鎮國之寶，華夏獨有

【易學文化研究】 我所認識的“易經”（一）

《周易》新解

前 言

湖北·荊門史述穎

“易經古經”，這座珍貴的文化寶庫，經過一代聖賢孔老夫子作《傳》以後，就定格成現在的《周易》。這部《周易》，歷經了幾千年無數仁人志士的發掘。在這幾千年中，由於各歷史朝代的背景以及各仁人志士的思想狀態和文化底蘊的不同，所得出的結果也不盡一樣。在現今時代，我國《周易》研究的勢態如風起雲湧，各有識之士都在爲揭開這座中華古老的文化寶庫而努力奮鬥。

我自1992年接觸易學，二十多年來，我在命理、八卦六爻、易經哲理、奇門遁甲和環境風水等幾項中都做過不懈的努力探討。

1996年，我有幸得到了一本由吉林大學出版社出版的 金景芳 呂紹綱 合著的《周易全解》一書，開始了對易經哲理的研究。通過仔細研讀分析，我認爲《周易》的“古經”（“古經”也就是除去孔老夫子所作的《傳》：彖傳、大象傳、小象傳和繫辭上下傳等等等等 以後所剩餘的部分）其實是作者周文王所立的治國、治家和治理人心的指導性的策略和法規，其性質應該相當於現在國家的“憲法”以及各相關法律的作用。

“易經古經”上經三十卦講治國，下經三十四卦講治家。治國有體制、策略和步驟；治家有規則和條律，這些框框是屬於硬件範疇的東西，但是這還只是一個架構，這個架構還需要注入靈魂後才能夠形成活力進行運轉。這個靈魂是什麼？就是“人心”。“人心”有好有壞，如果注入的是好的“人心”，那就應該產生的是良性運轉；如果注入的是壞的“人心”，那所產生的可能是惡性運轉。所以“易經古經”裏還有一個最關鍵、最核心的內容：治理人心。

“治國、治家、治人心”三者並重，治理好人心是治國和治家的前提和保障。“易經古經”中治理人心的步驟是“自上而下”而不是“自下而上”的，即是要求領導階層從君王開始，以“謙”爲高尚道德品質的基點，自上而下深入到社會的每一個階層，使“國、家”的架構注入良好的靈魂，達到良性的運轉。

周文王的這部“古經”指導治理國家，周朝時代雖然其間也有過動盪，但終能使周朝立國八百多年。立國八百多年，這一數字在後來立國的歷朝歷代都是望塵莫及的。我國後來的各個朝代也都是用《周易》指導治國，最長朝代的立國年數也就在三百年左右，這是爲什麼？我認爲：是後來的仁人志士對“古經”沒有完全透徹的認識，“古經”的功能沒有得到完全的發揮。我認爲其原因是：周文王在羑里重新編定流傳後世的“易經古經”經文簡練而抽象，但它的精神實質內容，卻是由周文王向後代親傳口授，而後來代代親傳，並能尊崇執行，使“易經古經”的作用得到了完全的發揮。但在周朝結束之後，“易經古經”的精神實質內容一度幾乎完全失傳，華夏大地在混亂了上百年之後，由於孔老夫子的對“易經古經”作《傳》，並進行大力的遊說推崇，後來逐步得到採納運用。其後，曾經有了“不知易者不能爲將，不知易者不能爲相”的規矩，並且把“易經”文化作爲朝廷科舉考試製度中的一門重要科目，這個“易經”就是現在的《周易》。

《周易》的出現以至於後來歷朝歷代的尊崇重用，才使後來的各個歷史朝代立國的年數能夠達到兩百年、三百年，但還是遠遠趕不上週朝立國的年數。後來歷代的先賢也都一直致力於《周易》精神實質的研究發掘，我想他們也許是有與我一樣對《周易》的感覺吧！

同樣，本人的學術水平也有所限，恐怕也很難超越歷代仁人志士和聖賢孔老夫子。正因爲這樣，本人則採用避開他人理論的束縛，直接從“易經古經”入手，回到原點，尋找周文王的思想起點，以求達到最大程度的透徹認識。我這樣做，絕對不是不認可別人的東西，我只是想回到原地去尋找前人所遺失的而有更高價值的珍寶。但願我找到了，而且找到的東西還是對的！

我知道，揣摩周文王這位至高聖賢的思想肯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我們可以在反映和描述周文王人生風格的歷史典籍上尋求幫助。我現在所寫的東西有可能不如所願，但是，我選擇這個視野的高度應該不會錯，就是最大限度地提升自己的思想高度，達到最最高點。在這一點上，我對自己有一個起碼的自信。

最後，需要說明的是：我後面所寫的內容，只是到現在爲止對於《易經》研究的心得。現與易學同仁分享，希望能夠起到拋磚引玉的效果。

（本文於2013年12月21日刊登在本人“新浪博客·秀穎易學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