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一束光

峯迴路轉，婁燁的新作《風中有朵雨做的雲》終於在本週上映了。

影片在上映兩日獲得3000多萬元已經打破婁燁以往的個人電影票房紀錄，不過由於作者電影的屬性濃厚，《風中有朵雨做的雲》依像婁燁以往的作品那樣不具有太多的商業娛樂性，主流觀衆仍很難去觀看這部小衆影片，婁燁也像賈樟柯、王小帥這些堅持藝術創作的第六代導演一樣，其作品離主流賣座的商業片依然有着很大的差距。

拋開票房的表現，《風中有朵雨做的雲》如今能夠在內地影院上映已實屬不易。畢竟在上映之前，《風中有朵雨做的雲》因爲影片內容觸及敏感的社會暴力拆遷而經歷了改檔撤檔等小插曲，而這番坎坷的經歷也讓外界關注到影片所觸碰到敏感的社會事件上甚至是那些根據社會事件改編的影片上。

實際上，在觀影娛樂消費的時代，那些敢於將題材深入到社會事件的創作者需要更多的勇氣，也要承擔着更多的風險。從某種程度上看，他們賦予影片的意義已經遠遠大於電影自身。而當下的國產電影也需要更多根據社會事件改編的影片，而不應該只停留《風中有朵雨做的雲》這一部影片上。

國產電影在題材上已很少去觸碰社會事件

雖然中國電影市場已經成爲全球第二大市場，電影產量和電影票房上迎來多個突破，但是卻很少有關注社會熱點事件的影片出現。

目前每年院線上映的國產片已經達到了三四百部，每年票房過千萬的影片也有100部左右，但根據社會事件改編的電影卻只有個位數，少的可憐。

對此，情報君對內地近五年根據社會事件改編的國產影片進行統計後發現，目前票房過1000萬的影片也僅有12部，平均下來每年還不到三部，這類影片的佔比可以說是非常低。

國產片在創作上很少觸及社會事件，除了有政策過審的因素，另一個主要原因是這類影片普遍票房不高，而即便是做成商業犯罪類型更爲成熟的《解救吾先生》《追兇者也》，其票房也基本上只有2億元左右，當然如果是娛樂性元素缺少的《嘉年華》，其票房只有兩千多萬元，票房往往也會更低。

雖然這些影片大多在票房上遇冷，但不能否認這類影片存在的價值，無論從主創上還是觀衆口碑上，這類影片的關注度都很高。從創作者來看，馮小剛、曹保平、陳可辛、忻鈺坤以及丁晟等導演也都紛紛參與這些改編於社會事件的影片的創作；而在口碑上，多部影片的豆瓣評分都在7分甚至8分以上。

創作者選擇從社會事件取材也多多少少反映出他們對於當下的密切關注，他們也更願意通過影片來與整個時代進行對話。雖然眼下是娛樂盛行的時代，觀衆也需要娛樂，但電影不能僅提供娛樂，電影也需要提供一個窗口，讓更多的觀衆從中看到自己，看到整個社會，甚至是看到整個世界。

此外，在對具體事件處理上，這些影片大致可分爲基本還原和藝術化改編兩大塊，前者更多的是對事件進行還原，如《親愛的》《失孤》《解救吾先生》，這類影片也都最大化的忠實了原型事件和人物本身；後者則是在原事件基礎上進行藝術化改編，影片與原型事件已經有很大的出入，如《我不是藥神》更多是對原新聞事件和人物進行加工，《我不是潘金蓮》在影片主人公命運和影片主題上也與原型事件有了很大的出入，《追兇者也》則是在敘事結構上進行創新，荒誕喜劇的風格與分段落的章節體敘事也讓影片的娛樂性和觀賞性大於原事件本身。

總體而言，當前根據熱點社會事件改編的電影並不多，拋開《風中有朵雨做的雲》因爲題材或內容上敏感而出現過審困難，其它根據社會事件改編的影片在票房上普遍不高，叫好不叫座是這類影片的一大特點。

如何看待社會事件改編電影？

改編社會事件的影片不僅很難獲得高票房，還要擔負着影片刪減甚至無法在內地上映的風險，不過這類影片的存在卻是檢測電影環境是否正常的重要體現。

畢竟即便是放眼到高度發達的美國電影市場，也不乏大量的改編真實社會事件的影片存在。

比如克林特·伊斯特伍德執導的《換子疑雲》就是根據真實的歷史事件“雞舍謀殺案”改編，導演在對這一歷史往事的還原的同時也揭露了執法者的腐敗，帕翠西婭·里根執導的《地心營救》則將礦工被困的真實事蹟搬上銀幕，此外諸如史蒂文·斯皮爾伯格執導的《貓鼠遊戲》以及今年奧斯卡熱門影片《綠皮書》也都有着明確的原型人物和事件。

那些根據社會事件改編的影片相比於那些爆米花大片更有意義，這是因爲這類影片在內容上更容易感染觀衆，甚至還能推動着社會的進步。就像《熔爐》引起社會各界對影片原型事件的關注更是促使了韓國“熔爐法”的誕生。

與這些國家的電影相比，我們雖然處於電影大國，每年的票房產出也很高，但能夠震撼人心的影片依舊不多。

回顧國產電影創作歷史，其實我們也有曾有過這類題材的創作。比較具有代表性的如李揚導演的《盲井》《盲山》與最新的《盲道》三部曲，其中改編自劉慶邦的小說《神木》的《盲井》直接來源於內地1998年三大特大礦洞詐騙殺人團伙案，《盲山》也是根據拐賣婦女的社會新聞改編，這幾部影片無論在國內外均取得很大的反響，只是遺憾的是這類影片因爲真實的揭露了社會的陰暗面反而成爲了地下電影。

目前，內地電影更多的是在追求快發展，市場做的更大，但題材多樣，關注當下纔是電影的“魂”，在向電影強國邁進中，國產電影離不開那些振聾發聵的影片。

而當下，內地電影人也需要時刻關注社會，關注當下人們的衆生相，也理應讓電影成爲社會的一面鏡子，書寫這個時代，進而推動着社會的進步。

就像歐美電影那樣，反映當下的社會事件不僅是電影人的使命，更是整個社會的訴求，而諸如奧斯卡、戛納以及威尼斯等國際電影節上的重大電影獎項多被這類影片獲得也說明整個環境對於這類影片的支持。

在情報君看來，在一個正常的環境下，電影和社會事件原型彼此可以形成良好的互動。

那些改編於社會事件的電影，具有先天的真實性，以及對於社會的洞察性，這類影片也更容易感動觀衆，引起其強烈的情感共鳴感。像《親愛的》，很多觀衆感受到影片的真實和藝術感染力，多多少少離不開原型事件的影響力。

而電影改編於社會事件也能讓事件本身走得更遠，產生更廣的傳播，帶來更多的關注度。像《我不是藥神》，在影片上映前，更多的觀衆並不知道“陸勇案”，然而這部影片的上映卻讓原型事件進入更多人的視線，也讓更多的人去關注到當前的看病貴等社會問題。

讓國產電影更多一些溫度

外表的華麗掩蓋不了內容的空洞，電影在創作上不應該丟掉“靈魂”，電影需要反映當下社會的真實面貌，去紀錄整個時代。

而這類更具溫度影片的產生離不開創作者和環境兩個方面。

對於創作者來說，電影主創本身要有溫度，要切實的感受到當下的社會生活，要有一顆敏感的心，對社會事件和民生要時刻關注，也只有這樣他們做出來的作品才能多一些溫度，才能讓觀衆有更強烈的共鳴感，才能引起他們對於社會的思考，進而推動社會的進步。

誠如陳可辛創作的《親愛的》，這種“打拐”題材的電影在其它商業影片面前並不具有優勢，也會揹負着更大的票房壓力，然而影片上映後引起的反響已足夠證明了這部影片的價值。

此外，對於整個社會而言，也需要給這類電影更大的寬容，也要敢於容下這些電影的存在。

反映民生的社會事件有時難免會有些敏感，而通過影片進行必要的藝術加工難免會促使觀衆對影片對社會問題甚至體制進行更多的思考，這種在敏感內容藝術手法上的處理有時也是必須的。而外界過度的干涉只能導致創作者遠離這些事件，帶來這類影片的缺失。

中國電影在實現大國到強國的轉變過程中，既要有大製作的工業化電影，也要有敢於觸碰社會現實電影的存在，前者是電影硬實力的體現，後者則是軟實力的體現。

所以，請讓國產電影再多一些溫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