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命女人》三段不忠婚姻，揭開美國女性長達半個世紀的平權之痛
摘要：從60年代圍繞着丈夫生活，到80年代牽手LGBTQ羣體，到2019年開放性關係的探討，《致命女人》三段看似狗血的劇情其實向我們巧妙展示了美國女性的獨立發展之路，自我價值的挖掘、支持社會少數羣體的權利爭取、追求與男性比肩的經濟能力，最終追求的是無差別的男女平等之路。這個年代的女性其實是非常有活力的，不僅知道自己的個人價值，還有勇氣走到街頭去爭取自己的權利，她們和開始時的貝絲•安完全不一樣，更像是小三愛普麗那樣：不管文化程度如何，都堅持個人經濟獨立，勇氣嘗試新事物和走到社會活動中去，敢於追求被社會認爲是不穩定或不現實的夢想（歌手），而且願意非常主動地爭取機會。
豆瓣9.3高分美劇《致命女人》一開始就緊緊抓住觀衆的心：一棟房子三個不同年代的女主人貝絲•安、西蒙娜和泰勒，面對丈夫出軌，怎麼辦？暴打小三、一哭二鬧三上吊搞得雞犬不寧、狠心報復還是快刀斬情絲？
不同年代的女主角，隨着劇情發展，作出截然不同的選擇。
但她們的選擇，遠遠不止是個人決定這麼簡單。她們面對的不忠婚姻僅僅是大時代背景之下，在當時社會女性所遇到的千萬個問題中其中一個，在被男人背叛的背後，隱藏着整個社會對女性的壓抑和歧視。
《致命女人》選擇美國最爲典型的三個時期，60年代、80年代和2019，橫跨美國第二、第三次女權運動，藉助婚姻問題來講述身處其中的女性所面臨的社會和人生難題，從細微之處勾畫出一部完整美國女性獨立意識發展史和平權之路。
貝絲•安
西蒙娜
泰勒
60年代女人：習慣性固步自封對婚姻不忠，貝絲•安面的第一態度和反應是想辦法趕走小三，留住不忠的丈夫。她錯將外因當內因，治標不治本，後來果然發現，除了現任小三愛普麗之外，丈夫過往還出軌了無數次，其中甚至包括了自己非常熟悉的丈夫的助理。
貝絲•安面對的婚姻困境是典型的丈夫婚內出軌小三，她和羅布的家庭結構和兩性地位就是五六十年代美國社會普遍的中產階級家庭模板，丈夫不僅是家庭的經濟支柱，還在夫妻關係中佔據絕對的統治地位。
一開始的貝絲•安很明顯就屬於美國當時還未有獨立意識的典型女性代表，有着傳統的女主內式的婚姻態度和女性態度，生活重心全部圍繞着丈夫和家庭而展開，雖然年輕的時候追求過藝術（鋼琴），但因爲丈夫的一席話就輕易放棄。
這種情況你可以在無數個同樣背景的美國電視劇中找到例子，比如這兩年爆紅的《了不起的麥瑟爾夫人》，同樣是精緻得像油畫的髮型和妝容，輪廓分明的服裝剪裁（當然了，米琪是住在紐約上西區的猶太人，衣服自然要比貝絲•安更講究），同樣是丈夫婚內出軌。
《了不起的麥瑟爾夫人》第一季第四集
但在一些細節中，觀衆還是可以看出這種獨立態度是存在在貝絲•安骨子裏的，當面對質對鄰居家暴男就是其中一個非常好的例子。
一開頭，六十年代這條線給人的感覺是最沉悶、最沒有活力的，既沒有2019年三人行的刺激、也沒有80年代劉玉玲給人的驚豔感。
但若跳出貝絲•安的個人情況，環看整個美國五六十年代的大環境，你就會發現這條線的未來劇情發展非常值得期待。
因爲美國的五六十年代是一個相當活躍和開放的時代。二戰後經濟得到高速發展的美國，尤其以東海岸的紐約爲首，各種思潮不斷交匯碰撞，包括種族運動、反戰（越南/朝鮮）思潮、反文化運動等各類民權運動層出不窮。
與此相呼應的，是美國第二波女權主義的誕生和興起。
早在1949年，法國女權主義者西蒙•波伏娃發表了作品《第二性》被新一代女性奉爲經典，書中所提及的“女人並非生來就是女人，而是後天才成爲女人的。”對包括美國在內的第二次女權運動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
美國女性的獨立和平權意識進一步得到長足發展，在政治、經濟、商業、甚至文化領域上謀求更平等的待遇，其中不乏一些具有影響力的女性平權運動家（如簡•雅各布）、文學家（如哈珀·李，著有《殺死一隻知更鳥》獲1961年普利策獎）、政治活動家葛羅莉亞•瑪麗•斯坦能（Gloria Marie Steinem）（70年代創辦的《Ms.》雜誌在女權主義運動中豎起旗幟）……
更別提1964年獲得普利策獎的貝蒂·弗裏丹，她所寫的《女性的奧祕》一經出版便引起巨大的社會反響：
她將家庭比喻爲“舒適的集中營”，描繪了女性面臨的“無形的困擾”，號召婦女衝破家庭的束縛走向社會，結束對女性的性別歧視。
《女性的奧祕》
羅布及其對妻子的標準要求，就是貝絲•安所面臨的“無形困擾”。
這個年代的女性其實是非常有活力的，不僅知道自己的個人價值，還有勇氣走到街頭去爭取自己的權利，她們和開始時的貝絲•安完全不一樣，更像是小三愛普麗那樣：不管文化程度如何，都堅持個人經濟獨立，勇氣嘗試新事物和走到社會活動中去，敢於追求被社會認爲是不穩定或不現實的夢想（歌手），而且願意非常主動地爭取機會。
相比起愛情，她把事業和個人價值的實現放在更高的位置。
所以，在愛普麗的引導之下，貝絲•安慢慢走向一個非常令人驚喜的方向，獨立意識逐漸甦醒，意識到身爲一個女性，其實有着更多的生活選擇，在不知不覺間，她的生活重心也慢慢地向其他地方傾斜，而不是一昧地圍繞着丈夫，重新燃起對鋼琴的熱愛、放棄和丈夫看棒球賽而去選擇支持愛普麗的演唱首秀就是其中一個例子。
貝絲•安對丈夫態度的緩慢轉變，就是她獨立人格慢慢形成的過程。
和貝絲•安一開始竭力維護婚姻穩定不同，發現自己被騙婚的西蒙娜，選擇了和年僅18歲的湯米發展忘年戀，而這已經是她第三次婚姻。但同時，她又與丈夫卡爾保持着遠超夫妻關係的友情。
沒有任何一個女演員比劉玉玲更適合演西蒙娜這個角色，正如卡爾所說的，從走路的姿勢可以看出，她知道自己的魅力四射。
相較於五六十年代的活力四射，美國八十年代顯得有些慘淡和倒退。
在六十年代第二波女權主義運動的影響之下，美國女性的地位有了進一步的提升，包括1981年迎來了美國曆史第一位最高法院女性大法官，桑德拉•戴•奧康納。但在文化和生活的各個方面，仍然面臨着非常嚴重的隱形歧視。
桑德拉•戴•奧康納
在美國經濟衰退的大背景下，保守派藉機攻擊說女權主義者們所提出的自由議題應該爲美國經濟和社會道德敗壞負責。
與此同時，八十年代還是艾滋病爆發的十年，這其中不僅僅是一個疾病的發現和對抗的過程，其中還是參雜了LGBTQ的權利運動。女性平權團體因爲與性少數羣體站在同一陣線，進一步受到保守反同勢力的抵制。
與此同時，原來佔主流的“平等性女權主義”也遭受到新概念“區分性女權主義”的圍剿，後者認爲男性和女性不僅在生理上有差異，在思維模式上了存在着不同，認爲不應該用同一種標準來看待男女性，因爲兩者本來就不同，“平等性女權主義”只會讓女性向既有的男權靠攏，而不利於女性自身特性的探索。
“區分性女權主義”這個觀點本身是沒有問題的，也受到當時相當多的科學研究理論和實驗支持。但它有一個致命的危險就是，它極容易被傳統保守派加以利用和扭曲，從而阻撓男女平等的最終實現。
所以，劇裏西蒙娜和卡爾之間愛情靠邊、友情至上的劇情，並非只是腐女對“基友”/“基蜜”肥皂劇的不切實際幻想，而是對當時現實社會的一種集中反映，爲了追求平等權利，女性團體與LGBTQ團體站在了同一陣線上。
尤其是當劇情發展到卡爾患上艾滋病之後，劉玉扮演的西蒙娜所表現出來的無限度精神和實力支持，讓觀衆又心痛又心酸。
一對一關係中的嫉妒來得直接、強烈且“有理”，害怕被取代，害怕對方移情別戀；開放性關係中的嫉妒則顯得有些尷尬，既然都已經允許第三者的加入，承認嫉妒不就是自己打臉？
說嫉妒是2019年泰勒、伊萊和潔德的三人行劇情主線，一點兒都不爲過。
性社會學家Jillian Deri所寫的《愛的折射》裏就詳細分析了開放性關係中經常容易存在的妒忌問題，通過大量例子和數據，探討了一對一關係和開放性關係中妒忌情緒的不同形式。
在前者，妒忌多表現爲一方害怕被取代，對方移情別戀，在後者，身處三角甚至多角關係的個體更傾向於擔心自己關係質量的下降。
嫉妒在開放性關係中，存在一個悖論。
書中指出，嫉妒並不是一種天然性情緒，而社會習俗長年薰陶和影響的結果。
在一對一關係中，如果出現第三者，你（在習俗上）應該感到嫉妒，而在開放性關係中，與此相關聯的社會規則告訴你不應該感到嫉妒。
在新舊習俗的交叉影響下，這種新型關係產生了一個新的矛盾，第三者的出既讓你（實際）感到嫉妒，但同時又容易讓你接受這件事，因爲並沒有習俗去進一步強化你這種嫉妒。
這種關係和情緒的不對稱，必然就會造成行爲失控，泰勒和伊萊的決裂，就是最好的證明。
開放性關係在1970年在美國開始被廣泛討論，經美國近年統計，約有5%左右的人口曾經或正在有過開放式關係，如果沒有社會和文化壓力，願意嘗試開放式關係的比例將會提高8倍左右，男性比例遠高於女性。
新型伴侶關係的多樣性正在變得越來越豐富的同時，也帶來了現行婚姻制度侷限性的質疑。現代人對婚姻態度的轉變，就是開放性關係討論的一個延伸。
傳統（專偶）婚姻制度地位的下降，是和社會經濟結構的轉變、個體尤其是女性的經濟能力不斷提升緊密相關的。
隨着女性社會地位和經濟能力的不斷提高，男性作爲家庭唯一的經濟收入支柱的地位不再像以往那樣牢固，隨着家庭經濟結構的改變，兩性地位也隨之出現變化。
與此同時，以往作爲支撐社會穩定的家庭不再是社會的基本單元，隨着全球化經濟、尤其是第三產業、互聯網經濟的發展，每個人都擁有創造獨立且持久的經濟來源的機會，這一新的經濟現象也讓傳統的婚姻制度的經濟基石岌岌可危。
泰勒身在傳統的律師行業，收入穩定，伊萊是編劇，經濟不穩定但一旦劇本成功就會短暫性帶來大筆收入，作爲外來的潔德則完全無收入來源，三人的經濟狀況也成爲了這段三人行關係的基礎和各方態度轉變的關鍵。
泰勒作爲家庭收入的穩定來源，習慣照顧整個家庭，對有惰性和曾經有毒癮的伊萊也是像小孩一般照顧和容忍，但適當也需要放鬆，所以才和基本沒有經濟掛勾的潔德發展成爲了戀人；伊萊因爲毒癮重犯和突如其來的劇本成功帶來大筆收入，對過往泰勒的強勢有了一個過激的反應，而潔德在這裏就起來推波助瀾的作用。
泰勒、伊萊和潔德三人遇到的問題最根本性的起因就是現代經濟關係發展在社會道德上產生的一個新命題：當個人不再需要結盟（比如結婚）來保證生活質量的時候，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該如何向前推進？
從60年代圍繞着丈夫生活，到80年代牽手LGBTQ羣體，到2019年開放性關係的探討，《致命女人》三段看似狗血的劇情其實向我們巧妙展示了美國女性的獨立發展之路，自我價值的挖掘、支持社會少數羣體的權利爭取、追求與男性比肩的經濟能力，最終追求的是無差別的男女平等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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