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同龢在世时的士林评价为什么那么差？

满面忧国忧民，满口假仁假义。
满腹多忌多疑，满身无才无识。

这是一段在甲午战争后流行于京师士林的人物风评。所指的人物是谁？今天的国人如果仅仅从教科书上了解那段历史的话，可能会大跌眼镜。这风评说的是两朝帝师翁同龢。

在今日历史教科书中，翁同龢可是一个形象高大的政治家，他是两朝帝师，是清流领袖，是主战派，坚决反对投降，是维新人士的有力支持者。

这些说法从字面上来看，没有什么大问题。但评价历史人物，远不是非黑即白的脸谱化那么简单。后世许多人评价从甲午之战到戊戌变法，总认为主战派是正义的，主和派是懦弱的；帝党是维新的，后党是守旧的。而翁同龢站是光绪皇帝的老师，帝党中坚，自然也代表正义。

历史评价往往各取所需，以政治立场来取舍。而在当世时，时人对一个重要人物，更着重于他的人品，他的功过。

简而言之，翁同龢是甲午之战的重要推手。他如此做并非爱国，而是因为翁氏家族和李鸿章的私怨。据说是早年李鸿章在曾国藩幕府时，因为翁同龢之兄翁同书任安徽巡抚时，错用苗沛霖，而拟稿参劾，翁同书几乎丧命。他希望通过对日之战来消耗李鸿章的北洋水师。如果清廷赢了，他是主站第一大臣；如果输了，李鸿章的政治势力自然受到打击。

胡思敬《国闻备乘》有《名流误国》条，详述了翁同龢促成了“甲午浪战”

甲午之战由翁同龢一人主之。
同龢旧傅德宗，德宗亲政后，以军机大臣兼毓庆宫行走，尝蒙独对，不同值诸大臣不尽闻其谋。通州张謇、瑞安黄绍箕、萍乡文廷式等皆名士，梯缘出其门下，日夜磨砺以须，思以功名自见。及东事发，咸起言兵。
是时鸿章为北洋大臣，海陆兵权尽在其手，自以海军弱、器械单，不敢开边衅，孝钦以旧勋倚之。謇等仅恃同龢之力，不能敌也。于是廷式等结志锐密通宫闱，使珍妃进言于上，且献夺嫡之谋。妃日夜怂恿，上为所动，兵祸遂开。
既而屡战不胜，敌逼榆关，孝钦大恐，召同龢切责，令即日驰赴天津诣鸿章问策。同见鸿章，即询北洋兵舰。鸿章怒目相视，半晌无一语，徐掉头曰：“师傅总理度支，平时请款辄驳诘，临事而问兵舰，兵舰果可恃乎？”
同龢曰：“计臣以撙节为尽职，事诚急，何不复请？”
鸿章曰：“政府疑我跋扈，台谏参我贪婪，我再哓哓不已，今日尚有李鸿章乎？”
同龢语塞，归乃不敢言战。后卒派鸿章东渡，以二百兆议和。自是党祸渐兴，杖珍妃、谪志锐、罢长麟，汪鸣銮、同龢亦得罪去，謇及廷式皆弃官而逃，不敢混迹辇下。德宗势日孤而气日激，康、梁乘之，而戊戌之难作矣。

翁同龢的门生王伯恭在《蜷庐随笔》中的记述佐证了胡思敬之说。

是时张季直（注：即张謇）新状元及第，言于常熟，以日本蕞尔小国，何足以抗天兵，非大创之，不足以示威而免患。常熟韪之，力主战。合肥奏言不可轻开衅端，奉旨切责。
余复自天津旋京，往见常熟，力谏主战之非，盖常熟亦我之座主，向承奖借者也。乃常熟不以为然，且笑吾书生胆小。
余谓临事而惧，古有明训，岂可放胆尝试。且器械阵法，百不如人，似未宜率尔从事。常熟言合肥治军数十年，屡平大憝，今北洋海陆两军，如火如荼，岂不堪一战耶？
余谓知己知彼者，乃可望百战百胜，今确知己不如彼，安可望胜？常熟言吾正欲试其良楛，以为整顿地也。余见其意不可回，遂亦不复与语，兴辞而出。

“吾正欲试其良楛，以为整顿地也。”就是借刀杀人之术。借国事而报私仇，这样做无论如何称不上忠臣吧？

翁同龢能青云直上，固然和自己的文章之才有关，更与其门第昌隆相关。其父亲翁心存也曾是帝师，是大学士，门生故吏遍天下。当治国理政，文章之才并不是最重要的。翁同龢一辈子呆在中枢做官，教导小皇帝，历任各部侍郎和尚书，却没有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那样带兵打仗、任一方封疆大吏的经验。他脑子活，会来事，却心胸狭隘，嫉贤妒能。

官场公认这位翁师傅“好延揽，而必求为己用，广接纳而不能容异己”。对崭露头角的官场新秀和才华出众的年轻人，他一副礼贤下士的面目，延揽为自己所用。如对同乡张謇是这样的，对力主变法、名声甚著的康有为、梁启超亦是如此。甲午战败后，很难说他真心赞成变法，只是当时变法维新已成共识，各方所争论的是如何变。翁同龢以惯用的手法，笼络这一浪潮中的士林领袖，抢占话语权和人事权。说来说去，就是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

如果说翁同龢给李鸿章使绊子，是因为两家有宿怨，还可以理解。甲午战败，李鸿章替整个帝国背锅，因之失势，一意主战的翁同龢仍然身居中枢，炙手可热，而对政坛上影响越来越大的另一位大吏张之洞打压排挤，足可见其人品。

张之洞任两广总督时，中法因越南的控制权而爆发战争，这场战争是鸦片之战后清朝军队少有的一次佳绩，可在报销军费时，主政户部的翁同龢处处刁难。随着张之洞声望日高，有让其入军机之议，翁同龢担心张之洞进了军机，削弱自己的权力，大力阻挠。张之洞的《广雅堂诗集》中有一首《送同年翁仲渊殿撰从尊甫药房先生出塞》。药房先生即翁同书，被曾国藩参劾后，本来判了斩监侯（死缓），后来改为流放伊犁；翁仲渊即翁曾源，翁同书次子，翁同龢之侄，同治二年中状元，这一科的第三名即探花是张之洞。可见两家交情匪浅。在辑录诗集时，翁、张已经交恶，张之洞在此诗下自注：

药房先生在诏狱时，余两次入狱省视之。录此诗，以见余与翁氏分谊不浅。后来叔平相国（注：翁同龢字叔平）一意倾陷，仅免于死，不亚奇章之于赞皇，此等孽缘，不可解也。

这等于一个大佬公开吐槽另一个大佬，张的幕府劝他将这段删去，以免引起风波。张之洞坚持己见，将这段注释保留，可见其心中之愤怒。

翁氏作为，可以说辜负了太后，也辜负了皇帝。所谓“后党”“帝党”，原来并不泾渭分明，慈禧太后对翁氏父子是相当信任的，否则怎么把亲儿子和嗣子同治帝、光绪帝都交给他教导？作为帝师和大臣，他本应该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极力弥合母子之间的矛盾，特别是对年轻气盛的皇帝进行劝导，而不是相反。

若没有甲申易枢——1884年（光绪十年）4月8日，慈禧发布懿旨，将以恭亲王奕訢为首的军机处大臣全班罢免的事件，恭亲王仍然在中枢主持大政，翁同龢的势力起不来，很可能就没有甲午之祸。对翁同龢这个人，恭亲王看得清清楚楚。马勇先生于《戊戌政变的台前幕后》一书中写道，恭亲王临死前对来探视的太后和皇上叮嘱要提防翁师傅。

对于翁同龢，恭亲王根据自己多年共事与了解，以为他不仅一味夸张，力主开战，一错再错，以致十数年之教育、数千万之海军（注：应该指数千万两银子打造的海军），覆于一旦，不得已割地求和，将国家从甲午战前的坦途引领到现在如此危险境地，列强乘此机会大有瓜分中国之势，德据胶澳，俄租旅大，英索威海、九龙，法貰广州湾，此后相率效尤，不知何所底止？所谓聚九州之铁不能铸此错者，都是翁同龢误导之过。至于翁同龢的人品，恭亲王也相当瞧不起，他告诉皇上和皇太后，此人“居心叵测，并及怙权”，如果不对他进行防制，将来一旦他与康有为等人联手，必将祸及大清王朝。

恭亲王的遗言，以及其他大臣的进谏，加上光绪帝本人的认识，终于让皇帝做出决定，驱逐翁师傅。1898年6月15日，变法刚刚拉开序幕，是日为翁同龢的68岁生日，皇帝对他下了一道旨：