艾滋病，最好的辦法就是辦“安全注射屋”，爲他們提供“安全無害地注射吸毒條件”。加拿大現任總理杜魯多（Justin Trudeau，他上任後恢復資助“毒品安全注射屋”，原本全加拿大多年來就一座這種注射屋，自他上任短短數年來，僅大溫哥華都會區就已增至4座，他還成爲全球首位親自公開參加“同性戀自豪大遊行”的政府首腦）和美國前總統奧巴馬（Balack Obama，他曾推動允許同性戀者參軍）則屬於這一派。

如今在北美社會，這兩派相持不下，前一派聲勢更盛，但後一派得到許多“沉默的投票者”不聲不響的支持，博弈在各個環節持續進行着。2017年10月，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在州長布朗（Jerry Brown的推動下籤署“艾滋病傳播減罪法”，規定自翌年1月1日起將明知有艾滋病還和他人發生性行爲、輸血獻血等由原先（1988年法案）的重罪改爲輕罪，最高刑期由6年減爲半年，結果引發了激烈爭議，支持和反對雙方至今相持不下，並因黨派對立而變得複雜（布朗和支持他的多爲民主黨人，反對他的多爲共和黨人）。

兩國上述調查材料還顯示，非洲裔、拉美裔、來自非洲和加勒比島國的貧困新移民、難民，其感染艾滋病的比例不減反增，情況有越來越惡化的趨勢。許多北美社會學家指出，儘管自“雞尾酒療法”誕生以來，各種相關藥物、療法層出不窮，許多也的確效果不錯，但價格普遍“貴族化”，著名的體壇富翁約翰遜可以長期支付“雞尾酒療法”的費用，讓自己平安地活到現在，但中低收入者卻連一個療程的錢都支付不起。加拿大雖然是福利國家，但艾滋病治療的各種特效藥、特別療程，卻並不在醫保支付範圍內。

材料顯示，加拿大原住民艾滋病感染者佔艾滋病感染者總數11.3%，來自艾滋病流行國家的新移民中艾滋病感染者佔比高達13.6%，但這兩個人羣在加拿大總人口中的佔比分別僅爲4.9%和2.5%。

更令人憂慮的是，被公認最有效、也最少爭議的減少艾滋病疫情危害方法——科普，也並非做得天衣無縫。

前述CDC報告顯示，截止2015年底美國估計有1122900名艾滋病毒感染者，其中至少162500人不知道自己是艾滋病患者或艾滋病毒攜帶者，佔比高達15%。報告顯示，年齡越小的美國人，“不知情”率越高，在13-24歲組的艾滋病病毒攜帶者中，不知道自己身體狀況的比例估計高達51%。

前述CATIE報告顯示，2016年加拿大有9090名艾滋病毒感染者此前不知道自己感染了艾滋病毒，佔艾滋病毒感染者比例的14%。2017年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加拿大聯邦公共衛生署（PHAC）援引溫尼伯國家艾滋病病毒和逆轉錄病毒學實驗室（National HIV and Retrovirology Laboratory）主任桑德斯特羅姆（Paul Sandstrom,）的話稱，有1/5的加拿大艾滋病毒攜帶者和艾滋病患者根本不知道自己感染艾滋病毒，“與艾滋病毒傳播相關的行爲被高度污名化，這導致許多人本能迴避相關檢查”，尤以邊遠地區爲甚。一些專家希望採取諸如“幹血點採集”等“非侵入性技術”，更方便、更具隱私性地檢測艾滋病病毒，“把實驗帶到實驗室外”。

今天的北美，針對艾滋病防治的新技術、新療法和新藥物層出不窮，但成本和價格卻依舊居高不下，甚至水漲船高。而於此同時，那些“燈下黑”的另類和弱勢族羣、社區，卻依然是艾滋病的高危地帶。

2018年12月1日，又一個世界艾滋病日，美加兩國多個關注艾滋病防治的非政府組織再次站出來大聲疾呼：“艾滋病危機並非僅發生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它就在我們身邊肆虐，而我們卻對之視若無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